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为早期的儒家思想的积极影响可以从四个方面来说，并且可与西欧基督教文明做一比较：
一、儒家思想使中国人比较注重以情感为根基。
“仁”是儒家的核心思想，讲求的是发自于内心的人与人之间的真实感情，这种“仁”的个人外在表现就是“义”，以“推己及人”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忠”“恕”作为个人行为的价值准绳。而“仁”的社会性表现则是“礼”，这是外在于个人的客观的社会性道德。“智”作为儒家的求知精神，也是以“仁”为目的的实践手段。
基督教文明讲则讲个人生命的“原罪”，因而个人的行为应该以上帝的意志为准，求自我的赎罪。因而西方传统文化把感性的爱放在从属的位置，而以理性的爱为准。而儒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则把人的情感，作为最根本的出发点，这也是我们现在的传统家庭都很重视亲情的融洽，拥有异常强烈的家乡情结的重要原因。对社会则表现为对“和谐”“其乐融融”的追求，这是发自人内心情感的基本要求。中国文明之所以持续地发展至今，而不毁于内部的战乱，与此关系很大。
后世的程朱理学，却把把“仁”外在化为理性对人欲的钳制了，抹杀了饱满的人伦情感。这是违背了儒家思想初衷的。
二、儒家思想讲求对现实的追求，推动了中国人的入世精神。
中国人之所以很少有发自内心的有神论，而执着于对现实的经营，就在于儒家“一个世界”的观点。
基督教、佛教等宗教，往往在现实世界之外设一个不可知的“彼岸世界”，认为人在现实世界中的一切行为，都将在“彼岸世界”得到审判，因而人生只是一场不必过分执着的旅途，人生的意义只有在上帝面前才能得到最终肯定。
儒家则曰“未知生，焉知死？”儒家不把生活的目的放在彼岸世界，而是只承认现实世界的意义，因而只有通过人的积极实践，才能使自己的人生价值得到肯定。因而儒家追求一种“自我实现”式的“快乐”境界，而非漠然处世——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把快乐置于尘世，把幸福置于尘世，追求一种可感的真实人生，这是千百年来的仁人志士，为国为民，积极入世，积极审美的重要精神动力。
即使是追求超脱的佛教，传入中国后，也演变成了半入世半出世，以超然之态享受尘世之乐的“禅宗”，这里，儒家所推行的人生观，无疑起了很大作用。这种尘世之乐并不同于动物式的肉欲，而是一种对现实生活的精神性的肯定，对现实情感的精神性的肯定。
三、儒家思想使中国人讲求理性的实用性。
西方传统文化，从哲学家柏拉图起，就基本上是“理性主义”，即把生活的理性，升至高于一切的绝对律令的位置，甚至与上帝合而为一。人是理性规定下的棋子，是上帝驾驭的羔羊。话说程朱理学也是跟理性主义一个做法，主张“存天理，灭人欲”，要求个人抑制内心情感，服从外在的绝对秩序。
但是，最初的儒家思想却不是这样。理性，或者说格物致知的精神，只是一种工具性的手段，其最终目的仍是“人”本身，即符合人的善良感情和道德，即人格意义上的“仁”。中国人爱讲“通情达理”“合情合理”“中庸”···在我们眼里，情绝非是绝对理性的附庸，而至少是与理性同样重要的东西。在孔子、孟子眼中，理性是人内心之“善”和“仁”的外在延伸，道始于情，理始于情，“理”是为人的感情目的服务的。现代，中国人创业时的“实用主义”精神，灵活经营，绝不死板，让欧美人士赞赏不已，这其实得益于儒家文化的影响。
不过，在科学研究中、在治学中，在履行法律时，我们不能把目的与手段混为一谈，因为自我的私情和私利，而把符合更广大人民情感的，或符合自然规律的理性原则忽视掉。
四、儒家讲求人的社会性，加强了中国人内部的关系纽带。
基督教文化中，人是孤立的，一个一个的，都是上帝的子民，社会、国家只是大家一起生活时的松散契约。因而，现代西方社会，更看重人与人之间的物质利益的均衡性、不冲突性，而情感的连接作用则显得非常薄弱。
诞生于农耕文明的儒家文化，一开始就把人置于人群中，置于家庭中，置于社会中，非常重视人与人之间的血缘情感上的纽带关系，由此至下而上，通过确立伦理关系，建立起一套结构严整的国家社会系统。在现代中国，“家庭”依然是最基本的社会单位，家庭观念也是影响我们社会行为的最大的因素之一。以家庭观念为基础，家庭利益为目的，进而推广至“祖国”这个讲求秩序与和谐的大家庭，中国人民拥有举世瞩目的创业动力和民族凝聚力，推动了中国社会的飞速发展。
自然地，虽然儒家思想强调社会性和秩序性，也并不能成为少数人利用绝对权力和死的规定，违背百姓的意愿，钳制百姓生活的理由，而只是一种忽略秩序的情感连接性、忽略秩序的内在平等性的“异化”行为。
可以说，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发展史上最大的一条线索。哲学家冯友兰先生把中国思想史分为“子学时代”和“经学时代”，前者是诸子百家争鸣，各大经典形成的时代，后者则是对先秦经典，主要是儒家经典不断重新解读的时代。因此可以说，孔孟儒家的思想奠定了后世文化发展最坚实的基础。道家思想的发展、道教的兴起、佛教的中国化过程，莫不是受到了儒家文化风格的巨大影响，以至于儒释道三教合流，形成了具有包容性、开放性的中国传统文化局面。儒家思想也成为了民族精神的重要来源，成为众多历史人物和广大人民群众推动历史发展的思想导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