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历六年九月十五日（公元1046年10月17日）午时两刻已过，京西南路邓州花洲书院山长斋舍，知州兼山长范仲淹刚刚讲学归来。
老管家福伯给他打水净手后，马上送上中午的饭食。范仲淹囫囵吞咽着食物，脑中却还在回想着先前春风堂上与学生们关于“君与民”、“忧与乐”的思辨课，味蕾传来的信息反倒被脑神经无情过滤了。
范知州这种心不在焉、食不知味的日子其实已经好几天了，造成这一切的始作俑者却是其同年兼好友滕子京不久前送来的一封书信——准确地说，是一封催稿信！
前几天，范仲淹收到岳州知州滕子京鸿雁来书。滕子京在信中介绍了他在岳州府采取的兴学、重视农桑、开埠重商等治政措施及其取得的初步成效，末尾则旧话重提，再次拜请范仲淹为其主持重修、即将落成宴客的岳阳楼作记，期以达成“显”洞庭山水、“久”岳阳楼宇的目的。
读完来信，范仲淹心头久久不能平静：
他不由记起上年冬天也曾收到一封滕子京辗转寄予自己的书信，该信中详细写下了其打算重修岳阳楼的目的与实施计划，信末也是请求自己帮忙为之作记，期望能借助自身的官场威望、文坛名声来帮岳阳楼做宣传，提高名望。
但他直到现在都还没有落笔动工，主要是心中顾虑重重：首先，当时他正为政敌所迫，自请以参知政事任河东、陕西宣抚使，主动游离朝廷中心，极力淡化自己在中央的影响；其次，其时滕子京到任岳州仅一年有余，其政绩未显，范仲淹更是身处边关军营，对其政绩了解实在有限；再次，身无所定，则心无所归，贸然行文，可能无法满足滕子京凭该记让岳阳楼声名远扬的目的。
而在自己贬官邓州后，竟然再次收到滕子京的催稿书信，范仲淹却从中看清两件事：其一，滕子京还是自己记忆中的那个豪爽重义气的同年好友滕子京，并没有因为自己政坛失意而远离避嫌和另结高枝；其二，滕子京当前的处境比较艰难，其想做的事儿不少，但得到的支持却很少，能求的、可求的朋友更不多！
范仲淹不由无声长叹：是啊，作为自己的忠实拥趸和死党，滕子京是受自己牵连，才被那帮御史处心积虑搜罗黑材料从戍边功臣给打成“贪污犯”的。虽然自己出面在皇帝面前极力作保，他还是被一步步贬到了蛮荒之地——岳州做了一个戴罪贬官的巴陵郡守！他的处境又如何能好呢？！
每次想起这些糟心事，范仲淹的心头就无法抑制地涌起对好友的阵阵愧疚和对自己前途命运的种种不甘，同时，被他强行封印心底不愿触及的如烟往事又一桩桩、一幕幕地浮现在了眼前。
二、从基层搭档到边州抗夏的亲密战友范仲淹与滕子京是大中祥符八年（公元1015年）在京城开封赶考时相遇相交的，因两人境遇（皆是早年丧父）相似、志向相同，当时二十七岁的范仲淹和二十六岁的滕宗谅想谈颇为投机；后来两人一同通过大宋的科举考试考中了进士，成为同年后的两人关系更是亲善，尔后还相偕同游青阳长山和九华山。
踏入仕途之初，范仲淹被朝廷任命为广德军司理参军，滕宗谅则被任命为泰州军事判官，做的都是基层的小吏，但两人都能恪尽职守，做得尽心尽责。
五年后的天禧五年（公元1021年），范仲淹调任泰州西溪盐仓监。经他推荐，滕宗谅于天圣元年（公元1023年）任职泰州从事，直到天圣四年（公元1026）范仲淹因母逝辞去兴化知县回家守丧，两人一起在泰州知州张纶手下同郡为官长达四年。在范仲淹担任兴化知县主持修筑捍海堰期间，滕子京更是多有出力，并表现出惊人的魄力和才干，为兴化范公堤的最终完工贡献良多。
范仲淹复出后，在宰相晏殊的关照下回京城任职，历任秘阁校理、陈州通判、苏州知州、权知开封府等职。范仲淹得势之时，也不忘在泰州配合默契的好友滕宗谅，义不容辞地把他举荐进京。但是这对诤友都是刚直不折之辈，皆多次因秉公直言得罪太后、皇上或者其上司，所以一直在官场上起起伏伏，虽然官声不错，却一直未获重用。
宝元元年(公元1038年)，原本名义依附大宋的党项族首领李元昊自立称帝，独立建国，国号为“夏”（史称西夏）。碍于天朝颜面，宋仁宗不光不肯承认夏国的地位，且于当年六月下诏削去李元昊官爵，并悬赏捉拿他。
李元昊为此勃然大怒，为逼迫北宋朝承认西夏的地位，宝元二年他率兵十余万进犯宋境，并于三川口大败宋兵，集兵于延州（今陕西延安市）城下。由此，两国之间爆发了长达三年之久的第一次宋夏战争。
由于宋朝军事体制方面的原因，战争初期西夏进攻势不可挡，北宋节节败退，后面虽有大将许德怀使计击退了夏军的攻击，但兵、民及财物各方面都损失很大，宋夏边境对峙中北宋处于被动防守的不利局面。
为应对西夏的威胁，宋仁宗于康定元年（公元1040年）任命夏竦为陕西经略安抚使，用韩琦、范仲淹为副使，共同负责迎战西夏的事务。范仲淹到任后，很快就看到西北边境各州的种种弊端与不利，不免忧心忡忡，夙夜难寐。为改变不利局势，他再次向朝廷推荐自己的好友滕宗谅，不久，滕宗谅被任命为泾州（今甘肃泾川北）知州。
范仲淹的知人善用很快得到了证明。庆历二年（公元1042年），西夏李元昊再次举兵进寇，并在定川寨一役大败宋军，导致西北形势糜烂，沿边郡县震恐不安。而滕子京则临危不乱，他一边动员泾州城中百姓上墙守城，一边又招募勇士，侦察敌情，檄报邻郡使之做好防守准备。在得到自庆州赶来的范仲淹援军后，一举解除了泾州之危。
可以说，大宋没有丢失更多的城池、子民和牲畜，范仲淹与滕子京这对昔年的学友、现时的战友绝对是功不可没！
三、以打促和，宋夏停战并达成庆历和议泾州保卫战之后，宋夏双方在战争中互有胜负，各自的消耗都很大。
尤其是西夏方面，由于国土面积较小加上李元昊好大喜功，四处征战，导致民间贸易中断、物价快速上涨，国内百姓困苦不堪，厌战情绪日益高涨；同时，夏与辽也是矛盾重重，随时有开战的可能。
基于上述种种原因，宋夏两国决定弃战议和（当然，战争的主动权一直掌握在西夏手中，大宋则是被动应战）。经过重重谈判，两国达成和约，史称“庆历和议”。
和约条款主要包括：夏向宋称臣并取消帝号，元昊接受宋的封号；宋夏战争中双方所掳掠的将校、士兵、民户归还对方；战争中夏方占领的宋朝领土以及其他边境蕃汉居住地全部归属宋朝；宋朝每年赐给西夏银5万两，绢13万匹，茶2万斤；另外，每年还要在各种节日赐给西夏银2.2万两，绢2.3万匹，茶1万斤。
总体来看，北宋通过破财消灾的方式，“赢回”上国的脸面和收复战争失地，其实并无“胜利”可言，但由于有宋一代，对战辽、夏、金差不多是有败无胜，基本是靠割地、岁贡延续国祚的，这次能够通过谈判收回栲栳、镰刀、南安、承平等大量失地，在宋仁宗及满朝大臣眼里，这就是实实在在的胜利。
范仲淹在经略西北期间，采取“屯田久守”的方针，坚持以守带攻，并主持修复大顺城等戌边城寨，有效巩固了西北边防；同时，他精选将帅、大力提拔军队将领，发掘培养了狄青、种世衡等一批北宋名将，并训练出一批强悍敢战的士兵。因此，他在西北边境虽无战场上的酣畅大胜，但极大地稳固了防御形势，对宋夏议和起到促进作用。
四、庆历新政，滕、范先后遭贬庆历三年(公元1043年)，西北战事稍停，范仲淹便被急于改变国家现状的仁宗召回中央，先被任命为枢密副使（相当于国防部副职），不久又被任命为参知政事（相当于副宰相），仓促间发起北宋有名的“庆历新政”（其间，范仲淹规劝仁宗不要操之过急，但仁宗不接受），着力推行“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等十项行政改革。
因为这些改革触犯了当时权贵阶层的根本利益，遭到了天下整个权贵集团的联合抵制。反对势力为了打击范仲淹，首先便是从他的死党、继任者滕子京（当时滕子京已凭泾州保卫战之功，接替进京的范仲淹任庆州知州）身上下手，利用当时的军事体制弊端成功把他塑造成“贪污犯”，有力打击了改革派的士气，矮化了范仲淹在仁宗心中的形象。
庆历四年（公元1044年），由于新政反对势力为达到目的无所不用其极，不惜伪造书信离间仁宗与改革派，导致仁宗态度摇摆，新政也就无法继续实施，出于“丢车保帅”的目的，范仲淹自请出京，贬官地方，至次年，仁宗下诏把庆历新政十项改革全部废黜。
五、笔落惊风雨，雄文传千古官场如戏，人生如梦。恍惚之中，范仲淹用罢午饭，竟然顺着书院的林间小道鬼使神差般步入了春风堂！顿时间，官场的风风雨雨、人生的起起伏伏悄然隐去，午前与学生们思辨的一幕幕闪现眼前，尤其是自己对于学子所问“忧乐观”的回答尤为铿锵：“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此刻，范仲淹犹如神魂归位，先前几天囿于心头的愧疚、不甘及顾虑等种种负面情绪悄然而去，对国家社稷、对前途命运、对家人朋友的多番思量慨然而合，竟然有语于嘴边不吐不快之感！于是他拿起讲台上的毛笔，奋笔疾书：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具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属予作文以记之。
予观夫巴陵胜状，在洞庭一湖。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此则岳阳楼之大观也，前人之述备矣。然则北通巫峡，南极潇湘，迁客骚人，多会于此，览物之情，得无异乎？
若夫淫雨霏霏，连月不开，阴风怒号，浊浪排空，日星隐曜，山岳潜形，商旅不行，樯倾楫摧，薄暮冥冥，虎啸猿啼。登斯楼也，则有去国怀乡，忧谗畏讥，满目萧然，感极而悲者矣。
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而或长烟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跃金，静影沉璧，渔歌互答，此乐何极！登斯楼也，则有心旷神怡，宠辱偕忘，把酒临风，其喜洋洋者矣。
嗟夫！予尝求古仁人之心，或异二者之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噫！微斯人，吾谁与归？
我笔书我魂，一文尽我意。向余心之向，九死犹不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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