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11月，通县（现在的通州区）次渠镇高古庄村养鸡专业户董贵华安装了家庭电话。当时，全镇7000多户，已有1400户装了程控电话。 胡敦志/摄
上世纪80年代，私人电话还不普及，大家只得去电话局打长途电话，这是工作人员正在为准备打电话的人服务。 张风/摄
北京市市内电话局东单营业厅的工作人员紧张地进行放号工作。摄于上世纪90年代初。 刘卫兵/摄
上世纪90年代初，市民在电信营业厅排队报装电话。 翟伟/摄
明天是“世界电信日”。改革开放后，北京的电信事业可谓飞速发展，手机如今几乎是人手一部。年纪轻点儿的人恐怕难以想象，就在二三十年前，北京市民家中想要装上一部固定电话，动辄就要等上一两年的时间。
普通人家装电话上了头版
1984年4月20日，本报头版曾报道了这样一则新闻——《农丰里50多户普通干部工人家装电话》。文中提到，农丰里是原农垦部、农业部宿舍。1982年这里落成了5幢楼房，迁入440户居民，但附近只有一部公用电话，群众打电话十分困难。在北京市市内电话局的支持下，原农垦部、农业部集资2.7万元，安装了一部小交换机，于1982年下半年开通使用。这是本市第一个安装小交换机的居民住宅区。
此后一年多的时间里，有100多户居民家里陆续装上了电话，其中50多户是普通干部和工人，每户每月交月租费4元。这些居民说，装电话以后很方便，有急事也不犯愁了。年过六旬的王国禄，患有心脏病，白天经常独自一人在家。他家装了一部电话之后，他高兴地对人说，这是给我装了一条生命线。
随后，时任市电信管理局副局长高延溶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明确表示，市电信管理局支持有条件的居民区安装电话总机，为用户安装分机，以解决居民打电话难的问题。他谈到，城区有居民400多万，公用电话仅2000多部，并且是定时服务，十分不便。随着城市发展，高层建筑越来越多，又给公用电话的传呼带来困难。在居民比较集中的住宅区安装总机，电话局只需提供很少的外线，就可以使许多居民在家里打电话。（1984年5月14日《北京日报》1版，《支持有条件居民区装电话总机》）
很快，农民家里也出现了私人电话。
1984年5月23日下午，一位农民来到北京市市内电话局营业室，掏出一张2000元的支票。营业员在给他开的收据上，写下了本市第一个农民自费安装的电话号码：81.5059。
这位农民是京郊有名的种蘑菇能手，丰台区郭庄子大队的专业户赵明才。
赵明才在村里是个“大能人”。1983年一年，他一家就出口“盐渍蘑菇”近万斤，同时为城镇居民提供了大量鲜蘑。此外，他还担负着向一批机关、部队、单位以及农民个人提供蘑菇栽培技术服务的业务。及时、准确地掌握市场变化、科技动态、用户需求等信息，对他来说越来越重要。赵明才常说：过去，频繁的业务联系，他只有靠队里的电话，谁传一次，就送给人家一斤鲜蘑。有一次，因电话被耽搁损失了五百多斤蘑菇。
赵明才办完手续后说：“这下好了，铃声一闹，信息来到，我可以放开手脚干了。”（1984年5月24日《北京日报》1版，《京郊专业户赵明才自费安装电话》）
装部电话一等好几年
1991年4月28日，《北京日报》1版
“楼上楼下，电灯电话”曾经是中国老百姓梦寐以求的生活方式。家庭电话一出现，迅速成为一种新的社会消费时尚。人们排队申请安装电话就像当年购买彩电、“抢”冰箱一样踊跃，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电话消费热。
1984年，北京仅有私人住宅电话800户，到1992年时增长了140多倍。
上世纪90年代初，在全国省会城市中，北京的市话普及率是最高的，每5人就拥有一部电话。尽管如此，市话局向社会公开放号时，人们仍蜂拥而至，有人深夜两点就带着小凳排队，一周内有9700名申请者交了全额初装费。
但交了初装费后，真到装上电话至少要等半年，一两年后才等来电话也是常有的事。
1991年4月28日本报1版刊登了团结湖居民方国荣的来信。他讲述，家里装固定电话，从登记到安装，一共用了4年。
当时，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越来越多的家庭要求安装私人电话。尽管因为程控电话成本高等问题，北京地区的电话初装费在1990年时已经涨到了5000元，但依然挡不住人们装电话的热情，电话出现严重的供不应求。
这股私人住宅装电话热潮的兴起，是我国改革开放、经济发展和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提高的直接反映，这种长期被压抑的社会需求，随着市场经济的活跃、思想观念的转变和电话通信能力、通信技术水平的迅速增长而得到爆发般的释放。（1993年11月20日《北京日报》6版，《电话，何日进你家》）
“装电话难”难在哪儿
日趋尖锐的供需矛盾，要求电话部门加快施工和安装速度，尽早解决“装电话难”的问题。那么，装电话难，到底难在哪儿？
1993年，北京市电信管理局服务质量监督站负责人接受采访时介绍：按照邮电部规定，要在用户交电话初装费半年之内给用户安装电话。但装电话并不是简单地拉一根线，往电话机上一接就行了。首先必须有交换机容量即有号可放，其次必须有线路。但当时的现实情况是，缺机、缺号、缺线。而且，布放电缆管线需开挖马路，又涉及到城建、交通、市政、环保、绿化等各个环节。（1993年7月25日《北京日报》8版，《装电话，到底难不难？》）
另外，由于当时大量新建住宅楼事先未考虑居民安装电话的需要，缺少配套设施，从而加大了电话安装的难度。
那时，人们在一些新建高层住宅楼时常看到这样的情景：几十米甚至上百米长的电话线被高高拉起，纵横交错，密密麻麻，像一张蜘蛛网，电话部门把这种安装作业方式形象地称为“飞线”。一位线路工告诉记者：“给11层的用户安装电话要‘飞’40多米长的线，有时还要穿墙凿壁才能把电话接通。”
据行业专家介绍，香港在建设居民住宅楼时大都考虑安装电话的需要，楼内设有电话管线，房间留有电话插头，安装电话时既快又方便。我们的住宅楼大都没有“暗线”，从室外拉“明线”，效率低，难度大。平均安装一部电话，要四个工人干一天。（1987年6月17日《北京日报》2版，《新建住宅楼缺乏统一规划 安装电话空中架线浪费人力财力》）
3年装机量超前10年总和
1991年市电话局搞了两次会战，大干100天，装机42000多部，当年共装机55086户，终于超过待装户数量。这一举动影响全国，并受到国务院和邮电部的表彰。
1992年，电话安装公司正式成立，当年装机70188部。
市话局在突击装机的同时，还标本兼治，扩大设备能力，有步骤地治理北京高层住宅电话飞线，仅1993年就投资1.5亿元，对2767座楼进行了飞线入户改造。
克服各种困难，本市1991年到1994年的近3年时间里净增30多万电话用户，超过前10年的总和。（1994年4月14日《北京日报》2版，《3年装机量超过前10年》）
1995年，电话局装机量创历史之最，达到40万部。40万部，这是此前多少代电信职工想都不敢想的数字。从这年起，持续十几年的“装机热”开始降温。（2000年7月12日《北京日报》8版，《十七年，圆了一个梦》）
电话走进寻常百姓家之后
但马上新的问题涌现——号码资源不够用了。
1995年3月26日，北京的长途电话区号由“1”改为“10”，为长途通信的发展提供了更加丰富的号码资源。此后从北京以外的地方拨叫北京的电话，就不再是先拨“01”，而是要先拨“010”了。（1995年3月9日《北京日报》8版，《区号为何要升级》）
1996年5月8日，本市电话号码由7位升至8位，在原有电话号码前冠以数字“6”。北京是继巴黎、东京、香港、上海之后，世界上第5个、中国第2个电话号码升至8位的城市。
电话号码为何要升位？
据统计，1996年全市电话号码利用率为42.9％，参考国际经验，当号码利用率接近50％时，就应考虑电话号码升位，用以根本解决号码资源紧张的问题。而本市已经出现某些区、局号码资源短缺，借用其他区、局号码的现象。（1996年3月26日《北京日报》2版，《本市电话号码为何升8位》）
新中国刚刚成立的时候，北京市内电话号码是5位数字，其最大容量不过10的5次方＝10万门；到1957年，五位制号码的电话分局局号已经占满，从1959年到1965年，历时五六年的时间，北京市内电话号码完成了由五位制向六位制的过渡；1994年7月9日零时，北京市内电话号码完成向七位制的过渡，全部由6位升至7位。
1998年，本市出台了电话初装费下调、住宅安装第二部电话可优惠50％的政策，短短一个多月就有5000多用户申请安装了第二部家庭电话。这些家庭安装第二部电话，主要用于电脑上网、接传真机等需要。（1998年3月22日《北京日报》6版，《京城百姓消费新走向——安装第二部家庭电话》）
到2002年时，本市固定电话总数为530万部，其中家庭电话达到了330万部，成为绝对主力。
电话进入寻常百姓家之后，给社会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收获。
电话成了一些人发家致富的好帮手，也为那些家有老人、小孩的上班族减轻了后顾之忧，更成为对外交流的好工具。很多家庭宁愿放弃彩电、冰箱等电器而先装部电话。
电话进入家庭对下一代也产生了重要影响，许多孩子拿起电话已不再具有任何新奇的感觉，他们通过电话了解外面的世界或与他人交往，表现得相当老练。他们的书包里除了书本之外，还多了属于自己的“电话号码本”。
后来，电话咨询、电话购物、电话订票、电话求医问药以及各种各样的电话热线相继出现，这些早已远远超出了当年期盼“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人们的想象。
历史资料：京报集团图文数据库、北晚新视觉、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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