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粮票退出历史舞台，买粮吃饭终于不凭票了；中国人告别了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也迎来了香港和澳门的回归；90年代，市场经济的力量开始释放，物质产品开始极大丰富；人们开始关注房市、股市，财富积累凝聚人心，文化生活丰富多彩。用1999年赵本山小品的话说：“纵观世界风云，风景这边更好！”
“大哥大”和“BP机”
90年代初，摩托罗拉出了一款像砖头一样大小的手机，学名叫800兆移动电话，民间管它叫“大哥大”。为啥这么叫？本报记者了解到，当时港产警匪片里的黑社会老大常拿着一个砖头似的玩意儿，冲着它恶声喝叫，很神气也很牛气。那块砖头似的电话也就被称为“大哥大”。
当年，“大哥大”绝对是身份象征，拥有者差不多全是各界显要人士：包工头、大老板或者是当年第一批下海淘金的股民。哈尔滨人秦先生说：“那时候上商场、下饭店，啥话也不说、啥事也不做，先把大哥大拿出来往桌上一放，胜过千言万语，绝对地显摆！”黄宏、宋丹丹春晚小品讽刺的“移动电话就要移动着接”，绝对是当时的真实写照。
本报记者了解到，当时人们月收入从百元至千元不等，但“大哥大”每台售价却要3万多，加上入网费，每台4万多，黑市价更高达5万，通话费也十分昂贵。货源也少，基本上都是从香港过关的进口货，没有相当过硬的关系，即使有钱也不一定买得到。
“大哥大”出现不久，BP机作为它的小兄弟，也进入了人们的生活。从数字升级到汉显，一部BP机加上入网费等要花2000多元，“有事您呼我！”曾经是最时尚的告别语。走在大街上注意观察，那些满街飞奔找公共电话的，大多数是腰挎BP机的主儿。
《公关小姐》带热“一步裙”
90年代初，赶时髦的女人都有好几条“一步裙”。所谓“一步裙”，顾名思义，就是穿上之后两条腿只能张开差不多一步那么大。这种裙子短而紧，对身材要求颇高，后来发展成办公室女性的职业装扮。当时中国电视剧市场刚开始兴起，电视剧《公关小姐》在全国掀起了收视热潮，剧中女主角的着装也成了观众竞相模仿的对象。“一步裙”随之风生水起，当年的哈尔滨，满大街都是上面穿着又宽又大的短袖上衣，下着窄小“一步裙”的女人。
昂贵的专卖店和便宜的外贸店，是90年代年轻女性们选购服装分化的两极。一位老哈尔滨人回忆：“90年代初基本上都叫‘服装专卖’，到了1997年、1998年变成了雅戈尔专卖、杉杉专卖、李宁专卖。中央大街上有一家佐丹奴专卖，从90年代一直开到现在。”
当年，不管是做生意的个体户、官员还是企业老板，都流行丝光棉或涤纶短袖上衣，下摆收进西裤里，腰间皮带上别着一个硕大的皮质手机套，胳肢窝里夹一个真皮公文包。
“专卖店”的热潮一直吹到21世纪。电影《疯狂的石头》里没出名的黄渤攥着自己的衣领喊道：“牌子，班尼路！”2009年走红的小沈阳，也调侃了一下90年代的专卖店：“出名了仍要慢慢发展，看看我穿的这身衣服，啥，你说我这大红配大绿不好看，别瞧不起人，我的衣服都是从专卖店买的！”
体型裤让全体女性共同“发烧”
90年代初，全国风靡一种黑色的“健美裤”，咱们东北人管它叫“体型裤”。1992年1月23日，《文汇报》报道：“让冬季也能展示腿部时装的魅力，一种内裤外穿的裤子开始流行于今冬街市，街道上男男女女大都穿着这种款式别致，无论站立走动都显得十分挺拔的健美裤。”
体型裤让当时的女人们共同发烧，凡女性莫不“人腿一裤”，再后来，菜市场卖菜的大妈、嫂子与小姑娘也都穿上了体型裤。体型裤在经历了七八年的流行后，悄然退出了历史舞台。
网上有一篇文章写得很有意思：“在那个一阵风的年代，不是什么流行都能带来美感的。体型裤的要求太高了，高矮胖瘦穿了都不好看，30岁以上穿了就有失稳重，体型裤对身材和年龄的适合范围就这么些，但是那时候，不管多大肚，都穿体型裤，这是多么惨痛的记忆，好多大娘大妈大婶子都来穿体型裤，一眼看去就是一个个倒三角，从腰到脚脖子都被体型裤束缚成锥形支撑……”
自助餐让人“扶墙进，扶墙出”
90年代，自助餐开始流行。苦日子过惯了的国人，突然面对自助餐，显然有些惊慌失措。进去先观察地形，打量清楚，确定交一份固定的钱就能随便吃，一定不要拿又便宜又容易饱的东西，结果，桌子上摆满了菜，狼吞虎咽般吃了个把小时，感觉饱了，这时候桌上还有很多菜，突然看到门口一个重要提示：如果拿到桌上的菜吃不完，剩下的要按重量来收钱。于是，接着“战斗”……
“战斗”结束，从座位站起来时，感觉已很痛苦，身体不能完全站直，只能微弯，一位作家曾说过，吃得太饱的感觉和饿得太狠是一样的。“扶墙进（饿得双腿发软），扶墙出（撑得直不起腰）”这一最具代表性的形容让不少人感同身受。抱着“吃够本”心态去吃自助餐的大有人在，后来随着生活水平的进一步提高，人们才意识到，只吃贵的，不吃对的；饭前饿着，饭后撑着，这些吃自助餐的习惯，都不利于健康。
拉达、夏利和“面的”
90年代，出租车兴起。只要你一招手，一辆“面的”就停在跟前儿，这是90年代北京街头常见的景象，这种看似娇小的“面的”容量惊人，有时候两家七八口甚至十个人都能挤得下；里面更能放下自行车、电视机等大件儿。由于北京的“面的”车身一律被涂成黄色，数量还极其庞大，被戏称为“蝗虫”。到了哈尔滨，“面的”演变成了“跑线拉脚面包车”，不按公里收费，按人头算钱，一块钱一位，当时的公共汽车是五毛一位。
齐齐哈尔人何先生曾在90年代初开过拉达出租车。他回忆：“最早的‘拉达’出租车性能很差，说不准什么时候就会在半路抛锚，要靠人下来推车才能重新启动。而且‘拉达’的暖风极差，冬天在车里都要穿上棉衣棉裤，戴着厚厚的手套。即使那样，长时间在车里，我的脚后跟还是被冻伤了好几次，现在落下了病根。”
到了90年代中后期，苏联拉达少了，天津红色夏利多了。当时有人称其为“祖国山河一片红”。可夏利的缺点也很快暴露出来，没有空调的小夏利到了夏天日子就不“利落”，出租车的更新换代问题又提上了日程，捷达出现了。
婚纱照让人认不出自己
80年代末，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婚纱照”开始萌动。新娘身穿照相馆的婚纱，新郎身穿西服，二人规规矩矩地站着，拍一张全身婚纱照。
到了20世纪90年代，西方文化和港台时尚迅速进入中国，向年轻一代传递着最新的潮流信息，拍婚纱照开始成为一种时髦标志。专业的婚纱影楼也开始在哈尔滨出现，很快形成燎原之势，起初的婚纱影楼清一色是台湾商人开的。颇为讲究的是，那时的婚纱照还被装订成册。新娘要穿各种各样的婚纱，摆千姿百媚的姿态，一拍就是很多张。不知是那个时候的化妆技术太前卫还是太落后，反正拿着照片如果不仔细分辨，连亲爹亲妈都不一定会认出照片上的人是谁。
哈尔滨的蒋女士告诉本报记者，记得她和爱人去拍结婚照时，化妆师往她脸上一阵涂抹后，脸就跟下了霜似的，无比别扭。而最让她无法面对的是腮边的胭脂，看上去分明就是个蹩脚的媒婆。那个时代的新人也远不像现在的年轻人，在镜头面前所表出的拘谨和害羞，常使婚纱照看起来显得过于呆板紧绷。
哈尔滨的于先生对本报记者说：“90年代末，哈尔滨婚纱影楼开始流行拍外景了，地点也十分特别，最流行的是两个地方，一处是淮河小区里一处花园小广场，叫空中花园；另一处是松花江桥。当时每家婚纱影楼都有一辆豪华老爷车，专门用来兜风拍外景。”
双休日来了，“战斗的星期天”没了
有一首叫《我想去桂林》的歌曲，唱出了90年代初期中国人的休闲愿望：“我想去桂林呀我想去桂林，可是有时间的时候我却没有钱；我想去桂林呀我想去桂林，可是有了钱的时候我却没时间。”
1995年3月25日，李鹏总理签署国务院第174号令，决定我国境内的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以及其他组织的职工，从5月1日起实行每周五天工作制。中国，成为世界上第145个实行5天工作制的国家。忙碌了几千年的中国人，终于享受到国家提供的更多休闲时间了。新中国自建立到90年代初，一直实行每周六天、每天8小时工作制。双休日正式走进人们生活之前，还曾经有过大礼拜、小礼拜（一周双休、一周单休）的过渡时期。
以前一周只有一个星期天可以休息，免不了像冯巩相声中说的，“谁星期日不去帮着丈母娘扛煤气瓶、当义务勤杂工？星期天被叫做‘战斗的星期天’，打扫、收拾，从早忙到晚，感觉比平时上班还要累。”
实行双休日后，平均一年增加了52个休息日，很多生活杂事可以集中处理，“战斗的星期天”开始变为“周五聚友狂欢、周六操持家务、周日休息恢复”。国民得到的实惠，远不是能用多出一天休息时间可以计算出的。
贺岁片和《还珠格格》
1995年香港与内地合作拍摄的“大话西游”系列，在香港并没有为周星驰赢得多少声誉，转战内地音像市场后，却造成空前而漫长的轰动，周星驰的无厘头风格一下子抓住了年轻人的心。
1998年，《泰坦尼克号》登陆中国，冯小刚《甲方乙方》一炮打响，电影大片的概念形成了。还是在这一年，闺女不叫闺女了，全都叫“格格”。不论男女老少，都坐在电视机前，等着被小燕子、紫薇、金锁这三个“疯疯癫癫”的丫头洗脑。那一年，从挂历到扇子，从贴纸到文具盒，从服装到书包……《还珠格格》无孔不入。
全民炒股和杨百万
正在热播的电视剧《生逢灿烂的日子》里，老三从小到大都是老师和家长眼里的“乖乖仔”，没想到竟然玩起了众人都捉摸不透的股票，买了一大堆原始股。1990年11月26日，经国务院授权、中国人民银行批准，上海证券交易所正式成立。开市那天，来自上海、山东、江西、安徽、浙江、海南、辽宁等省市的25家证券经营机构成为交易所会员，分专业经纪商、专业自营商、监管经纪商和自营商几种。12月19日上午，上海证交所举行开业典礼，当时的上海市市长朱镕基出席了开业典礼。
1992年8月9日、10日，中国人民银行深圳分行、深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深圳市公安局、深圳市监察局将出售中国股民盼望已久的新股认购抽签表。这几个单位告示股民：发行国内公众股5亿股，新股认购抽签表500万张，认购表中签率10%即50万张表有效，可以购买股票100股，发售时间为8时至18时，每张抽签表收费100元等。
消息一出，7号下午就有人开始排队，到了8号，许多人倾家出动，带着小凳子、床、炕席、纸箱子、报纸、砖头等排在了前不见首、后不见尾的长龙之中。
同时，全国各地的股民和准股民一手提着装满钞票的密码箱，一手提着装满身份证的旅行袋，纷纷南下深圳，汇成一股势不可挡的人流。在抽签表即将发售的前几天，广州至深圳的火车票被炒到400元一张，超过正常价格10倍以上，汽车票甚至炒到了上千元一张，全国各地的股民蜂拥而至。据估计外地来深圳的股民至少70万人，深圳的大小酒店、旅馆、招待所全部爆满，仍容纳不下潮水般而来的人流，致使许多人不得不露宿街头。
购票者包括男女老少、本地、外地、工农商学等共120万人。成捆的身份证被特快专递至深圳，排队者前心贴后背紧紧挤在一起长达10小时，还有数万外地股民不断涌进深圳。9日晚，500万张新股认购抽签表全部发行完毕。尽管下午4时下起了倾盆大雨，但排队的人们仍不愿散去。抽中的人满身臭汗眉开眼笑，没抽中的人垂头丧气。还有营私舞弊暗中套购认购表的人被大家发现，人们怨声载道，怒不可遏。
发售网点前炒卖认购表很猖獗，100元一张的表被炒卖到500元。有人打出条幅“反对贪污、要求公正”“反对欺骗，要求公平”“吃多少吐多少”……游行示威开始了。
这起事件后来被称为“8·10”事件，也直接催生了中国证监会的问世。风风火火中，全民炒股的时代到来了。杨怀定，1988年3月23日辞职，不久成了众人皆知的“杨百万”。此前，他在拥有6000名职工的上海铁合金厂当工人，文化程度初中，辞职前每月工资60元。
1990年股票暴涨，杨百万以每100股850元的价格抛掉手中的“电真空”。年底，上海证券交易所成立，开业的第一天，“电真空”每100股以374元开盘，他又买回10万股，一直到每100股涨到2300元时又抛掉。
刚开始做国债时，由于买卖量比较大，就有不少人背后称他“杨百万”，实际上，做了股票后，“杨百万”才名副其实。杨百万说：“‘杨百万’也不是我自己叫的，是朱镕基在一个文件上这样叫我的，哪怕有一个亿，我还是‘杨百万’。”
记者了解到，杨百万孙子大名杨线（扬线），小名“涨停板”。他说，活一天就看一天盘，甚至开玩笑说，死了以后，骨灰要撒到上海证交所的大门口。
90年代万象更新，总结一句话：准备跨世纪，迎接新千年。（李子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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