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乎成了一种默契，一家人在聊天中会刻意跳过中间那些年。申聪只知道家人找了自己15年，至于爸爸在外面被抢劫、被恐吓，甚至一度想自杀，没人提过；家人只知道申聪在偏远山村生活了15年，至于留守儿童会遇到什么，孤独和成长的困惑如何消解，申聪也没说。
文｜王双兴
编辑｜姚璐
爸爸练习
43岁这年，申军良才开始学习当爸爸。
他有三个孩子，但在这件事上，他完全是个新手。过去的15年，大儿子申聪被人贩子抢走、贩卖，妻子留在家里带老二、老三，申军良则拖着行李箱四处走，贴寻人启事。他的身份是寻子父亲，但因为忙着寻子，几乎没做过父亲。
去年3月，申聪被找到了，申军良也回了家。隔着被抢走的15年，陌生的父子开始一点点靠近。
对申军良来说，爸爸练习的起步是充满热忱的。他每天像打了鸡血一样，忙于开家长会、买教辅资料，以及主动伸着脖子问：儿子，今天学校里有什么好玩的事？家里有三个读初中的孩子，但申军良把大多数时间和精力花在了申聪身上。陪他上网课，陪他写作业，申聪英语不好，申军良甚至陪他一起背单词。
申军良生在河南周口，后来定居到山东济南，一家人都是北方口味，但申聪被拐卖到了广东，吃不惯北方的饭菜，于是申军良决定学粤菜，一年时间，当初能把面条煮成粥的人，学会了做煲仔饭、鲜虾竹升面、蜜汁叉烧、清蒸多宝鱼。
爸爸学着做爸爸，努力得甚至有点刻意。申军良自己也说，脑子在不停地想：什么样的父亲是好的父亲，什么样的爱是好的爱。越想越紧张，越想越焦虑，担心申聪吃不惯，睡不好，担心申聪不能习惯北方的气候，就连日常生活里开口和儿子说句话，也要先掂量一下：这么表达能不能让孩子舒服？
爸爸紧张，儿子更紧张。在新的环境里，面对陌生但努力想要给出爱的家人，申聪显得局促。父母叫他，他总是立刻走到跟前，问什么答什么，礼貌又拘谨；不管吃什么，都会先送到客厅问大家吃不吃，如果是需要削皮的水果，准会削好切好端过来；一家人出去买菜，老二老三喊着想吃这、想买那，但老大先问：这个多少钱？申军良用三个词形容那时候的申聪：恭恭敬敬，客客气气，小心翼翼，像在走一个没有怎么走动过的亲戚。
相处时间长了，申军良开始意识到：过度担心不是爱，自己放松了，申聪才能放松。
他尝试把焦虑和胡思乱想丢开，像普通父亲那样，和儿子聊闲天，彼此沉默也没关系，不用怕尴尬而刻意打破。一次去菜市场，申军良买菜，申聪在一旁和摊主说：阿姨，给个葱。这样的小细节能让申军良开心挺久：感觉我们是一边儿的。
16岁的申聪也在一个新的环境里，学着当儿子。有天夜里一点多，申军良跑完代驾回家，接了杯水坐在沙发上喝。没多久，申聪穿着拖鞋从卧室里出来了。以往这个时间，三个男孩早就睡了。
申聪走到客厅，靠着柜子站了会儿，像是不知道做点什么好，也给自己接了杯水，坐到申军良旁边。父子俩一起喝水。
忙吗？去哪儿开车了？申聪攥着水杯，开始有话没话地和申军良聊。后来，申军良忍不住问了句：儿子，你是不是有事找我啊？没有。申聪说。父子俩又随便搭了几句话，然后才各自回房间睡了。
躺在床上，申军良想，可能是因为之前每天都会主动找申聪聊会儿天，但那几天太忙，没顾上，所以换成了申聪等他下班、找他聊天。不怎么擅长表达感情的父子，在生疏地、有点别扭地朝对方靠近。
一年过去，家逐渐有了家的样子。2009年刚搬到济南时，申军良和姐姐弟弟合租在现在的房子里，弟弟申军伟回忆，那时候虽然同样清寒，但至少自己家的餐桌上打打闹闹有说有笑，而申军良家那边，不管是大人还是孩子全都在闷头吃饭，零交流。
现在申聪回来了，四处找申聪的申军良也回来了，有说有笑谈不上，至少开始有聊天的声音了，聊学校里的事，或者聊餐桌上的一半白切鸡和一半炖鸡。
几乎成了一种默契，一家人在聊天中会刻意跳过中间那些年。申聪只知道家人找了自己15年，至于爸爸在外面被抢劫、被恐吓，甚至一度想自杀，没人提过；家人只知道申聪在偏远山村生活了15年，至于留守儿童会遇到什么，孤独和成长的困惑如何消解，申聪也没说。
申聪最爱听父母讲自己被抢走前的事，用申军良妻子于晓莉的话说，一讲小时候眼睛就来精神。讲小棉袄小褥子小尿垫；讲用杆子秤给他称体重；讲他不爱躺着，就喜欢让人抱着出去，爷爷在下雨天还撑着伞、穿着雨鞋抱他出去，小眼扑棱扑棱的；讲他六七个月就会伸手扒饭碗……不到一年时间里的事，讲了个遍，反复讲。夫妻俩也理解，这仅有的一年，几乎是他和这个家的全部关联。
这就是我们家吗？
被抢走时，申聪不到一周岁，胳膊跟藕节一样，在学步车里挥来挥去；被找到时，他的个头长到了一米七，已经是个快要16岁的大男孩。
从济南开车去广东见申聪的路上，申军良和妻子、弟弟闲聊，话题从申聪的身高、样貌，一直聊到日后的规划，甚至具体到：万一长得好高，如果以后出去玩想搭儿子肩膀，搭不搭得到啊？但对于申聪是否愿意回到他们身边这个前提，像有意避开一样，谁都没提。车子跑在高速上，妻子于晓莉先憋不住了，问：你说，申聪要是不愿意跟咱们回来，怎么办啊？
不能！怎么会呢？亲儿子可能不认亲爹妈？不会的！弟弟申军伟嘴一咂，大大咧咧地说。他性格一向乐观，还开玩笑：他要是不回，拉也给他拉回来！
申军良攥着方向盘没说话。寻子15年，他在路上见过许多被亲生父母找到的孩子，他们中的一大部分，在认亲之后留在了养家，因为有朋友，有没有血缘关系但有感情基础的家人；甚至有人在回到生父母身边后，又因为不适应新环境，跑回了养家。到自己身上，申军良心里没底。
另一头，申聪身上的无措感更浓，突然被警察告知了巨大的身世秘密。十几岁的男孩整个人懵着，被一群陌生人围着，去见陌生的亲生父母。
和想象中抱头痛哭的认亲现场不同，还隔着几步距离，申聪突然犹豫了，低着头，满眼是泪，一边小步蹭着后退一边嘟囔：我要找哥哥。我要找姐姐。——警方将申聪从养家解救出来后，安排了两位工作人员对他进行心理疏导，申聪叫他们哥哥姐姐。
往前推15年，不满1周岁的申聪被人贩子从家里抢走，申军良开始拉着一箱子寻人启事四处跑，也一遍一遍地和媒体讲述关于儿子的细枝末节。不到一年的亲子时间，可供回忆的细节不多，最常见诸报端的一则故事是：有一天申军良下班回家，申聪正站在学步车里哭，申军良把他抱起来哄，搭在肩膀上，最后T恤湿了一片。申聪被抢这些年，申军良总是想，以后他再哭，还会有人抱他吗？
15年后，申聪被找到了，眼圈里积的都是泪，父亲打算和15年前一样，把正在哭的儿子抱到怀里。但现实是，所有人推着他朝亲生父母那里走，而他低着头，不知如何是好。
在工作人员的安抚下，一家人才算见了面。关于是否回归原生家庭的话题，正式被推到了眼前。
不是一场戏剧性的谈判。申军良试探性地问：爷爷奶奶这些年一直在等你回家，你愿意和我们一起回去看看他们吗？申聪点头。
车子在广东掉头，又一路往北开。申军良夫妇带着申聪去看爷爷奶奶，又在弟弟家住了几天，妹妹家住了几天，一直拖着没回自己家。于晓莉私下里拉着申军良问过好几次：怎么办啊？我们家那样，怎么把孩子带回去？申军良也没什么好主意，心里煎熬。直到申聪开口问什么时候回家，他们才把这件事列上日程，并且特意选在了晚上。
可能是出于一个父亲的尊严，可能是担心儿子心里有落差，更重要的，是怕最现实的经济问题成为申聪回来的阻碍。他一路都在做铺垫：我们家什么都没有。两个弟弟在读书。还欠了很多外债。直到拿着钥匙上楼了，申军良还回过头和申聪说：我们家真的什么都没有。
家是每个月支付1200元租来的毛坯房，在济南城北，靠近黄河，十几年前就是个大农村。推门进去能听见吱呀一声。房子里是水泥地面，墙壁灰一块白一块，家具上的漆掉了几片，柜子抽屉也快垮了。
和15年前的境遇不同。申聪没被抢时，申军良在一家港资企业当主管。普通员工拿几百块工资的时候，他已经有5000元的底薪了。发小马红卫说，那个年代，有能力把妻儿接到东莞的不多，申军良是为数不多在20多岁就做到的。平日，他喜欢戴夸张的大金戒指，手机是同事从香港带回来的新款。他对自己的形象讲究得很，一头短发每天早上能梳上十分钟，恨不得一根都不让它起来。
但申聪被抢后，这些光鲜全都没有了。工作辞了，房子卖了，戒指和手机在寻子路上被抢了，15年下来，只能住在出租屋里，还欠了50多万的债。
一想到要把这些窘迫全都呈现在刚找回的儿子面前，申军良心里就七上八下的。刚一进屋，他就坐到门口的小板凳上了。
申聪在客厅里转了一圈，又探头看了看即将和两个弟弟共同使用的卧室，问：这就是我们家吗？申军良一直盯着他的表情看，好在没有沮丧或是嫌弃，好奇居多，这才松了口气。
两个弟弟怕申聪尴尬，张罗着打牌，一边打一边闲聊，聊作业和考试，聊学校里为了女孩打架的男孩，聊武侠片和课外书。弟弟们好奇申聪过去的生活，但回复只有几个关键词：乡村，游戏，篮球。在养家，他是留守儿童，由养奶奶抚育着长大。身边人都是差不多的状态，四处闲逛，以玩为主，至于念书，能念就念，能考职高就考，考不上就和父辈一样出去打工，很少看到另一种可能。听到弟弟们对未来的规划是高中、大学，以及一份体面的、自己喜欢的工作，申聪说了羡慕。申军良待在一边，趁势说：你如果愿意回来读书的话，也可以和弟弟们一样有好学校。那天，申聪决定留在济南。
悬在父亲心里的石头才算落下来。尽管也明白，儿子愿意留下来，并非都是因为亲情，还有关于读书的机会，但至少是留下来了。他和申聪拍胸脯：这一年，你把学习弄上去，我让咱家变个样。
养家
3月26号，申聪被拐案二审开庭，庭审现场，法官读了一份关于被拐儿童心理评估的报告，提及他们即将面对新身份和新家庭的心理时，恐惧恐慌无措三个词逐一跳出来，砸进申军良耳朵里，嗡嗡响，他仰着脑袋看天花板，心里就像针刺似的疼，好像更能理解儿子的处境了。
父母是陌生的，申聪这个身份是陌生的，即将面对的人、环境全是陌生的。回家那天，他把卫衣的帽子扣在头上，又和工作人员要了一副墨镜，戴上口罩，整个人捂得严严实实。申军良走到哪里，他就跟到哪里，低着头，一句话不说。
回到济南，他给自己换了新名字，想尽快丢掉申聪这个标签。申军良和他聊起，他说，想当个普通人。申军良理解，跑去超市给他买了一黑一白两顶棒球帽，每次一同出门，都会有意走在申聪后面——太多人在电视上见过申军良的脸。
申聪第一天去上学也这样，像谍战片。妈妈带他在前面走，爸爸隔上一段距离在后面跟着。夫妻俩通着电话，申军良提前一天去过教室、见过班主任，在电话里给妻子指挥路线，申聪照例低着头走在一旁，帽檐压得很低。那天，隔着几米距离，又隔着校服，他还是看见申聪的腿在打颤。
就算是在自己家，疏离感也依然存在。回家几个星期后，申聪和爸妈说，舌头很痛。申军良让他张开嘴看看，手电一照，发现里面有很多溃烂的红斑。那一次的口腔溃疡喷了好几天药才好，申聪这才说：家里的水我喝不惯。申军良这才意识到北方的水质较硬，赶紧跑去楼下超市里买了两桶纯净水回来，再三嘱咐有什么事要告诉爸爸妈妈，申聪才点头说：嗯。
在这个重新归位的家庭，养家两个字都很少被提起。和申聪见面当天有个插曲，代理律师在接受采访时说：小申的意愿很明确，跟着申大哥回家……买卖儿童应当依法进行处理……传播变形之下，申聪很快在手机上刷到了申聪强烈要求和父亲回家以及申军良考虑对申聪养父母提起诉讼的热搜，和警方表示不想见亲生父母了。申军良立刻跑到媒体前发声明不代表我们家人（的观点），最终父子才得以见面。
寻子15年，申军良一家恨不得找到人贩子和买家一刀一刀地削，但申聪回家后和亲生父母说，养家养了自己15年，希望不要再起诉他们了。申军良夫妻俩私下里讨论，万一把养家告进去了，孩子心里一辈子过不去，多难受。有什么事在咱们自己心里压压吧，就当为了孩子。最后决定放弃起诉申聪养父母。
回到原生家庭后，申聪一直没提过回养家看看，申军良猜，孩子肯定想回，但不敢说。去年7月，申军良要陪另一位父亲去广东见被找到的孩子，出发前，特意问放暑假的申聪，要不要一起去，回养家看看。申聪嗯了一声。不过，出发前一天，想到会有媒体在场，申聪最终决定没有去。但他每隔一两周会和养家联系，每次看到那边打来电话或者视频，申军良就会从申聪的房间里出去，然后把门带上。
有时候，聊起对未来的规划，申聪说，要考个好大学，长大之后每个月给养奶奶一点（钱），让她生活过得好一点。申军良说：好，爸爸支持你。
有家了，别的什么都没有
申聪被抢前，申军良的生命里有事业，有家庭，有朋友；申聪被抢后，他的全部精力都用在寻子一件事上；现在申聪回来了，但申军良像尚未走出应激状态一样，喜怒哀乐几乎都是围绕申聪。
这一年，朱远翔隔段时间就会接到申军良的电话。他是一家媒体的记者，从2017年就开始报道申聪案，他和申军良年纪相仿，也是一位父亲，时间久了两个人成了朋友。电话里，申军良有时候语气兴奋：每天一睁眼儿子就在身边，简直像做梦一样！有时候又挺失落：想搂着他的肩，申聪稍微躲闪了一下，感觉我们之间还是有隔膜。有时候觉得幸福：三个孩子睡在一张床上，挺亲热，我特别开心。有时候在发愁：压力太大了，晚上睡不着，要不就是睡着睡着醒了，浑身冒汗。
工作是让申军良最发愁的事。申聪回家后，一大波媒体到家门口采访，有企业老板不知道从哪赶过来，对着镜头说：申大哥完全符合我们公司中上层管理（的要求），底薪8000以上。还有老板干脆自己带着电视台的记者来了，架起设备就说：申大哥的工作完全不成问题，交给我们XX单位，我们还会资助申聪到大学毕业。但后来，媒体记者们走了，老板们也走了，申军良再联系对方，一个推脱几次最后回应没有适合你的岗位，另一个每通电话都说同一句话：我给你问问。
和社会脱节15年，申军良还按照当年的方式找工作：简历打印下来，塞进包里走街串巷，看见店门口贴着招聘就进去问问，但基本没有适合的工作——去饭店当服务员，一个月2000块的薪水，甚至不够三个孩子在学校的饭费。
后来，在一个年轻记者的建议下，他才学着弄了个求职APP，在上面广撒网。最初想找自己当年擅长的管理岗，但大多没有回音；慢慢地，要求降低到能让我学到东西就行，但电话打来的要么是直销，要么是直播带货。
从去年4月开始，申军良白天找工作，晚上出去跑代驾。以前在企业当高管时，申军良吃区别于员工食堂的领导食堂，日常的衣服都有人洗净、叠好送到宿舍。十几年之后，他要每天从斜挎包里掏出座椅套，罩在别人的车座上，然后才能坐上去。他管客人叫领导，最常说的是好的，以及请您系好安全带。
今年3月，申军良去广东参加庭审，马红卫接他去家里叙旧。这个曾经和申军良根本不在一个级别每天跟在屁股后面的发小，2017年开始创业，如今是一家渔具公司的老板。接申军良的车是新换的奔驰，申在代驾时开过；吃饭闲聊时，马红卫抱怨东莞的房价，吐槽抢房的激烈，但申军良捕获的信息是：朋友又买了一套房。虽然清楚对方不是在炫耀，但心里依然不是滋味。
二十多岁的年纪，他们一起到南方打拼。新世纪伊始，年轻人从乡村走向城市，时代红利之下，只要在既定轨迹上努力跑，就能看到光明的前途：有家有业，有房有车。但从28岁那年开始，申军良随后的15年都和申聪一起被抢走了。今年他43岁，有家了，别的什么都没有。
妻子于晓莉如今在一家酒店做保洁，赶上住宿旺季，每月能赚3000多。申军良的代驾也基本上靠天吃饭，他给自己定了每天赚到150的小目标，只有运气好时才能实现。夫妻俩加起来六千多元的月收入，只能维持五口之家的日常开支：房租1200，水电物业一两百，三个孩子饭费2000多，还有衣食住行的生活费，以及学校动辄一两千的资料费。
采访申军良的第三天，我看见他家客厅里多了一台旧油烟机，是一位要搬家的老乡拆下来送给他的，过去十多年，出租屋里一直没安油烟机，于晓莉每年都要清理两次被熏黑了的屋顶。
第一天，夫妻俩把旧油烟机清理干净，申军良出去找安装师傅，得知安装费要一两百，嫌贵，回来了。第二天，申军良从网上下单叫了个师傅，给油烟机通电，发现触控面板坏了，维修费140元，和师傅面对面站了几分钟，申军良让对方先回去。第三天，申军良把上季度拖欠半个月的房租转给房东，手头紧，修、装油烟机的事暂时先算了。直到我离开济南，那台油烟机依然摆在申军良家客厅里。
以前，申聪没找到时，申军良会在夜里突然呜呜哭，于晓莉就用胳膊肘杵杵他，等他醒了不哭了，两人继续睡。申军良说，多半是因为做噩梦了，有时候梦见找到申聪了，但他蓬头垢面过得不太好；有时候梦见自己在路上走，被一群人围起来打；还有时候自己也记不清梦见了什么。但这些统统不告诉妻子，只说句忘了敷衍过去。
现在，申聪找到了，但几天前，申军良夜里又哭了一次。妻子猜，他可能还没走出来。申军良说，也许是因为压力大。
他习惯把这些狼狈和艰难藏起来。除了给朱远翔打电话，申军良排解苦闷的方法是骑车。凌晨两三点，基本就没什么代驾订单了，他喜欢把那辆二手折叠电动车的转把拧到头，在泉城的夜色里呼啦啦地骑。
不过，即使每天忙着赚钱，忙着煮饭，忙着找工作，忙着咨询孩子升学的事，申军良还是会拿出一大部分时间，用在打拐相关的事情上。
打给他的电话很多，有的问怎么找被拐的孩子，有的问怎么采血、怎么比对DNA，有的说有人贩子梅姨的线索了，让他立刻来越南，多带几个人，有的不知道怎么处理和亲生父母、养家的关系，想听申军良的建议……
虽然夹杂着很多奇葩问题，申军良还是不厌其烦地和对方解释。很多时候，光是听对方详细叙述完自己的情况，就要花费一两个小时，但申军良没拒绝过。
申军良的瞳孔比普通人偏上，说话时定定地看着对方，显得严肃。但讲起这些时，是我为数不多几次看到他笑，嘴角朝后一顶，法令纹像括号一样拢着两排白牙，很开心，还有一点得意在里面。
我问申军良，申聪已经回来了，为什么还在打拐这件事上投注这么多精力。
起初，他的答案和以往在媒体上看到的一样：我吃过和他们一样的苦，我知道孩子被拐后对一个家庭的伤害有多大，我经历过一根救命稻草都没有的绝望……
但后来，申军良说，还有一种感觉不知道怎么形容，他想了一会儿，才从嘴里跳出一个词：自信。
他解释，当所有老朋友老同学都在既定轨迹上朝前跑朝上爬，自己的路被中断了；其他人积累财富、阅历和社会地位时，自己积累的全是找孩子的经验。正在我交不上房租的时候，为孩子上学头疼的时候，找工作处处碰壁的时候，突然间一个电话来了，说『申大哥我想找你帮帮忙』，其实我心里有一份自信在。
他们的名字里都有家字
和其他普通家庭一样，白天，大家各忙各的，到晚上，才回到共同的出租屋。很多时候，五个人会分散到四个房间里，老二老三在卧室写作业；老大申聪有时要上网课，单独在另一个房间；于晓莉在自己的卧室休息，她颈椎和腰椎不好，抄着拖把工作一天经常会导致老毛病复发；申军良则待在客厅，忙着处理找工作的事，或者给孩子网购教辅资料、回答别人关于寻亲的咨询。
受害者不止是申聪，被改变的也不止是申军良。过去15年，在这个家庭的每个人身上都留下了印记。
于晓莉是个不化妆、绑个马尾、穿简单T恤和牛仔裤的女人，她有双超越40岁的手，手指上布着竖排的裂纹。因为有茧的缘故，它们硬挺挺的，像年轮一样记录了过去15年给两个儿子煮过的饭，洗过的衣服，以及给酒店拖过的地，换过的床单。
申聪被抢后，于晓莉患上精神分裂，很长一段时间里整个人是飘着的，要么抽搐，要么看着手指头发愣几个小时，直到现在，时间一接近正午（申聪当年在10点45分被抢），于晓莉还是像丢了魂儿一样，也不困，但整个人打不起精神。
那时，于晓莉怀老二四个月，因为一家人实在是怕了，又在两年后生了老三。申聪丢了15年，申军良找了15年，老二老三出生、长大、说第一句话、拿第一张奖状，申军良几乎都不在场。其他爸爸出门，带回零食、玩具、外地特产，申军良每次回来，带的都是申聪依然没找到这个坏消息。
老二老三在毫无安全感的环境下长大，他们的名字里都有家字，因为申聪被抢后，有人说聪雷同冲，留不住，不吉利，而家听上去稳妥；刚能说话没多久，两个幼儿被教的第一句话就是家庭住址和父母的手机号；只要家里来客人，于晓莉就会把他们拉进卧室，房门紧闭。时间久了，两个孩子性格变得内向，老二班主任的形容是：孩子挺聪明的，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喜欢抠手指头发呆；老三班主任则和申军良说：孩子成绩不错，但是说什么不肯当班干部。我在一个晚上见到他们，相对开朗的老二站起来和我打招呼，老三闷着头写作业，申聪的房门一直关着，直到现在，他依然抵触陌生人。
申军良见过马红卫家的孩子，一起吃饭时活泼大方，和大人说说笑笑。但自家的饭桌上只要有其他人，男孩们就把手夹在两个腿中间，头微微低着，别人问一句才回答一句。
这些年，老二老三已经习惯了爸爸频繁离开这件事，也不期待他回来。成长中父亲的缺席意味着什么，小孩子没有概念，甚至都不怨爸爸，只觉得没人管挺好。但事实上，所有缺失都有痕迹。
为数不多的作为父亲的时刻发生在2019年，当时，申军良去广东增城找申聪，新借的钱又花光了，回到济南想办法。刚把行李放到屋里就听到有人敲门，门打开，老二低着头，身后跟着七八个社会青年。带头的那个表示要钱：你儿子偷我自行车。
申军良问老二，男孩支支吾吾半天，才说明白：前阵子，老二每天放学都看到小区草坪上扔着一个旧自行车，车胎瘪了，车座也坏了，观望了一段时间，发现始终没人管，猜是被人废弃了，于是捡回家，用零花钱给它换了车座和轮胎，又买了把锁，有时作业少就骑着出去玩。几个社会青年看到了，找他要钱，老二没有，于是他们一路跟到家里。
首先，你们去楼下问问那个大爷，我儿子从小在这里长大，有没有摘过院子里的一个水果？也可以去我孩子学校问老师和同学，我孩子有没有偷过同学一块橡皮？他以为自行车是别人不要的，才推了回来。申军良和那几个社会青年说，现在车子就在楼下停着，车座车胎都修好了，你们说是自己的，推走就行了。
几个社会青年不同意，一定要老二赔钱，或是赔一辆新的自行车。申军良给派出所打了电话，在对方的建议下，把自行车放回了原位，几个社会青年推着车跑掉了。
几天后的一个晚上，到了放学时间，老三回来了，老二一直不见人影，直到快要十一点，才背着书包进门。申军良一问才知道，老二放学回家看到那几个社会青年在小区附近闲逛，以为是来找自己报仇的，藏进隔壁小区的一个墙角里没敢动，一直趴到十点多。
那年，作为安抚和鼓励，申军良给老二买了一辆新自行车。
以前，申军良在外面跑，心思全在怎么找申聪上，很少想过父亲长期不在家对另外两个儿子意味着什么，但自行车事件之后，每次他再离开家，心里都悬着一块，直到申聪回来了，他也回来了，心里才算踏实。
虽然回家后的大部分精力用在申聪身上，申军良还是尽可能把心思分给老二老三一些，作为一种弥补。他每天盯着微信群，一旦老师让买资料，他立刻到网上搜；通知开家长会，也准会按时到场；每个儿子生日都一定要买蛋糕，过去十几年，他从来没给孩子过过生日。
至于自行车，老二有了，老大和老三也不能没有，申军良把代驾的钱攒起来，陆续给三个儿子都买了一辆。黄绿蓝，三辆自行车并排锁在出租屋的楼下，旁边是爸爸的折叠车。
一碟土豆丝
申军良的出租屋里没有衣柜，每个卧室的角落里都放着一两个行李箱，用来装衣服。过去15年，申军良一直在找申聪，寻人启事一摞一摞地印，塞到行李箱里，天南海北地走。申聪找到时，申军良已经用坏了四五个行李箱，它们和申聪一起回了济南，从那时候起，家开始有点家样了。
一年时间，什么都没有的家慢慢添置了家具。电视和沙发是一个记者朋友送的，上下铺是一个网友送的（以前三个孩子睡在一张床上），于晓莉又在网上淘了个便宜的茶几，再把沙发后面白花花的墙壁用一块粉色壁纸挡住，整个家显得体面多了，也离申军良想象中的温馨近了一步。
有一次，一家人去黄河边散步，他和三个孩子在前面走。后来妻子叫他，让他从后面看，发现申聪走路和老二特别像，比老二矮，但都是瘦瘦高高的，走路姿势很利落。是血缘的痕迹，他有点震动。
被找到那年，申聪正读初三，玩占据每天的大部分时间，成绩不好，但身边的同龄人都差不多。和生父母回到济南后，申聪表示，想好好学习，想考上高中，想有个哥哥的样子。他重新读了一年初三，每天晚上，写完作业还要上几节线上辅导课，等洗漱睡觉时，基本已经12点了。申军良说，从他每次装着轻松地说这次终于不是倒数第一了这次家长会估计有点刺激里，听见的都是无奈和压力。
一年下来，数学从最初的几十分，一路涨到了一百多分，英语从音标都认不全的程度，也慢慢有了一两千的单词量。尽管距离考上高中还有一段不小的距离，申军良觉得，至少，整个家是在一起往前走的。
父子之间，在一点点的互相打量、试探中，慢慢感受和靠近对方。回忆起这一年，一个瞬间被申军良列为年度最幸福时刻。一天下午，他有事出去，傍晚回家，饭菜已经上桌。抓起筷子夹土豆丝时，于晓莉突然问了句好吃吗，申军良尝了一口，也没多想：好吃呀。
直到饭吃完，妻子才神神秘秘地问他，知道菜是谁做的吗，边说，还掏出手机给申军良看视频。于晓莉说，自己当天加班回来晚了，一进门就听到厨房里有动静，走过去，看见申聪正招呼着两个弟弟，手忙脚乱地做饭。在她拍下的视频里，三个瘦瘦高高的男孩子背对着镜头，老三在洗菜，洗完递给老二，老二切好，老大立刻点火开始炒。
可能在别人家这种场景再正常不过了，但是对我们来说，是第一次看到三个儿子在一起做饭。心情完全不一样。申军良说。于晓莉的旧手机内存早就满了，隔段时间就要清理一遍。相册里的照片和视频删了好几轮，炒土豆丝的几十秒一直留着。
在更大的背景下，寻亲这件事像在和时间较量，也像在和命运赌博，成功找到已经不容易了，能回归家庭更难。
寻子公益组织宝贝回家的工作人员可可见过太多不尽人意的案例：被拐走的孩子常常状况百出，有的在养家得不到陪伴和照顾，叛逆期在社会上游荡，和亲生父母DNA对比成功时，正在监狱服刑；有的染上了毒瘾，于是不能被原生家庭接纳；有的找到了亲生父母，丢给志愿者一句告诉他们以后看好自己的孩子，然后扭头走了……
丢掉孩子的家长也走在钢丝上。有的因为找孩子的事产生分歧和配偶离异了，孩子找回来，家已经碎了；有的为了找孩子倾家荡产甚至连被子都卖掉，孩子回来后，这位到处流浪的父亲被视为负担；还有的留下一张字条只要我儿XXX跳楼了，孩子找到了，家人不在了……申军良也差点走向极端，宝贝回家创始人张宝艳曾经在凌晨三点接到他的电话，申军良正在黄河边站着，说不想活了，电话一直通到把他劝回家。
被抢走的那些年充满不确定性，就算足够幸运，避开以上种种，依然隔着时间、地域、缺位的亲情，可可说，找回的被拐儿童，真正能和亲生父母在一起生活的不多。
从某种程度上说，申家算是幸运的：重新见面时，孩子健康，父母健在，并且双方都愿意相认。只是，当被人贩子改变得四分五裂的家庭重新归位，就算每个人都在努力愈合大大小小的创口，缺失的15年还是横亘在这个家庭中间，像一道隐秘的伤痕。
直到如今，申聪依然很少开口叫申军良爸爸，老二老三回家，会蹦到厨房问一句爸今天做的啥啊，但老大往往直奔卧室写作业。他坦言：我知道你是我爸，但是我喊不出来。申军良也不强求：没问题，不用喊爸，喊我名字。
每次申聪一句话不说、对着窗子枯坐着，申军良就只能干着急：是想养家的人了？还是在学校遇到了麻烦？他很难猜到青春期男孩的心事。老二老三也一样，他们习惯性地和彼此分享大大小小的事，而作为父亲能了解到的，往往只是衣食住行、资料费、家长会。
申聪刚回家时，申军良想，要用余生弥补这15年。现在他觉得，只能把余生尽量过好，缺席的就是缺席的，补不回来。
在微妙的家庭关系之外，还要背起三个孩子的养育和50多万的债务，找工作的压力和自我认同的危机，申军良甚至觉得，比那15年在路上找申聪时还要难，因而，对人贩子的恨也变得更强烈，他对不同媒体反复说：人贩子必须严惩。
一次闲聊时，申军良突然讲起申聪刚回家时的事。接申聪是自驾，去时是激动，要开车，又有大量媒体采访，申军良四天时间几乎没怎么睡觉；接回后，到老家宴请亲朋，又要张罗各种琐事，申军良觉得自己像散架了一样，感觉一走路，每一块骨头都痛。但迷迷糊糊听见申聪在和弟弟聊平时的兴趣，说自己喜欢跑步和打篮球，申军良提议：爸陪你跑步去吧。那天，申聪在前面，申军良在后面紧跟，父子俩一口气跑了三四公里，虽然快要散架了，申军良还是硬撑着陪儿子。
说起这些时，申军良手里来回捏一小块塑料，他看着水泥墙愣了一会儿，说：其实这一年，我都在这么跑。
今年春节前，申聪的16岁生日到了。被抢走时，还有几天他就要满周岁。一晃16年过去，他第一次过自己真实的生日。
生日当天，申军良打算开一会儿直播，和网友说说儿子回来这一年。平日里，申军良拍短视频，申聪从来不肯露面，连声音都不愿意出，但这天，他突然主动从卧室走出来，和申军良说：我想说几句话。
可能是想把平时不好意思说的话趁直播这样的场合说出来，申聪说，谢谢老师，谢谢朋友，谢谢家人，谢谢网友，谢了一圈，里面藏了一句谢谢爸爸妈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