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以前的词为应歌之曲子词，多写男女相思，写花间酒下的伤别。苏轼词抒发磊落纵横豪放之襟怀，摆脱花间词婉转之态，为激越、豪放充分表现作者的人格个性。如《赤壁怀古》“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是一开始就在上下几千年、绵亘数千里的宏大境界上展开，开阔动荡、雄壮勃发，在这样浩渺的时空框架中，发出人生短暂、功名虚幻的感叹，把人生挫折的懊丧引向高远之处。这种人生哲学虽然缺乏激烈抗争的力量，却也反映了苏轼不甘沉沦的高傲性格。 又如《江城子•密州出猎，全篇洋溢着一股报国杀敌的豪情，热切浓烈、意气奋昂，给人一种豪气干云天的冲动感觉。苏轼一生都宦海沉浮。指点河山，兼济天下是他的理想。这种儒家最基本的处世思想，促使着他汲汲奔走于仕途之中。既使是现实生活，个人悲愁，也能从个人的情感上升到理性的旷达，而非花间婉约的缠绵。 曾有古人论《水调歌头》：“此词前半自是天仙化人之笔。” 足见对其评价之高。词中作者俯仰古今变迁，感慨宇宙流转，揭示睿智的人生理念。全词通篇咏月，却又处处关合人事，充溢着浓厚的哲学意味，是一首自然与社会高度契合的感喟作品。上片借月起兴，下片用月寄情。开篇， “明月几时有”一问，排空直入，笔力奇崛，有《天问》遗风。其下数句，笔势回折，跌宕多姿。“把酒问青天”，“今夕是何年”，又是一种对永恒存在的追寻；它说明作者在儒道的出世与入世，之间深自徘徊的困惑心态。到后来“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三句，便又豁然开朗，在这永恒的时空里，人之离合与月之圆缺，自古亦然。既知此理，便不应自怨自艾，对圆月而生无谓的怅恨。最后“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向世上所有遭受离别痛苦的人们，发出深深的祝愿，真是此句一出，境界自高。苏轼把词的题材取向从应歌回归到表现自我，并从现实生活中撷取创作题材，故苏词多为感事之作，在创作上用记实手法写自己的人生感受，使词的抒情贴近现实生活，词中的抒情人物形象与创作主题也由分离走向统一对应。使词的创作走向正视现实、面向社会和真实人生的大道，极大地拓宽了词的取材范围。 而综观宋词，浩如烟海，但占最重分量的还是那些婉约缠绵之作。这其实与词的起源和发展直接相关。词本来就是用来让歌女们吟唱的，而歌女们最爱唱的，当然是能够打动人心的缠绵悱恻之句了。因而在苏轼作词之前，宋词的词风自然是非婉约莫属了。当苏轼作词之时，柳词早已是如日中天了，有市井处便有柳词。缠绵婉约已不只是柳词的特点。而是当时宋词的总体风格了。而作为宋代最伟大的文学家的苏轼，却没有使自己的作品落入传统的牢笼。于是，宋词也从此踏上了革新的道路。 苏轼作词始于他的诗技较成熟时期。在词作的创作上，他结合了大量的诗歌技法，有时为了整体的诗意而不惜打破词曲的音律限制。在词的语言上，苏轼一变“花间”词人镂金错采的作风，都方吸收陶渊明、李白、杜甫、韩愈等人的诗句入诗，偶然也运用当时的口语，给人以清新朴素的感觉。可以说自苏轼词一出，凡是可以写诗的内容，无一不可以入词了。这样就打破了“词为艳科”的范围，提高了词品，扩大了词境，使词走向了广阔的生活天地。从此，词非但“缘情”，更可“言志”。争得了与诗并驾齐驱的地位。苏轼用词展示自己的政治抱负、人生感慨、生活情趣、感受、山川景色扩大了词境，把词家“缘情”与诗人“言志”结合起来，词品与人品得到了高度的统一和融合。 总之，豪放飘逸之词使苏轼被人们尊为豪放词的开山之祖，虽其豪放词竟不足他全部词的十分之一， 然苏轼慷慨豪迈的气质，从应歌回归到表现自我正视现实、面向社会和真实人生的大道，扩大了词的歌咏范围，苏轼以诗为词的创作技法，使词获得新的飞跃发展，也使词不再是只可吟唱的曲词，还成了一种以长短句抒写广泛内容的新体诗。这也许正是苏轼对宋词最大的贡献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