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英国开始世界上最早的电视广播。之后，美国、苏联、法国、意大利、西德和日本等十多个国家相继有了电视广播。至上世纪50年代中期，全球已有500多个电视台，4000万台电视机。
但是，直到1958年，我国的电视广播还是空白。为了改变这种落后局面，国家决定发展电视广播事业。当时的电子工业主管部门—第二机械工业部第十局把研制电视发射中心设备的任务交给北京广播器材厂（即761厂）承担，把研制电视接收机的任务交给国营天津无线电厂（即712厂）承担。从此，揭开了我国电视工业的发展的序幕。
天津无线电厂接受研制电视接收机的任务后，为了尽快攻下这个课题，立即组织成立一个电视机试制小组，由黄仕机担当产品主持设计师，此外还有对无线电接收技术较熟悉的老工程师王克中和钱瑞芬，有对机电设计经验丰富的老技术员黄现培，有担负仪器设计的技术员吴公超，有对电路调试比较熟练的技术员龚行健、工人杨茂林和冯佩如等人负责开展电视机的研制工作。8个人接受了这个任务后，喜忧参半，喜的是工厂领导对他们的信任，把如此光荣的任务交给他们；忧的是心中无底，能否在短时间内完成这个艰巨的任务，没有把握。当时大家认为电视技术是一门高深的新学问，老的技术人员没有学过电视理论，解放初期毕业的新技术人员也没有上过专门的电视课。而且负责研制的几个人都没有见过电视机，参考资料少得可怜，更谈不上对电视机的了解，研制工作感到无从下手。在既无理论基础，又缺乏感性认识的情况下，8个人认为只能靠边干边学习，由外行变内行。他们勇敢地承担这个艰巨而陌生的任务，决心迎难而上，全力以赴，为开创我国电视工业而奋斗。
1957年下半年正处在“大跃进”年代的前夕，研制组的成员斗志旺盛，雄心勃勃，信心百倍。那时中央广播事业局的广播科学研究所正好有刚从捷克斯洛伐克学习电视理论回国的工程技术人员，参加北京广播器材厂的电视中心设备的研制工作，工厂为了使小组尽快了解和掌握电视机的设计技术，立即派黄仕机和几位工程技术人员去北京广播器材厂了解和学习电视发射中心设备的研制工作。他们利用此机会，边学习边考虑电视的设计。在此期间，他们还多方收购出国人员带回国内的苏联“记录牌”“先锋牌”电视机，作为样机分析研究。1957年底，二机部十局局长刘寅到苏联参观访问时，带回来几套苏联新型的“红宝石牌”电视机散件，提供给天津厂进行研究。此外，二机部十局根据苏联专家在华顾问组的建议，从苏联订购了一些新型的“旗帜牌”电视机样机、散件和资料，也提供给天津厂参考研究。所有这些样机、散件和资料，对研制小组了解和掌握电视机的设计和工艺技术均有较大的帮助。他们对各种电视机的电路、结构、元器件性能、外观造型和使用维修的方便性等进行了认真的分析比较，消化吸收它们的优点，并在此基础上考虑制订自己的设计方案。
经分析，研制小组发现苏联“红宝石牌”电视机是一种设计要求较高的产品，其电路结构也较复杂。而苏联“旗帜牌”电视机的电路设计较巧妙，结构上较简单，工艺性较好，性能也好，很适合于他们借鉴参考。但研制小组仍觉得国外电视机的设计不完全符合我国国情。我国电子工业配套水平与国外尚有较大的差距，许多电视机用的元器件和材料还没有发展和生产，不可能照抄国外样机的设计。要在短时间内拿出国产的电视机，他们必须自力更生，走自己的路，才能适合本国的国情，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
经过紧张的研究和技术准备，1958年初，研制小组确定了电视机的设计方案。根据我国当时的元器件配套能力、工艺加工水平、使用维修方便等国情考虑，设计了一个电视接收和调频接收两用、单底盘组合机芯结构、通道和扫描分开供电、采用国产电子管器件、控制旋钮设在前方的电视机方案。方案确定后，开始进行分块试验。由于缺乏实践经验，一切都需从头摸索，所以工作中遇到的难题是很多的。例如各部分电路有哪些特殊的性能要求，它们之间的关系如何分配和匹配、各部分如何能独立设计和试验等等问题，都需要自己考虑解决。但研制组的工程技术人员和老师傅们的工作热情非常高涨，试验室经常灯火通明到深夜。当时既没有电视专用仪器，又没有开始广播的电视信号用以检查电视机的实际接收质量，只能靠一般的简单仪表来进行试验，往往测试某个电视宽频带的特性就得逐点频率进行，费时又费力。大家在条件如此差的情况下，潜心钻研，艰苦攻关，排除一个个困难，在失败中总结经验，解决了许多关键技术问题。例如大电流磁偏转技术、超高压产生和绝缘技术、电磁干扰隔离和屏蔽技术，以及电视图像和伴音质量的高保真技术等。这些技术大多是国内首次接触的，几乎都要经过许多次失败后才逐步得到解决的。电视机中有一个马鞍形的偏转线圈，它是一个比较难制造而又要求较高的零件。试制车间50多岁的姜仲元老师傅，为了完成这个精密的零件，带病坚持工作，并特地去配了新的老花镜。他看着这个形状古怪的线圈，日夜琢磨，在没有任何图纸资料的情况下，姜师傅和技术人员想尽了各种方法，反复试验，效果均不满意，而且压制时漆包线容易折伤。失败一次接着一次，眼看时间一天天地流过去了，但总不成功。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请教了在厂的苏联工具设计专家齐尔奈克，他正在忙着收拾行李，已决定次日离厂回国。但专家还是很热情地接待了姜师傅，并答应当晚想一下。第二天一早，专家果然提出了一个办法，姜师傅根据专家的启发，结合自己屡次失败的经验，重新修改了工具，终于完成了这个关键零件的试制任务。像这样艰苦奋斗取得成功的例子，举不胜举。
研制组负责的电路设计、结构设计、仪器设计，经与有关试验人员、老师傅一起，夜以继日地奋战了两个月，终于胜利完成了分块试验工作。第一台试验电视样机在1958年3月初装配出来了。
但这台样机的试验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曾出现了许多预想不到的问题。其中最突出的是电视机特有的电磁干扰图像。针对样机在性能和结构上存在的问题，他们全力以赴，群策群力，采取了各种有效措施，终于在3月中旬把样机存在的问题解决了。这样，我国第一台黑白电视机终于诞生了。
样机虽然装配出来了，但是大家心情仍很紧张，担心这第一台电视机的实际接收效果，担心能不能一次试验成功。
3月17日晚，我国电视中心在北京第一次试播电视节目的时刻到了。
在天津厂试验大厅一共摆着两台电视机，一台是苏联电视机，一台是他们的电视样机，成功或失败，一经对比，便见分晓。他们怀着十分紧张而激动的心情，凝神屏气地注视着他们心血和汗水灌注的结晶—我国第一台试验电视机。晚上7时整，在他们的电视屏幕上准时出现了广播员清晰的图像和洪亮的声音，图像和声音的质量与苏联电视机完全相像。此情此景，大家无比兴奋，流出了激动的泪水。随后，电视上播送动画片，生动活泼的画面使在场观看的同志乐不可支。最后播放电影片，大家感到如同在电影院一样愉快地欣赏影片。当晚电视节目播送完毕后，在场的领导和参加研制的同志互相握手致意，祝贺我国第一台电视机试制成功。长期彻夜不眠地进行攻关的技术人员和老工人，都从这一激动场面感受到了极大的欣慰，看到了半年多来付出的辛勤劳动换取的优异成果。大家都为自己能在研制成功我国第一台电视机的创业中贡献了自己的力量而自豪。
第一台电视样机试验成功后，工厂立即组织全厂有关的研制和生产部门，乘胜前进，提出要在“五一”劳动节前生产10台电视机向毛主席和党中央领导献礼。为此，厂领导向全厂职工发出了动员令，设计、生产、加工等有关部门数百人全力以赴，其余部门大开绿灯，只要是涉及赶制电视机任务的工作，都放在各项任务的首位，畅通无阻。战斗的号令一经发出，全厂职工怀着为国争光的激动心情积极投入到这场突击战中，领导亲临前线，实行工人、干部、技术人员三结合，昼夜不停地连续奋战。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终于在“五一”前夕赶制出15台电视机。这些电视机的前脸儿边框都喷涂了高贵喜庆的金黄色，前脸儿下方贴有“献给毛主席和党中央领导”的字牌。
4月30日上午，天津厂党委书记张珍和厂长吴新、副总工程师施复言及研制组的黄仕机、冯佩如等，携带着10台电视机来到中南海向毛主席及党中央献礼。当时由谭震林副总理代表毛主席和党中央接待了他们。当他们念完贺词，把电视机献上后，谭震林代表毛主席和党中央感谢天津厂工人阶级发奋图强，自力更生，研制成功我国第一台电视机，为国争了光，并鼓励他们再接再厉，为发展我国电视机工业继续努力。天津厂参加献礼的同志们为能代表广大职工以优异成绩向毛主席和党中央领导献礼而感到十分光荣和激动，大家纷纷表示，今后要用更好的成绩来报答毛主席和党中央对他们的关怀。
为了鼓励研制出我国第一台电视机的国营天津无线电厂，国家特以首都“北京”的名字命名该厂生产的电视机，这就是“北京牌”电视机的来历。这样，在天津诞生的“北京牌”电视机填补了我国电视工业的空白，揭开了我国电视工业的发展的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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