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48年12月12日开始。人民解放军东北野战军6个纵队和华北军区1个纵队向平津塘急进。至20日，东北野战军3个纵队分别占领唐山、军粮城，咸水沽、杨村、杨柳青等地，割断了国民党津塘间联系，包围了天津。
而接下来的便是政治与军事并重的，今天我所知道的北平和平解放谈判时期，但当时，国民党华北最高军政长官傅作义认为自己依然有实力，虽有保全黎民不再受战火之苦，保全北平城这座历史古都不被炮火蹂躏之心，但与中共谈判之中，自己的要价过高，如建立华北联合政府，而自己的军队并不是起义或者说投诚，而是由他设想中的他和中共一起建立的华北联合政府来指挥等等。这一切，导致北平和平解放谈判一波三折，自1948年12月15日起到1949年1月21日上午，反反复复总体来说进行了三次。而每一次的过程中，中共及中共军队摧枯拉朽的军事与政治胜利，都让傅作义震惊不已。
尤其是在最后一次谈判期间中，曾被国民党政府和傅作义视作固若金汤的天津城，在中共平津前线司令部的指挥下，迅速、果敢的完成了对天津城的解放，此役也成为我军历史上最为干净、利落、精确的城市攻坚战。这一战彻底打掉了傅作义的幻想，北平城彻底成为了一座孤城，20多万守敌完全在解放军严密包围中，傅作义已经没有什么讨价还价的筹码了。
其中天津攻坚战发起前有个小插曲，很多人都已经知道：
傅作义和当时作为其全权代表的邓宝珊都很明白天津能否守住对北平的和谈是何等重要。傅作义曾经给天津守军最高长官陈长捷说过这样的话："你们打好仗，就好办，要能打才能和。坚定守住，就有办法。"当时，邓宝珊刚到谈判地点，负责和他谈判的中共著名军事将领聂荣臻直接了当地告知，此次谈判不包括天津，只谈北平。也就是说，中共下定决心要军事解决天津问题。那么天津能坚持多久，对于邓宝珊这边的谈判也就至关重要。邓宝珊问道："请问，你们用多长时间可以打下天津？"
林彪毫不犹豫地回答："三天。"邓宝珊也算是久经沙场的老将了，对林彪如此干脆地回答十分惊异。攻打天津这样的大城市只要三天？他难以相信。他说："恐怕30天你们也打不下来。"对于他的这句话，林彪未予回答。
久经沙场的邓宝珊的确没有想到，林彪并未对其打诳语，不到三天，中共军队拿下了天津。确切地来说，只用了29个小时。
让邓宝珊更想不到的是，同样的异曲同工的问题曾经在林彪与刘亚楼之间也有过对话，这段话也被载入了军事史册。1949年1月，东北野战军参谋长刘亚楼任平津前线司令部参谋长兼天津前线总指挥，具体指挥天津攻坚战役。林彪要求刘亚楼从发起总攻到解放天津只有三天，不料刘亚楼胸有成竹的军中立誓，三十小时内拿下天津。军中无戏言，刘亚楼作为直接指挥作战的一方战役统帅，登临了军事生涯的高光时刻。
天津战役是平津战役中最重要的军事行动，也称为天津攻坚战，是以战斗消灭拒绝和平解放的敌人的战例，后被毛泽东总结概括为“天津方式”。
29个小时攻占天津，歼敌13万，平津战役中攻打天津的战役，被称为解放战争中最利落、精准的城市攻坚战之一。从今天回顾历史的眼光来看，这战争史上的奇迹与战略部署周密、战术指挥得当、前线将士浴血奋战不可分割。
而让林彪，刘亚楼有如此底气将胜利的时间不加掩饰地告诉对手，并且以“宜将剩勇追穷寇”的气魄，将解放天津的军事行动如行云流水一般，一气呵成，这就是因为刘亚楼手上早就握有了最新版的国民党最绝密的天津城防工事图，天津陈长捷守军的一举一动，可以说，完全在平津前线司令部的眼皮底下。
这胜利的基石中，最厚重的一块应该归属于天津隐蔽战线的前辈们，没有他们的数年经营，傅作义的华北国民党军队倚仗着从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都在不停加固加重的天津城防工事的抵挡，天津的解放和随后而来的北平和平解放还可能会产生波折。也许，生灵还会在炮火中遭受更多的不幸，而这一切忧虑，在一场29小时的天津攻坚战后，烟消云散。
1948年12月，中共天津隐蔽战线中潜伏在国民党天津工务局的老资格的情报员张克诚，开始想方设法获取新的天津城防图。不久，他发现工务局工程师常学诗手里握有一份重要图纸，正是最需要的天津城防图（重要部分）。于是，张克诚找准机会在常学诗去找工务局局长，忘记把图纸收起来之际，果断地将图纸收走，并带回家中，和表弟李天祥一起描摹。为避免灯光暴露，他用被子蒙住了窗户。
但是，由于图纸过于复杂，两人描了一整晚也没完成。经一番权衡后，张克诚决定将图纸留下暂不送回。次日，张克诚正常上班，发现常学诗到处找东西，便问在找什么，常学诗未吐实情，于是张克诚便知其一时半会不会向上级汇报丢失图纸这一情况。
经过两晚的通宵复制，终于复制完成该图。最终，这份新的城防图被辗转交到担任过华北军区侦察科科长的乔兴北手中，在天津战役前呈报给东北野战军参谋长刘亚楼。张克诚建国后曾任三线军工企业国营157厂（西南玻璃厂，位于四川）首任厂长。
而坐落在今天天津红桥区的平津战役纪念馆里，有一套珍稀的馆藏，老式的保存完好的德国进口绘图仪。这后面又是一个关于天津城防图图纸的天津隐蔽战线历史传奇。
谁也没想到的是，这套由各种圆规，金属笔组成的绘图工具，就是天津战役胜利的定海神针。它的主人叫麦璇琨，曾是国民党天津城防图的主要绘制者之一。让国民党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如此要害的军事文件制作者，正是潜伏在其城防心脏里的中共天津隐蔽战线中的中共党员。而正是这份城防图，为刘亚楼指挥如何攻打天津的战略战术安排提供了最可靠的依据。
1923年出生的麦旋锟，早在日占天津时期，就是进步青年，其1941年18岁还在燕京大学上学时，受受中共隐蔽组织的委托，就曾翻译过斯诺的《西行漫记》中的部分内容。
1946年6月，国民党反动派悍然撕毁停战协定发动内战。在战火还未烧到天津时，天津市国民党政府市长杜建时就决定在日占时期修筑的碉堡基础上修建更强的城防工事。所谓“九河下梢天津卫”，天津地势低洼、河网密布，自清末起，因防洪灌溉和排污之需便挖了多条河道，这为修建工事提供便利。杜建时主持修建的城防工事南北长12.5公里，东西宽5公里，全长42公里。天津护城河宽5米、深3米，沿护城河修筑碉堡400余座，市内纵深修筑小型碉堡千余座，环城围绕铁丝网和电网。
1947年7月，经过了考验和考察，麦旋锟正式加入中共。与此同时，他也成为了国民党天津城防工事第八段工程（湾兜至八里台段）的工程员（相当于该工段的现场总监工）。
面对着国民党当局大兴土木，加固，新建和完善天津城防工事，时任中共地下组织中共天津市政工委书记王文源随即指示麦璇琨要利用工作之便，设法绘制一份全面反映敌军全市城防工事的图，越全面、越详细、越准确越好，以便带到解放区去。
接受了如此重大的任务，麦璇琨开始收集各类工程图纸，既要避开国民党特务的监视和审查，又要将工事图按照要求越详尽越好，可谓困难重重。但麦璇琨还是想尽办法集齐了十个工程段的全部施工图纸，开始着手整个天津城防图的绘图工作。但在其收集的图纸中，全市城防全图只是一张绘有城防线位置粗略的小比例示意图，很不精确，也没有标注市区街道。各段的施工图则比较准确详细，比例较大。这两种不同比例的图纸无法重叠在一起，所以要准确反映全天津市城防的情况，必须要亲自绘制一张新图。
于是，麦璇琨找来一张比例适当的天津市区街道图，用做基本图。今天珍藏在平津战役纪念馆里的这套绘图仪开始大显身手了。麦旋锟首先将该图的主要内容，如主要市区街道、铁路、河流、堤埝、桥梁等描在一张透明的描图纸上。然后再将收集来的标有城防线位置的图纸和实际情况，按不同比例套在上述描好的纸上。再次将各个碉堡的实际准确位置标注在城防环线上，并用大中小圆圈来区别碉堡的不同类型。第四步，在这条城防线之外和长方形图框之内的空白地带，画上这城防线上土方工程的横剖面图，其中包括壕沟的上口、下底、深度、两边坡度及堤埝的高度、顶宽、内外坡度及人行道、交通道等的详细尺寸。最后他还在其余空白地方画上城防线不同类型碉堡的立面图、平面图和断面图，这些图都是从现成的施工图纸中按不同的比例缩小后画在空白处的。
这一切今天纸上说来短短的几行字，而在当年残酷的环境下，一次次的校对，一个个黑夜和黎明，无数的汗水和事无巨细，精益求精的完成党交给的任务的精神，非笔墨能道也。在当时的某天中午，就发生这样一个意外，天酷热，麦璇琨躲在自己的小工作间里，正画得汗流浃背，一位监工推门而入，麦璇琨一时来不及收拾绘制了一半的图纸，监工就径自走了过来，低头看着桌上的图纸说：“老兄，这是干什么呀？是不是想学张松献地图啊？”“献地图？”麦璇琨心里一惊，马上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说：“嗨！别开玩笑了。我说，老兄你的婚事准备得怎么样了呀？”婚事正是这位监工最头疼的话题，麦璇琨及时地转移了监工的注意 力。三句玩笑两句哈哈将这个紧急情况遮掩了过去。
图绘制好了，如何安全地送到解放区？天津隐蔽战线开始了神奇的接龙交通。而且是在负责传送的每个交通手上都不知晓手中情报的情况下，胜利的完成。
麦璇琨将绘制好的最终城防图交给了王文源。王文源找到他领导的地下党员、隐蔽在天津市地政局测量队任绘图员的刘铁錞。二人一起来到天津西北角大伙巷街的大众照相馆，找到由刘铁錞单线领导以照相馆经理为身份掩护的地下党员康俊山。王、刘二人要康俊山尽快将该图拍成照片冲洗出来。康俊山连夜将此用大张硫酸纸绘制的图纸分解成4片，各缩拍成8英寸照片，又经过化学处理，消失了表面的图像，裱糊在两张12英寸大小农村老年夫妇照片的后面。查看时只需先将裱在一起的像片，用清水浸泡，轻轻地将每张照片剥离，然后用显影液浸泡照片，图像就可以清楚地再现。
康俊山马不停蹄地将城防图制成了特殊照片，再立即交到王文源手上，王文源又随机将照片送到在小刘庄以开设自行车修理铺作掩护的地下交通员赵岩（人称“十四爷”）手中，要他立即送往解放区。送两张农村夫妇的照片到解放区？赵岩很奇怪，但工作的特殊性告诉他绝对不能多嘴，只知道这两张照片很重要。他一路奔波，坐火车到静海县陈官屯下车。富有经验的赵岩，在出卡子口时，镇静地应付了国民党军队的盘查，当夜住客店时把包袱压在头下枕着，一夜也没睡踏实。转天一早赵岩坐上一辆大车奔向沧县，再转向泊头镇。一路上再遇国民党军队的盘查、甚至是土匪抢劫，但都被有着丰富经验的赵岩化解，最终将照片交给了城工部天津负责人杨英，顺利完成送图任务。
赵岩并不知道自己在那场解放自己家乡的伟大战役中，起到了如此重要的作用，直到1977年的某次老友聚会上，老领导王文源突然说了一句：“赵岩立过大功！城防图就是他送出去的。”这才恍然大悟。
1991年，天津党史办的陈德仁将王文源、刘铁錞、麦璇琨、康俊山、赵岩五人聚集一起，令人想不到的是，同在隐蔽战线中，为了同一个任务，这五人中竟有三人那天是初次见面。而时隔半个多世纪后，五老将他们各自工作的片段串联起来，这才知晓当年运送天津城防图的完整过程。
1996年7月16日，麦璇琨当年绘图用的绘图仪被平津战役纪念馆珍藏。而当年，在这套绘图仪笔下那些点、线、面，圆图案所组成的天津城防图，正是林彪，刘亚楼敢于向中央保证，敢于向对手放开，并且夺取战役胜利的最为关键的底气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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