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难得有这么长的时间，让彼此都有耐心好好听对方说话，重新发现那些深刻的情感羁绊，而不被分歧和冲突淹没。
文/图 | 木下 编辑 | 星煮
这是我在家里的第六十天。我从没想到我能在家里呆这么久。
我曾经遵循着回家不超过半个月的原则，因为时间一长，必定出麻烦。但我渐渐发现，跟爸妈之间的冲突并不是住得太久。恰恰相反，是因为住得不够久。
再亲的人，一年里只能见十天，生疏都是必然的。何况我们还妄想在那几天里去解决婚姻，工作和未来这些重大问题的冲突，怎么能不吵起来？
爱和理解，都是要在漫长的时间里，在日常的相处和陪伴里去完成的。
（一）酱油和鱼露，分歧与冲突
刚回家那几天，为了证明我平日里在广州有好好生活，我给爸妈做了个“手撕包菜”。包菜叶撕成小片，加酱油和葱蒜姜丝爆炒，去掉了小辣椒，因为家里从不吃辣。菜端到饭桌上，爸妈眉头皱成两座山： “你居然往菜里加酱油？” 仿佛我加的是蟑螂一样。
我愣住：“加酱油没问题啊，就像平时做菜加鱼露……” “那怎么一样？鱼露是鲜的，酱油是酸的。“两人齐齐感慨地看了我一眼：”你吃得像个外地人。” “在广州煮菜心经常加酱油啊，这很正常……”我试图辩解，但底气越来越虚，因为弃“潮”投“广”的嫌疑。
从此家里的饭勺再没轮到我掌着。
疫情让我有了足够的理由窝居家中，不急着考虑工作和未来。潮州离得太远，我们又在边陲小镇，乡村野下，人们并不慌张。过年期间农村里头仍有人走动喝茶。只是游神赛会取消了，家家户户都改成了在门口祭拜。
我在家没有什么时间感地度着日。时间一长，一开始的其乐融融和母慈子孝，就变样了，接着就是冲突和争吵。
今年的故事剧本也是这么进行的。回家的第十来天，我跟妈妈吵了一架。起因很细小，冲突很剧烈。到气头上我吼了一句： “妈！我回家是来休息的，你能不能不要每天说我八百遍？” 从头发丝到脚趾头，从屋里到屋外，从日出到日落，她永远找得到数落我的理由。有时候是因为我在家没有打扮得漂漂亮亮，有时候是因为我行为举止不够温柔得体。
就连吵架也没法子好好吵。我大声辩解，她嫌我说得太大声，让邻居听到了没面子。我觉得为什么要介意这些，把问题说开来好好解决才是重要的。口角过后，我气得跑出去散步，她气得自个儿上楼去睡觉了。
这种相处，感觉就像是不合尺寸的齿轮硬生生卡在一起。
背着她，我跟爸爸苦口婆心：“你能不能劝劝她，不要这么焦虑。她现在就是觉得我没有成为她眼中温柔又精致的女孩子，又担心我找不到对象。她觉得这是自己的责任。可是我已经长大了，这是我自己的事情。”
我知道爸爸说话有分量。过年家里做红桃粿，就爸爸一个人喜欢吃皮厚的，但任凭我和弟弟怎么抗议，最后我妈做出来的红桃粿还是厚厚的皮。
不知道他怎么劝的。后来我妈没生我气，跟爸爸置气了，两天没有理他。
妈妈在摘鼠壳草做黑粿
（二）口罩和止血贴，保护与修补
正月初八，小城里新发现3个输入性病例，一直觉得自己有“老爷保佑”的潮州百姓终于慌了。马路上的人车迅速变得稀少。家里翻不出几个口罩，买更是没法子买，妈妈决定给我们缝几个棉布口罩。她算了算，一家四口，每个人两个替换，起码要缝八个。
“用棉布缝两层，有用吗？”她问。我想了想：“不完全有用，但比没有好一点。”
于是她开始动手，搬出角落里积尘已久的缝纫机，找布，找橡皮筋，找内衬。我拿相机拍摄，做纪录。车头一盏小黄灯打开，光下映出一双上了年纪的手。手上的沟壑纵横，皱纹清晰可见，看得我心里一惊。
“我做了几十年车床了，真是辛苦。”缝纫机的隆隆声中，她絮絮道。 “我也想学做衣服，你教我好不好？” “学这个有什么用，这个是没读书的人做的事。”
一边的线缝好了，她停下脚下的踏板，把布翻过来在灯光下细看。我看着灯下她的侧脸，棕褐色的细软的头发扎成个小球，戴个老花镜认真地做着自己的活计。 她在这架缝纫机上坐了半辈子。生活没给她太多选择。 她不想儿女重复上一辈劳作的宿命，所以努力让我们读书让我们走远，但走远了之后，想要回来又是多难的一件事。
“哎呀，疼。” 有一天晚上她给自己的手贴止血贴，因为干活手指的一些小伤口裂开了。
“我看看？呼一呼。”我抓着她的手，心里有些泛酸。
“看什么看。”她把手抽回去，”以后就你洗碗了。” “好。” 我应下来，也这么做了。
但很多事情还是非她不可。我做的菜不合他们胃口。我不知道做粿的详细流程，只能打打下手。我不知道哪家店买的芥兰最嫩，哪家的猪肉最新鲜。
整个春节我一直拿相机纪录下家里的生活。整个过年她都一直在忙碌，无法停下来。我看着她做许许多多的家务。那些美味的食物，条条里里的祭拜仪式，那些温馨的传统家庭生活的背后，需要一个忙碌不停的母亲。
我拒绝她把我培养成这样的母亲。我想要摆脱我们的文化里赋予女性的宿命，在没有止境的祭拜仪式和家务中耗尽一生。可我不能假装看不见她的劳动。 我不能忘记那样子粗糙的一双手，像砂纸一样，触感鲜明。相比起来，我这双手细弱，单薄，柔软，没有一点茧子。我不能忘记我覆上她的手掌心时的感受，这哪里像是一对母女的手呢？或者它就是彰显着关系，彰显着付出，彰显着我的生命的来源。 我不能再大声和她吵了。
家乡傍晚的红霞
（三）番茄和鸡蛋，陪伴与理解
元宵快到的时候，广州确诊了200多例，潮州确诊4例，房东通知我：近期不要回来了。不容拒绝，没得商量。我有些生气和受伤。如果你一年在广州住350天，你在那里工作，有喜欢的饭店和当地的朋友，你很难不把自己看成半个广州人。但我得重新审视自己的天真了。
索性就在家里安安稳稳地住下来。一餐一饭，喝茶聊天，把大量的时间都花费在跟家人的相处上。在每天因为疫情的新闻感到难过和撕裂的时候，是这种温暖又平和的家庭生活在治愈我。
正月里下了几场大雨，像是在补偿我在广州持续半年的干旱。夜里躺在床上，阳台的洗衣机断断续续地嗡嗡响着。雨从很远的地方走来，渐渐变大。你能感受到那种空间的辽远，雨水砸在泥土地上的低沉回声。刮大风的时候，窗玻璃也会颤动。
有时候睡前看了太多生离死别的故事而失眠，直愣愣地在夜里躺着。直到早上在萦绕耳边的鸟鸣声中醒来，迷糊中听到房前屋后邻居的闲谈，还觉得有些恍惚：我此刻安全无虞的生活是真的，可是昨晚有人死去，也是真的。
活着真不容易，家人平安在一起也真不容易。
每日午后只要天气晴好，我跟堂姐就搬到天台上晒日光，旁边摆上功夫茶具泡一壶单丛。我们聊着关于疫情的新闻，和附近人的家长里短。左右远近都是鸟鸣声，婉转悦耳不曾断绝。只不过榕树绿荫茂密，抬头却见不到一只鸟儿的踪迹。堂姐五岁的男孩子在一旁嬉戏玩闹。孩子无理哭闹的时候，她也不一味哄着，有时甚至会故意扮成苦脸跟他比谁哭的声音大。我常常被逗笑。长大后我们鲜有机会这么相处，我不知道她还有这样子童趣的一面。
我对爸妈的感觉也是一样。好像认识了二十多年，我也并没有完全理解他们。我发现了妈妈在唠叨的老母亲外也有可爱的一面，爸爸在严肃的老父亲外也有温情的一面。我发现，只要我能放下“愤怒少女”的人设，拉得下这张二十几年的老脸跟他们撒娇，基本上有求必应。
我们难得有这么长的时间，让彼此都有耐心好好听对方说话，重新发现那些深刻的情感羁绊，而不被分歧和冲突淹没。
“看你，肯定在外面都饿惨了，又没有什么东西吃。”饭桌上，他们总是同情地说。 “对啊对啊，所以在广州吃得又不好，工作压力又大，难得回家过个好日子，你们就别老催着我给我压力了，好不好？”我一边扒拉饭一边说。
他们就笑笑不说话。
想起在广州的生活，一个人做饭，桌上最多两个碗碟，菜里尽量荤素搭配，吃饭时摆着个手机连个音箱看剧。吃完了剧一关，整个屋子都安静得分明，四面八方涌来的是夜晚的寂静。偶尔楼上传来一家四口的说笑声，衬得我这里更加凄清。
所以我在家里每顿饭都吃得很珍惜。
日子渐长，我确实找回了藏在记忆里的口味的偏好。有一些酱料的搭配已经深入骨髓，这辈子恐怕都找不到更好的味道了。像是无骨的乌鱼炊熟放冷了蘸豆瓣酱，前夜里刚卤好的鹅脖子蘸蒜蓉醋，蚝仔烙蘸鱼露，煎好的红桃粿戳几个洞淋些卤汁。嫩嫩的芥兰上铺一层用生粉勾芡后爆炒的牛肉。大尾的活虾去头加姜丝蒸熟，不用蘸，剥壳就吃。
最安慰人心的是一碗粒粒分明又粘稠的粳米粥，要用高压锅煮，端碗起来吹一吹热气再咕噜一口，是从口腔到胃的妥妥贴帖。
我又开始入侵厨房，做了咸的番茄蛋花汤。妈妈照旧大吃一惊，“天哪你居然在番茄里加盐？” 我这才想起来，过去二十年出现在我们家饭桌上的都是甜甜的番茄鸡蛋羹。
“对啊，吃吗？”我问。
妈妈从厨房往外喊：“来看看你女儿做的番茄鸡蛋，咸的——”
爸爸闻声走了过来，笑： “你做的，那就勉强试一试吧。”
来源｜南都周刊
END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