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筑英，被誉为中国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生前勇攀科技高峰，填补了我国多项光学领域技术空白；他又甘当“社会主义的铺路石”，有荣誉有利益都让给他人，从来想不到自己，成为“科技界的雷锋”。直至生命的尽头，仍然在拼命工作。
“国家需要，就是我们的责任。”这是蒋筑英常挂在嘴上的话。
这是那一代知识分子的集体心声，因为他们心中有信仰。
蒋筑英，一个闪亮的名字，永远光照中国。
01
1956年，杭州学生蒋筑英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大学物理系，在同学的印象中，他长得最高，非常乐观，脸上总是挂着笑容。
笑容背后，是他不为人知的辛酸。
他的家庭非常困难，母亲身患重病，父亲因为历史问题被劳动改造，作为长子，所有的重担都压在了蒋筑英身上。但是他并没有放松学习，大学期间的寒暑假都选择了泡在图书馆，一待就是一天。除了专业课程成绩优秀，蒋筑英还利用业余时间掌握了英、俄、德、日、法五门外语，让人觉得不可思议。
蒋筑英拿到了学校的全额助学金，这才把大学读了下来。临近毕业的蒋筑英接到了母亲的来信。在信中，母亲急切盼他回杭州工作，哪怕上海也行。
蒋筑英一向孝顺，也想就近工作方便照顾母亲，但他内心中已经决定在国家缺乏的应用光学领域做研究。
在家乡几千里以外的东北长春，那里有蒋筑英敬仰的光学科学家王大珩和他创办的中科院长春光机所。
中国光学泰斗王大珩
他最终说服了母亲，考取了中国光学泰斗王大珩的研究生，从此扎进了光学领域。每个月42元助学金，只给自己留下极少的生活费，剩下的都寄回老家。
光学是极为重要的基础学科，在国防、民生等各个领域扮演着重要角色。新中国刚刚成立时，中国没有能力生产光学玻璃，连照相机镜片都生产不了，更不用说必须装置光学玻璃的各种新式武器了。
02
蒋筑英接到导师王大珩交给的第一个艰巨任务，是研制传递函数测试仪，这是一种能够测试摄像机和照相机镜头质量的仪器，在我国仍属空白。
在王大珩的指导下，两年多的日日夜夜，蒋筑英在内的四人研究小组不知挥洒了多少汗水，到了1965年，终于研制成功了中国第一台光学传递函数测量装置。
蒋筑英他们不但完成了任务，而且还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王大珩欣喜的说：“他做出来的，总比我想的还要好！”
这一年，蒋筑英年仅27岁。
王大珩很喜欢这个专注的小伙子，在他的身上仿佛见到了当年的自己。如果按照现在的轨迹发展，蒋筑英将来的成就很可能会超越自己。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蒋筑英热爱光学，投入全部的精力在光学仪器研制上。
他注意到当时的国产照相机拍摄的彩色照片颜色失真，过红或者过蓝，与国外照相机差距很大。
蒋筑英经过仔细分析和实验，发现原因是国产玻璃的透过率差。他通过镀膜方法就解决了这个难题。
彩色印刷中的色彩也存在问题，蒋筑英又和同事们一起为彩印厂设计了电子分色机。
上世纪70年代，电视行业兴起，中国彩色电视复原技术非常落后，图像颜色失真，红色变成紫色。
为了尽快改变这个局面，他和导师王大珩一起，夜以继日的攻关，编制出最优化的校色矩阵程序和色质分布计算程序，最终解决了国产彩色摄像机的颜色和清晰度问题，与国外的先进产品效果相差无几。
王大珩与蒋筑英
试验成功后，蒋筑英握紧拳头兴奋地说：“我们的镜头摄像颜色正，清晰度好，有自己的设计特色，谁说中国人不行？”
1982年，在蒋筑英的主导下，我国第一座设备完整、高端精度的光学检测实验室投入使用。
蒋筑英写撰写了多篇论文，赢得行业内交口称赞，长春光机所有个光学天才蒋筑英，渐渐地传开了。
但王大珩却认为只靠论文来评价蒋筑英的贡献是远远不够的，他的重要贡献表现在科研和应用的结合，自己的知识和科研成果，能够尽可能多地服务于生产需要。
03
蒋筑英这个人，在科研和工作上，非常注重细节，能想到很多人想不到的东西，奇怪的是，他从来想不到自己。
以现在的“标准”看，蒋筑英就是个“傻子”。
他利用自己的外语功底，翻译了大量的外语资料供同事们学习；
他帮助同事一遍又一遍地修改论文，发表时却不让署自己的名字；
研究所评职称、分房子，蒋筑英多次让给别人，从来不提涨工资的事情；
接到国外邀请参加学术会议，他让给合作的同事去，露脸的事情都让别人干……
他是所里出了名的有困难向前冲，有好处向后退。
你猜他怎么说？
他说：“我就是一块铺路石，我要做更多的铺路动作，为祖国的科技现代化，为更多的年轻科技人员攀登高峰创造条件。”
在上世纪80年代，有些知识分子禁不住名利的诱惑，民间就有了“知识分子要想富，快走出国这条路”。
恰好，王大珩要派蒋筑英出国进修，可他跟别的知识分子不一样。1979年去德国，别人都是买彩色电视机、电冰箱等，可王大珩最终却买了一台二手的小黑白电视机，就为了省钱。
国外消费高，他不敢在外面吃饭，都是自己做着吃，就着带来的榨菜。他把省下来的补贴，给所里买了一台英文打字机、一部录音机、一部分光学设备和20台计算器。
作为一个优秀人才，待遇和荣誉自然是要考虑的。但是每次要提拔他，他总是推给其他同志，到了1982年才接受所里的副研究员。
同事们都称赞蒋筑英无私，他说应该先提拔老同志，这样有利于工作。
他的工作太忙，积劳成疾，患了胸膜炎。可他还是闲不住，搞设计，促生产，还帮着镜头厂做销售。只要是关于光学的，他都愿意“插一脚”。单位旁边就是风景如画的南湖公园，孩子们央求他带着去玩一玩，可是孩子都长大了，他也没去。
1975年，吉林省几个单位从国外进口了一批相机和镜头，找不到人验货，最后找到蒋筑英，他二话没说答应下来，一件件的检测，找出了不少毛病，做成了检测报告送到相关部门向外商索赔。起初，外商不认账，等到专业的检测报告拿出来，哑口无言，只说了一句话：“中国人有内行。”
蒋筑英一家四口
妻子说：“他这个人为啥累，谁的活他都帮着干，有病住院，到医院找不着他，结果他在实验室呢。”
王大珩对弟子的评价很贴切，“他（蒋筑英）就是科技界的雷锋”。
04
有人建议王大珩应该提拔蒋筑英担任长春光机所的副所长，王大珩爱才惜才，本着再锻炼锻炼的态度，没有立即任命。
在外地的王大珩突然接到了一个电话，那头的声音让他号啕大哭。他本来想把蒋筑英作为他的接班人，没想到再也没有机会了。
1982年6月，蒋筑英到成都出差期间因病不幸逝世，年仅43岁。留下了两个未成年的孩子，和一个孤独无助的妻子。
妻子回忆，出差之前蒋筑英的脸色不好，腹部一直疼，让他去看医生，他总说工作要紧，等出差回来再去。死因是，胆囊口被肿物堵住，出现了感染性的休克，直至演化成败血症。
谁都没想到，他永远的回不来了。医生说，他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可别把人家的衣服弄脏了。”临终前仍然想着自己穿的是借来的背心。
蒋筑英正处于一个科学工作者的黄金年龄，他的去世，是我国光学界的极大损失。聂荣臻元帅称赞他是“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
蒋筑英生前一直想入党，却因为父亲劳改没有机会。在父亲被平冤昭雪之后，蒋筑英死后被追认为党员，被追授为全国劳动模范。
05
蒋筑英的不幸经过媒体报道后，引发社会对知识分子待遇的大讨论。
胡乔木在媒体上发表文章，痛心地提出：“我们为什么不能更早地注意到他们的病情，在来得及的时候挽救他们的生命呢？我们为什么不能更多地采取一些严格的‘强制措施’，让他们得到稍微好一些的工作和生活的条件，得到比较接近于必要的休息呢？”
斯人已逝，精神永存。在中国的历史上，有很多像蒋筑英这样的士大夫、知识分子，在众人都在追求名利的时候，他们选择“逆行”，坚守自己的信仰，奉献自己的一生，只因为那句话“位卑未敢忘忧国。”
而我们需要做的，是珍惜和保护好这样的人才，不能让英雄流血又流泪，给他们再好的待遇都不过分。
精神不灭，则民族不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