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金钢铁厂、机器厂与电工器材厂是准备抗日的三大门槛，选定在长沙湘潭开建。
文／霍安治
湖南省湘潭市有个下摄司工业区，曾是抗日希望基地，虽然来不及为抗日战争效力，却无心插柳般激发了台湾经济奇迹。
20世纪的战争成败取决于工业实力，中日工业相差悬殊，日本能造航空母舰，中国却无法完全自制一颗子弹。1932年“一·二八”淞沪战役与1933年长城抗战，蒋介石出动了中央军精锐部队，却惨遭击败。高层痛定思痛，领悟了新时代战争拼的是工业，不能单靠精神战力上刺刀冲锋。只是国内工业底子差，又受到大萧条重击，欲振乏力。
要抵抗日本侵略，必须另辟蹊径，找一条快速提升工业力量的捷径。1932年11月，最高当局成立智库机构“国防设计委员会”，延揽各界专家学者，摸索救国奇法。1934年，抗日捷径渐渐成形。工业建设理应按照产业链循序渐进，国防设计委员会的奇法却是跳过低端产业，以重金引进外国技术，直接创造军事急需的重点高端产业，在和平时期担任产业发动机，引导低端产业快步发展，一旦战争动员，则能快速创造足以与日军对敌的物质战力。
这个多快好省的抗日奇法，就是下摄司工业区。
长城抗战的教训1932年淞沪抗战与1933年长城抗战的失利，是对南京政府的沉重打击。参谋本部、中央军校与庐山军官训练团访查实战经验，将士们的血泪证词生动描述了日军物质战力的压倒性优势。一位亲历长城抗战的军官悲愤呼吁，单靠精神战力不足以抗日，只有毅然提升物质力量才能驱逐强寇：“此次战役，因敌我之器械相差过甚，致我军充分杀敌之精神，每不免为敌军优越之器械所挫折……物质之信仰既失，其志气已先为所夺，尚复有可精神之可言！”
据生还将士描述，日军的物质战力大致可以归结为“火力”“机动力”与“通信力”三大项。日军的飞机与火炮，造成压倒性的火力优势，汽车造成压倒性的机动优势，通信器材更是精良，即使是便衣间谍也配备便携式无线电。相比之下，我军缺乏飞机与火炮，使用缓慢的人力挑夫与骡马大车，通信器材则是窳劣破烂、数量太少。整个步兵师只有一部15瓦特无线电机，“一旦损坏，消息便全断绝”。
火力、机动力与通信力全面落后，主因在工业。中国的企业家是灵工巧匠，学习力强，能模仿最复杂的外国产品，只是资本微小、技术深度不足，无力发展冶金、化学与机械等“基础工业”，闯不过“材料”与“机器”两大难关。
少了基础工业，部队装备就要闹笑话。在两次抗日作战中，最使前线将士恼火的装备是“被覆线”。当时军用无线电很稀罕，通信依靠有线电打电话，被覆线是作战最基本的装备。将士们却悲愤陈述，我们的被覆线“劣货内多生锈”，打电话听不清楚，激战时刻总是断线。日军的被覆线却是音量清晰，结构强韧。
不起眼的被覆线，是中国工业局限的生动缩影。被覆线的线芯是紫铜线，国内没有任何工厂能生产。因为当时国内的炼铜厂炼不出紫铜（工业纯铜），闯不过“材料关”，国内所有品种电线全都是洋货，即使是技术档次最低的电铃线也得进口。
中国的企业家是最有冲劲的。在上海与广州，一批小工厂立志自制电线。他们回收二手废线，取得珍贵的紫铜，却又遇上“机器关”。被覆线制造的第一步是拉丝，将紫铜拉成线形，才能编织成芯，包铅绝缘。摆在生产线第一关的拉线机，是非常复杂的精密机械，必须精确控制拉力，调整退火。模具更是万分讲究，国内没有任何机械厂能够制造，只能重金向欧美大厂购买，民间工厂买不起。因此，国内工厂回收废品旧线后，只能进行镀锡、包胶之类的低档手工翻修，无法制造新电线。
军用被覆线的规格是最高的，必须耐踩耐压耐风雨，还得抵御炮击时的冲击波，紫铜线芯得与钢线绞合编纱，达到“三钢四铜”高标准。只是国内工厂闯不过“材料关”与“机器关”，部队只好克难打仗，有什么线用什么线，连没包绝缘层的裸线都用上了，锈蚀习以为常，品质全无保障。在“一·二八”淞沪战场，指挥官打电话指挥作战，不但“时常发生阻碍”，而且“线路一断，常有数小时未能恢复者”。指挥官火大了，总是拿通信兵出气。通信排长经常被枪毙，是当时军中的高风险行业。
民间企业力量不足，基础工业只有依赖国家投资，但政府同样困难。南京政府于1932年筹建浦口钢铁厂，估计初步投资金额2000万美元，折合8000万大洋，相当于1931年全国总支出的10%。
“材料关”与“机器关”狠狠卡住了中国的建军备战。当时国内的兵工厂很有雄心，即使是难度最高的飞机，也能慷慨上马自制。马尾海军飞机制造处自1919年起制造水上飞机，1931年出厂的“庚式一型”水陆侦察机，续航距离1260公里。同时期淞沪战场上的日军一四式水侦机，续航距离1150公里，中国飞机的性能在纸面上已经迎头赶上。
但细部分析，庚式一型的钢丝、流形钢线、钢管、松紧钮、铝板、铝条与特别钢条等金属料件全是洋货。就连麻布、涂布油与干酪胶等耗材也得进口。技术难度最高的发动机，更得由寇蒂斯、劳斯莱斯、霍尔·斯科特、莱特与布里斯托等国外大厂整机采购。中国第一飞机工厂，实际上只是一个进口洋料的来料加工厂。
救国不能按部就班缺了基础工业，导致关键材料与配件全是洋货，后果很严重。“一·二八”淞沪战役证明中国海军无力保卫海疆，中日战争一爆发，海路必然中断。若洋料来源断绝，中国所有兵工厂将立刻停工。
国内规模第一的汉阳兵工厂，在“九·一八”之后首先爆发材料危机。汉阳厂的镇厂之宝是仿造日军四一式山炮的“汉造十年式山炮”，性能与原厂炮不分上下，是中国兵工界的骄傲作品。只是汉造十年式山炮的炮管是镍合金钢，国内没有钢铁厂能冶炼，依赖日本洋行供料。其余的金属材料“均购自美英德日等国”，甚至钢材酸洗所用的“依脱”（硝酸）也得向日商三井洋行进口。“九·一八”后拒用日货，“汉造十年式山炮”应声停产。
只有手里握着合金钢厂、化工厂与机械制造厂等基础工业，抗日才有底气。只是南京政府太穷了，要建立基础工业救国抗日，还得找捷径。
南京政府的工业建设，原是按部就班的。基础工业建设可略分为“动力”“机械”与“材料”三阶段。第一步是创造动力，开煤矿、挖油井、办电厂；第二步是自制材料，办冶金与化学工业；第三步办机械厂，自制各种机台与工具。三步到位，整条工业产业链才能自力更生，不受洋人挟制。1928年2月，南京政府成立全国建设委员会，投入巨资，试图在长三角建立基础工业，只是闯不过财政关，建设慢如牛步。
建设委员会的第一步，是开发长三角周围的淮南煤矿与长兴煤矿，全力兴办火力发电厂。位于常州的戚墅堰电厂，被计划作为苏州、无锡与常州工业地带的产业发动机。抗战爆发前，电厂实际装机容量1.71万千瓦，并有2.5万千瓦的望亭新厂赶建之中，总装机容量达到4.21万千瓦。同时期撑起日本东京工业区的“千住火力发电所”，装机容量是7.5万千瓦。假以时日，戚墅堰电厂足以使苏锡常迎头赶上东京。
只是建设经费筹措太难。建设委员会向上海银行界商借“电气事业借款”，国民政府发行两次“电气事业公债”，再加上英国归还庚款与中国建设银公司吸收欧美外资，才凑出扩厂经费。
电厂是基础工业之中最便宜的一项，却已遍借内外债，其余基础工业更是兴办无期。建设委员会计划一举建立整套基础工业，光是经费就过不了关：日产1000吨的钢铁厂，建厂资金初步估计2000万元；日产1500吨的焦炭厂（煤炭炼焦厂），1000万元；日产硫酸与碱各1000吨的硫酸碱厂，2000万元；装机容量7500千瓦的首都发电厂一号机，110万元；再加上日产1000吨的士敏土厂（水泥厂）1000万元，日产400吨硫酸铔的化肥厂1500万元与模范机器厂300万元，初步预算就要7910万大洋，而1929会计年度的国家总支出才4.34亿元。
建设委员会锐意经营的苏锡常工业地带，也不是理想选择。1934年，南京政府策定对日作战计划，准备以上海为诱饵，将日军由华北引到长三角的纵深国防工事带，进行大决战。这片预定战场东起上海，西至南京，以吴福线与锡澄线等两道国防工事线构成的预定歼敌地区就在苏州与无锡，抗日战火一起，任何建设都将成为一片焦土。
抗日救国赶时间，基本工业建设必须挑出重点，才能以有限财力即时救国。1932年11月，南京政府秘密成立“国防设计委员会”，聘请200余位各界尖端专家，探索救国捷径。这个神秘单位深藏在参谋本部大院深处，严格保密，就连蒋介石的亲近官员也不知究竟。
1934年，南昌行营审核处检讨与英国卜内门公司合办中国氮气厂的利弊。氮气厂平时造化肥，战时造炸药，是建军抗日的重要项目。蒋介石亲批“交国防设计委员会审查”，写完后想起南昌行营的幕僚不知道国防设计委员会的地点，又特地在批示之下打个括号，说明这个神秘机关“在参谋本部内”。
国防设计委员会虽然只是一个写调研论文的智库机关，但经费由蒋介石的“特别费”直接支出，拨款非常大方。时任科员的吴兆洪回忆道，国防设计委员会经费“每月10万元。委员一不要办公，二不要开会，每月奉送200元研究费”。当时南京孝陵卫郊区地价1亩200元，每月研究费相当于城郊1亩地，有效激起研究士气，不但迅速摸清国力，更探索出工业救国的神奇捷径。
专家指出，基础工业不必循序渐进，应该依照军事需求，选定最关键的三种尖端工业，引进欧美技术全力建设，一口气直奔产业最高点。这个怪招，就是《重工业建设五年计划》。
长沙成为长三角决战的大后方1934年4月，蒋介石集中工业领域专家成立资源委员会，兴办国防设计委员会精选出来的十大工业项目，是为《三年计划》。推动两年，成立厂矿21个，但进度仍然太慢。1936年，资委会再次精炼目标，提出《重工业建设五年计划》，集中全力发展三个重点大厂：中央钢铁厂、中央机器制造厂与中央电工器材厂。
合金钢铁厂、机器厂与电工器材厂，是准备抗日的三大门槛。合金钢是兵器制造的根本材料，机器是扩张兵工生产的根本，发动机器则需要电力。克服这三大门槛，中国才能大量自制兵器。1936年4月，中德签订哈步楼1亿马克易货协定，蒋介石将这笔巨款交给资委会，优先推动三大厂建设。
财源有着落，还要挑地方。长三角是预定战场，国防工业必须在内地另择新址。当时相关议论，多以四川、西北或武汉为首选。国防设计委员会却别出心裁，提议以长沙为抗日的工业大后方。委员会中的地理专家、中央大学地理系教授张其昀的建议得到蒋介石首肯：“长沙城，可为中国军用工业的主要根据地。政府如对于充实国防，定有整个计划，则因地理原料交通人工种种关系，必以长沙为全国兵工厂的中心。”
长沙府十二州县，铁路转运中心在省城南方20公里的株洲镇。由株洲循湘江到长沙城，途中经过湘潭县，沿途都是建厂的良好选择。资委会避开空袭目标显著的长沙城与株洲镇，选定湘江北岸的湘潭县下摄司（今岳塘区下摄司街道），建立三大厂。
1亿马克资金在手，三大厂出手不凡。中央钢铁厂与德国克虏伯公司签约，订购年产钢材十万吨的整套合金钢厂机台设备与技术，全案总金额高达5800万马克，一举突破兵器制造的“材料关”。
同时上马的中央机械厂，则要突破“机器关”。机器千百万种，资委会独沽两味，锁定“动力设备”与“工作母机”两大项目。一家工厂要动起来，首先得通电。
中央机器厂的第一步是完全自制电力设备：向瑞士电机名厂布朗-博韦里公司（BBC）购买技术与机台，自制整套水力发电站；向瑞士铁路工厂购买煤气发电机技术，自制工厂用的小型发电机；第二步是生产各种大型工作母机（俗称机床）。当局不惜血本，就连号称“精密机床之王”的“坐标镗床”，也重金买了两台。有了工作母机，就能自制新机床与精密机件。庞大如龙门刨床，精密如滚珠轴承与齿轮铣刀，都能自制。
形象地说，中央机器厂不但能制造一般机器，还能如母鸡孵小鸡一般，孵出新的机器制造厂。
突破了“材料关”与“机器关”，第三个重点项目是依据作战经验，成立中央电工器材厂，推动电线与通信器材的自制。资委会冶金实验室首奏凯歌，引进德国技术成功研发电解紫铜法，而后连开三厂。第一厂向英国绝缘电缆公司（B.I.C.C.）等三大名厂买技术与机台自制各种电线。第二厂向美国亚克屈勒电子管公司（Arcturus Radio Tube）引进电子管技术，突破自制无线电的最后一关。第三厂向德国西门子哈尔斯克公司（Siemens & Halske）引进技术自制电话机。
三大厂之外的基本工业项目，尽量抄捷径。如开矿等能盈利的项目，全部释出，鼓励地方政府与民间企业家合资兴办。长沙迅速发展出产业聚落。在长沙的黄土岭工业区，资源委员会与湖南省政府合办湖南电器制造厂，与建设委员会合办中央电瓷制造厂；在株洲镇，兵工署炮兵技术处赶来建厂，准备利用合金钢材制造各式火炮。铁道部斥资500万元开办铁道部机厂，准备自制火车。南京政府更与朋驰（奔驰）合作，成立中国汽车制造公司，准备自制2.5吨卡车。
若企业家的技术与资金不足，资委会就出钱买技术，交给企业家兴办。范旭东的“永久黄”化工企业实力雄厚，蒋介石亲批300万法币巨款协助升级，在南京建成永利硫酸铔厂，和平时期生产化肥，战争年代改制高爆炸药。吴蕴初的天厨味精厂打败日本“味之素”，有意更上层楼，资委会向德国法本公司（I.G. Farben）购买低温蒸馏的煤炼油技术，交给吴蕴初兴办煤炼油轻化厂。当时中国开油矿受阻，以煤炼油成为救国捷径。交给冲劲十足的企业家兴办，事半而功倍。
假以时日，下摄司工业区将创造与日军对等的火力、机动力与通信力。只是各厂的预计完工时间，大致定于1939至1940年，抗日战争却于1937年爆发。
湘潭经验推动台湾经济奇迹抗战军兴，中央钢铁厂搁浅，兵工厂仍需依靠进口材料去制造武器弹药。中央电工器材厂与内迁昆明的中央机器厂，则有力地充实了军备，更成为战时大后方工业发展的原动力。抗战时期，中央机器厂大放异彩，即使是技术精深的电线厂拉线机也能轻松生产，更自制水力发电站，引发工业创业潮。中央电工器材厂的各种电线电缆、电子管与电话机，则使国内通讯网突飞猛进。有线电话深入农村，无线电台日常化，大商户常自办无线电台收报商情。
事如春梦了无痕，昙花一现的下摄司工业区，在今日已被后人遗忘。然而，下摄司的创业模式在台湾开花结果。
“我们和国外合作也有个原则，即只引进技术，不搞经济合营，技术引进还要规定合作年限，年限内包教包会，到期由中国专家接手。”资委会副委员长钱昌照晚年追忆了下摄司三厂成功奥妙，在于不惜血本引进关键技术，但要存着自立自强的决心，由中国人自己办厂，绝不偷懒与外商合营。这套创业法，促成了台湾经济奇迹。
1949年国民党撤台之初，台湾工业停留在农林产品加工阶段，最“尖端”的工业是将菠萝装罐的罐头厂，可谓工业荒漠。但撤退台湾的资委会专家，运用下摄司模式，大胆创办高新产业。事实证明，只要选对方向，一两个基础工业关键大厂就能引发高新产业升级热潮。
首先按照下摄司经验引爆产业升级的大厂，是资委会的“中国石油公司”。“中油”争取到美国海湾石油公司借款，购买铂媒重组设备，点燃1950年代石化工业的创业之火，引发产业升级狂潮。由低端的化纤成衣塑料保丽龙，到高端的电子元件电脑主板，各行各业随之腾飞。
1960年代，台当局建立“中国钢铁公司”推动重工业，引进奥地利联合钢铁公司的技术与资金，德国克虏伯公司设计制造，一举突破重工业的材料关。小至小五金手工具，大到精密机械，都在“中钢”的“中心卫星式”引领下突飞猛进。
1980年代，台当局引进飞利浦公司的资金与技术，由留美专家张忠谋创办台湾积体电路制造公司，撑起了半导体产业。
追根溯源，曾使全球侧目的台湾经济奇迹，源自湘江畔的下摄司工业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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