2018年8月，单向街公益基金会发起了“水手计划”。这一文学活动旨在帮助青年创作者们重新发现世界，单向街公益基金资助他们海外旅游，并协助、指导他们的创作，直至推广、展览他们的最后成果，力求把新的全球想象带到汉语写作中来。而刚刚出版的《单读24•走出孤岛：水手计划特辑》便是这一“水手计划”的首次完整结集，展示了第一批水手的创作成果。
参加首次“水手计划”的有五位作者——刘子超、柏琳、曾嘉慧、冯孟婕、郭爽，他们于2019年分别前往帕米尔高原、萨拉热窝、日本长崎、摩鹿加群岛和东南亚数地，用文字和影像的方式记录当下生活的切片，也成就了特辑中的5篇长文。经出版社授权，澎湃新闻私家地理发布其中刘子超的《帕米尔公路和瓦罕山谷》，以及柏琳的《萨拉热窝无消息》两篇文章的节选，供读者先睹为快。
《单读24·走出孤岛：水手计划特辑》；吴琦/主编；上海文艺出版社；2020-5-1
帕米尔公路和瓦罕山谷：第五章
撰文：刘子超（作家，译者，旅行者。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先后供职于《南方人物周刊》《GQ智族》、牛津大学路透新闻研究所。现自由写作。著有《午夜降临前抵达》《沿着季风的方向》，译有《惊异之城》《流动的盛宴》。）
第二天上午，星期三开着他的二手帕杰罗来接我。这车是他从杜尚别买的，花了一大笔钱——他一整年的收入。结果，他一坐到方向盘后面就显得过分谨慎，好像刚拿到驾照的新手。
开了一段后，我发现他其实是在虐待这辆车。他不习惯换挡，哪怕车速已经很快了，他却始终保持二挡。发动机愤怒地悲鸣着，他就更加慌乱了，鬓角冒出了汗珠。好在威朗村不远，只有二十多公里。他把我放在村口，长吁一口气。他说要去检修一下这辆车，他认为引擎出了问题。
我打听到，佛塔就在村后的山上。一条小路穿过田舍、果园，绕过溪水，到了山脚下就戛然中断。我抬头仰望，看到佛塔立于一座峭壁之上，必须沿着将近60度的陡坡爬上去。我手脚并用，开始攀爬，阳光烤得我满头大汗。山上全是大大小小的碎石，一不小心就会造成一场小型滑坡。几次滑坡后，我有点手足无措。我在半山处找了一块可以勉强立足的地方，琢磨接下来该怎么办。
就在我进退维谷之际，住在山脚下的一个小姑娘跑了上来。她看到我的无助，冲我挥了下手，让我跟着她爬。她只穿着一双旧拖鞋，却轻盈似鹿，在山石间跳跃着。她不时回头，看我跟上没有。虽然脸上有阳光灼伤的斑点，但五官却惊人的清秀。多亏有了她，我在陡峭的山石间，看到了一条路。快要登顶时，她伸出手，把我拉了上去。
佛塔呈方形，共五层，外围有土墙围护。小姑娘指给我看塔顶一块印有“足迹”的石头，据说那是释迦牟尼的脚印。我们站在那里，站在风中，俯瞰瓦罕山谷，远眺兴都库什。阳光倾泻而下，照耀万物，一切都仿佛亘古未变。想到眼前的风景也是玄奘大师看到的，我顿时觉得这里多了一份意义。
玄奘路经此地时，佛塔还未坍塌。他说，庙中有石头佛像，佛像上悬挂着金、铜制成的华盖，装饰着各种珍宝。当人们绕佛而行时，华盖也会随之旋转，神妙莫测。一千三百年后，寺庙和佛像全都不见了，只有佛塔的遗迹兀自伫立——这里早已不再是佛教的世界。
下山后，我想请小姑娘去村里的小卖部喝汽水。可是她会错了我的意思，把我带到一处泉水旁。她心满意足地看着我灌满了矿泉水瓶，然后挥了挥手，连蹦带跳地回家了。
我回到威朗村，在小卖部买了一瓶俄国啤酒，然后坐在路边的大树下，等待下一程的顺风车。我拧开瓶盖，泡沫从瓶颈冒出来，沿着瓶身往下流，在地面的浮土上砸出几个小坑。啤酒不够凉，但光是能避开烈日，已经让我心情舒畅了。
帕米尔高原上最遥远的定居点布伦库勒 刘子超 图
几个无所事事的当地青年凑了过来，问我去哪儿。他们没车，也不知道行情，只是纯粹出于搭讪的乐趣，漫天开个高价，压根没想做成这笔生意。看出这点后，我就装聋作哑，继续喝我的啤酒。他们终于觉得无聊，就任我坐在那里，继续四下游荡了。
我想，如果等不到顺风车，我就在村里住一晚。这里有小卖部，有落满尘土的零食，有不太冰的啤酒，足够我 度过这个夜晚了。没想到刚过了半个小时，一辆破旧不堪的拉达就开了过来。车上坐着三个当地女人，镶着金牙。司机穿着脏兮兮的夹克，可相比他的车，已经干净太多了。
这辆拉达或许十年前就该报废，但却在这个世界的角落顽强地活了下来。车身锈迹斑斑，车内落满灰尘。没有收音机，没有窗户摇杆，没有仪表盘。一切接线全都裸露在外，有故障就能当场修理。这么一堆拼凑起来的废铁，竟然如此坚固耐用，看样子连汽油都不用加，只需撒一泡尿进去就能开到目的地。
我问司机去不去兰加尔(Langar)。他正要往那边走。我问多少钱。他报了一个价，当地人的价，低到可以忽略不计——我暗自庆幸自己的好运。
三个当地女人兴奋地挤到最后一排，把副驾驶的位置让给我。拉达车叹了口气，咳嗽了两声，哆嗦了几下，颤抖了一阵，开动起来。我坐在车里，却能体会到骑在马上的感觉——那可不是花几百美元包车能感受到的。
有外国人坐在车上，司机好像底气更足了。他戴上墨镜，点起香烟，一手搭在窗外，像一个开着跑车兜风的纨绔子弟。我们经过路边人家时，他故意减慢车速，以一种漫不经心的姿态抬一下手指，而外面的人看到车里居然坐着外国人，全都瞪大了眼睛。
司机把我放在兰加尔的一家民宿前，说主人是他的亲戚。这多少解释了他愿意低价把我载到这里的原因。拉达调转车头，突突响着，屁股吐出一股黑烟，飘然而去。黑烟过后，一个骑着小毛驴的少年缓缓走过来，向我招手。两侧都是光秃秃的石山，石块就像远古动物的遗骸，暴露在光天化日下。黝黑的牧羊人赶着黄羊在石头间移动。兰加尔，在突厥语中就是“野山羊”的意思。
男主人朝我大喊一声——这时我正要走进隔壁家的大门。他戴着一顶瓦罕小花帽，身材高瘦。一说话，我就闻到一股伏特加味。我细看他的面容:脸颊皮肤松弛，带着微红，眼白发黄，有血丝。
他领我进入他家的院子，客房位于侧翼，与他和家眷住的房子分开。走廊上摆着两张旧沙发，地毯磨得卷了边。房间是斯巴达式的，被单和枕套上全是破洞，像遭了几场虫蛀。兰加尔是瓦罕山谷中最后一处定居点，再往前走就是帕米尔高原的无人区，因此我不打算挑三拣四。
这时，男主人卷着大舌头说，女儿刚从苦盏(Khujand)归来省亲，晚上举家庆祝，请我务必参加。男主人走后，我打开行李，换上干净的T恤。几个当地小孩趴着窗户往房间里看。我突然冲过去，张开五指，吓他们一吓。这可让他们措手不及，全都尖叫着四下逃走。
离晚上的派对还有一个多小时。我来到院子里，与一个正在悠然闲逛的年轻男子攀谈起来。他歪戴棒球帽，眼窝深陷，蓄着胡子，举止有点吊儿郎当。他告诉我，他是男主人女儿的表哥，今晚也是他在瓦罕的最后一晚。明天一早，他就要动身奔赴莫斯科，继续工地上的搬砖生活。
在俄国旅行时，我经常看到中亚长相、穿着橘红色背心的建筑工人。我知道他们是塔吉克人，可从来没机会和他们交谈。
这时，表哥从身上摸出一本护照，上面写着他是“塔吉克人”，但他认为自己是“帕米尔人”。
“两者有什么区别?”
“你很容易看出塔吉克人和帕米尔人的区别，”他说，“在俄罗斯，塔吉克人喜欢行贿，而帕米尔人从来不这么干。”
说这话时，他的神色颇为自豪。“为什么会这样?”
他说，因为帕米尔公路的存在，帕米尔人更熟悉俄国的“生活方式”，因此也比塔吉克人更适应俄国的生活。在苏联时代，帕米尔获得了更多的特权和物资供应，有很多科学家来到这里，帕米尔人的俄语也说得更好。独立后，同信仰逊尼派的塔吉克人不同，帕米尔人信仰伊斯玛仪派。阿迦汗四世关心这里的发展，兴建了大量学校和基础设施。相比西部的塔吉克人，帕米尔人反而更具现代意识。
“此外，我们挨着中国。”他说，“中国的商品要通过帕米尔公路运进来。”
他的意思是，帕米尔虽然地处边缘，却有中心之感。加上紧邻中国，未来大有可期。这个理论我虽是第一回听说，但好像也不无道理。
说话间，表哥掏出一个小小的、卷好的塑料袋，里面装着暗绿色的药草。他捏起一小撮，压在舌根与下唇之间。我也捏了一小撮，学他刚才的样子，压在舌下。药草受潮湿润之后，下颚瞬间就麻木了，接着整个人天旋地转，如同迎头挨了一记闷棍。看到我这副反应，表哥哈哈大笑。
我回到房间，足足躺了半个小时，才从药劲儿中缓过来。此时，夕阳余晖洒满房间，窗外传来孩子们的笑声。
布伦库勒 图 刘子超
“我在这里做什么呢?”我想起作家布鲁斯·查特文(Bruce Chatwin)的天问，体会着这句话背后的戏谑感。然后，我想到，晚上的派对已经开始了。
我走到主人的屋外，只见门口横七竖八地躺了十几双鞋子。房间同样是瓦罕传统样式，有五根廊柱，墙上挂着精美的手织挂毯。此刻，茶水已经泡好，大口茶碗放在地上。 地毯上摆着各式干果、茶点、沙拉和大盘抓饭。有人拉着手风琴，表哥打着手鼓，回来省亲的女儿穿着华美的服饰。房间被人的气味熏得暖烘烘的，人们在乐声中翩翩跳起瓦罕“鹰舞”。我坐在角落里，喝着茶，看着眼前的一切，感到一路的辛劳都是值得的。
跳舞的人既有亲戚朋友，也有附近的邻居，还有邻居家的两个漂亮小女孩。一个穿着红色连衣裙，一个穿着蓝色连衣裙，有模有样地学着大人跳舞。
我走出房间时，天色已暗。那个穿着蓝色连衣裙的小姑娘跟了出来。我们听不懂对方说话，但能用眼神交流。从地图上看，兰加尔在瓦罕山谷的最东端，过了这里，地势就变成幽深的峡谷，而喷赤河从峡谷中奔流而出，形成一片平缓的河滩。是不是能从那里走到阿富汗一侧呢?
我拉着小姑娘的手，向那个方向走，想去看个究竟。喷赤河捕捉了最后一道光束，大山比白天更显澄清。我知道，沿着峡谷逆流而上，就能到达萨尔哈德(Sarhad)，又称连云堡，那是唐朝大将高仙芝击败吐蕃军队的地方。
河滩那里果然通向阿富汗，但有一座营房。荷枪实弹的塔吉克士兵看到了我们，做出警告的姿势，然后朝我们小跑过来。小姑娘使了个眼色，我们转身往回走。走了一段后，我回头瞭望，发现士兵并没有真的追过来，这才放慢脚步。
迎面走来一个抱着孩子的女人，是小姑娘的母亲。聚会结束后，她发现女儿不见了，于是抱着儿子出来寻找。看到我们在一起，她终于放心了。她把儿子往地上一放，把他的小手也塞给我，好像在说:“你喜欢就给你了!”
就这样，我突然喜得一双儿女，实在福气不错。我一边一个，拉着他们的小手，走在荒凉世界的尽头。
萨拉热窝无消息：“东西文化交界线”的两端
撰文：柏琳（原《新京报》资深记者，现为独立记者，写作者。主要关注后南斯拉夫时代的巴尔干半岛现状、新民族主义和新民族战争等问题
我是一个来自东方的旅人，每天在萨拉热窝的城市街道穿行，我相信，如果一个来自西方的游客与我共享一种类似的行走路线，那么他也将和我分享一种类似的恍惚。这种恍惚感是空间层面的，它看上去是如此漫不经心和理所当然——城市如同一个狭长的梭子，安插在群山环抱的带状平原上。从东端延伸到西端，从奥斯曼帝国时代的土耳其街区巴什察尔希亚(Bascarsija)，可以轻松自如地散步到奥匈帝国时代的费尔哈蒂亚(Ferhadija)大街。没有任何障碍，只在两条街道交接处的地面，用白漆鲜明地画有一条“东西文化交界线”(Sarajevo Meeting of Cultures)。交界线中心有两个箭头，一端指着东方，一端朝向西方。不远处墙上挂着一面用玻璃框裱起来的说明图，八种语言表达相同的寓意:这个标记象征着萨拉热窝的和平、共存、包容。
铁托酒吧一角 图 柏琳
从东方跨到西方，从西方回到东方，在萨拉热窝，只需要穿过这条宽度不过50厘米的交界线。从前，我们想象了无数种方式去打破东西方的壁垒，便捷的交通工具，畅通的互联网，资本主义的全球市场，意识形态的理念渗透，文化风俗的交流传播，每一种尝试无不需要察言观色、讨价还价、你退我进，无不需要付出人力与物力的心血，乃至眼泪与生命的代价，无不需要漫长的磨合与妥协。而萨拉热窝，只用一道白漆画的线就完成了。 每天，人们在这条线两边来来往往，稀松平常地完成从东方到西方的穿梭。
交界线的东边望向伊斯坦布尔，奥斯曼帝国风韵犹存，巴什察尔希亚街区人声鼎沸。在萨拉热窝的黄金时代，巴什察尔希亚曾经是整个巴尔干地区最大的贸易中心，密布上万店铺，人们从威尼斯、杜布罗夫尼克慕名来到此地做生意。从奥匈帝国强占萨拉热窝的那一刻开始，这里走向衰败，地震和火灾轮番销蚀它的容颜，从外部进入的全球资本市场体系带来大量的舶来品，老城老街的手工艺受到巨大打击。二战后它差一点被政府夷为平地。虽然这片街区是土耳其人留下的印迹，这印迹不可避免地带上压迫和占领的象征，但是萨拉热窝市民舍不得这块土地，他们选择了重建。
过去400多年里，人们在这里以物易物，赶集，买卖自家碾磨的咖啡粉，挑选伊斯兰风格的刺绣挂毯和洁白的几何钩花窗帘，去那条叮叮当当的铜匠街（Kazandziliuk），买下老手艺人打造的铜质咖啡壶、烛台、餐具和首饰盒。此外，波黑女人一直喜欢佩戴铜质饰品，沉重发亮的铜首 饰，在耳垂、在手腕、在修长光滑的脖颈间，会发出清脆的碰撞声。波斯尼亚穆斯林女人的头巾色泽鲜艳，佩戴时并不会带来压抑的感觉。这些穆斯林女性，她们和时髦的 金发女郎或棕发女郎一起在街上漫步，她们和她们是朋友，是邻居。
巴什察尔希亚街区代表奥斯曼帝国统治时代一种独特的宽容气氛。在萨拉热窝这个“欧洲的耶路撒冷”，当时的奥斯曼帝国统治者显示出一种超乎寻常的治理智慧。只要保证穆斯林享有尊贵地位这个前提，基督徒和犹太教徒依然拥有自己的教区，虽然不允许建新的教堂，翻新和修葺旧教堂却可以进行，天主教、东正教、犹太教都拥有自己的律法，可以按照自己的方式来处理教区内的争端。波黑虽然被来自东方的穆斯林统治了400多年，却依然不能被称作一个伊斯兰国家。
此刻，我坐在巴什察尔希亚广场上的一家小甜品店，一边吃着一种波黑甜点——覆盖了厚厚一层核桃仁和蜂蜜的奶油蛋糕，一边和店长轻松地聊天，“宗教不是一个问题。我不讨厌塞族人，但他们指责我们是土耳其人，不，我们不是。我们是波斯尼亚人，和塞族、克族是巴尔干的兄弟”。店长严肃地说英语，同时给我递来两块甜得牙齿根发酸的土耳其软糖。
米利亚茨河岸上的拉丁桥，为一战前夕奥匈帝国王储夫妇遇刺地点 图 柏琳
现在是下午3点半，冬令时的巴尔干半岛，太阳走到西边。我正坐在旧土耳其街区的甜品店里，吃土耳其式的波斯尼亚点心。就在几个小时前，我还在西边的费尔哈蒂亚大街上吃披萨，喝可口可乐。费尔哈蒂亚大街一路向西，马路变得开阔笔直，土耳其式的低矮暗红木板房屋不见踪迹，取而代之的是厚重高大的西式建筑，它们是教堂、商店、银行、购物中心、航空公司和政府大楼，浓郁的西欧巴洛克风格的雕花刻满大楼的每一处棱角，天际线越来越高，费尔哈蒂亚大街的心里徘徊着维也纳的影子，是奥匈帝国统治时代留下的欧洲。
吃披萨的餐馆在天主教的圣心大教堂（正式名称是“耶稣圣心座堂”，Sacred Heart Cathedral, Sarajevo）右侧，教堂前的空地摆满欧式咖啡馆小巧的露天座位。那时我喝着 冰镇的玻璃瓶装可乐，眼睛盯着教堂门口那座白铜铸就的教皇若望·保禄二世(Pope John Paul II the Great)的雕像，几个穿着牛仔裤和连帽衫的小伙子坐在雕像底座下抽烟。后来我记得，教堂顶端报时的钟声响了，戴头巾的女孩和披散金色波浪长发的女孩，同时仰起了头，望着一群白鸽 扑棱棱滑过教堂顶端对称的古铜色十字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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