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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车站可以托运洗衣机吗(洗衣机办理火车托运要打木架吗)

火车站可以托运洗衣机吗(洗衣机办理火车托运要打木架吗)

更新时间:2021-12-15 14:09:19

本来我想从火车站把这台洗衣机托运回江城,就像解世雄从常州给我托运自行车一样。谁知道,上海站行包托运处不受理此项托运业务,可能是因为当时的货运车皮特别紧张的缘故。

我只好让黄鱼车师傅把我们拉到火车站旁边的一条小街上。我找到一家门面很小的货物托运站。

货运站老板是一位五十来岁的大叔,他操着苏北口音大包大揽地跟我说:“托运一台洗衣机是小事一桩。江城是一个交通方便的地方,火车不行,还有轮船嘛!”

店内还有一位年轻的女营业员,看起来像是这位大叔的女儿。她从外包装上能够看得出,这台洗衣机是从日本进口的三洋牌全自动洗衣机。她知道这是市面上买不到的高级货。她一面两眼放光地看着这台洗衣机,一面忍不住地赞叹道:“覅忒嗲啊(不要太好啊)!”

她说的上海话嗲嗲的,吴侬软语,悦耳动听。

她又问我这台洗衣机几锂(多少钱)?我说,换算成人民币,大概需要一千块钱。她撇了撇嘴又摇了摇头说:“勿格算(不合算)。”

那时候,一千块钱相当于普通职工一年的收入,能用上这样一台进口洗衣机的人家是很奢侈的。

八十年代中后期,无锡小天鹅洗衣机厂已经开始生产全自动洗衣机,我们楼下的邻居曾买过一台。不过,这台洗衣机质量不过关,经常出故障。到了九十年代,无锡小天鹅与日本松下成立了合资公司,迎来了一段黄金发展期;公司上市了,小天鹅终于飞起来了。这是后话。

外经委主任是个内行,他引经据典,继续指点江山。

他说,我国的外汇和原材料都极为短缺。先说外汇,去年(指一九八七年),我国的外汇储备只有二十九点二三亿美元。原材料就更甭提了,国内这两年来的物价飞涨,主要就是由于原材料的紧缺而引起的。

改革开放进行到今天,已经跨入了第十个年头。“大进大出”,参与国际大循环,已经上升到了国家战略。

可是,没有外汇,怎么“大进”?没有原材料、没有技术、没有设备,生产不出在国际上具有竞争力的产品,又如何能够“大出”?

资源禀赋也称为要素禀赋,指一国拥有各种生产要素,包括劳动力、土地、资本、技术、管理等。

当时,我们国家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方面的生产要素十分欠缺,而在劳动力和土地等两方面的要素则非常充裕。

为了扬长避短,我国制定了“两头在外”的外向型生产经营模式,就是把生产经营过程的两头(原材料和销售市场)放在国外。更直白地说,就是将一件出口产品的开头(原材料的供应)、结尾(该产品的最终销售及消费)都放在国外,而将中间生产环节放在国内。在这个中间环节中,我们可以赚取该出口产品的加工费。

“两头在外”的具体表现形式是“三来一补”(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和补偿贸易)。

“三来”比较容易理解。根据国外客商所提供的样品、原材料和零配件,按照客商的要求,将这些原材料和零配件加工或者装配成成品。

“补偿贸易”这个名词比较专业一些。它是指买方在信贷的基础上,从国外厂商进口机器、设备、技术,以及某些原材料,约定在一定期限内,用产品或劳务等来进行偿还的一种贸易方式。对缺乏技术、原材料和外汇的国家,利用这种贸易方式可以利用外资买进先进技术、设备或者原材料,以加速本国的经济发展,增强出口能力。

从一九七八年开始,广东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桥头堡和风向标。“东南西北中,发财到广东”,是那个时代的流行语。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广东替代了上海,成为当时国内经济最发达的省份,没有之一。

一九七八年,时年四十多岁的香港信孚手袋厂的张老板,在东莞投资设立了太平手袋厂,签下了三百万的订单,成为内地改革开放政策引入“三来一补”企业的第一人。他被誉为“三来一补”的鼻祖。

当时,县、镇两级都不具备进出口权,没有资格直接与外商签约。手袋属于轻工产品,归口到省级轻工业品进出口公司经营。

有一天,张老板到广东省轻工业品进出口公司办事时,有一名外销员笑着迎上来喊道:“零零一来了,零零一来了。”

张老板当时一头雾水,并不知道“零零一”是什么意思。这位外销员告诉他,他申请投资设立的太平手袋厂从省经贸委批下来了,审批编号是零零一号。

在改革开放初期,与苏商、浙商主要关注内需市场不同,广东的民营经济起点高,它采取“两头在外”的模式,与世界接轨。以深圳、东莞为代表的珠三角东部,抓住了历史的机遇。它们近水楼台先得月,接纳了香港制造业的外迁,成为了“世界工厂”腾飞的起飞点。

那时候,与广东的外资企业的兴起、浙江私营经济的发达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江苏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

苏南地区占据毗邻上海的地理优势,多年来接受上海的幅射与产业转移,乡镇企业已经具有相当规模。虽然与广东相比,苏南地区的外向型经济起步晚,但是也已经走在了追赶的路上。

常熟是苏南地区经济最活跃的县级市之一。这几年,常熟市的乡镇企业成为了主力军,“两头在外”的经营模式蓬勃兴起,“三来一补”开展得有声有色。来这里投资的,主要是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的客商。

市外经贸委主任举起右手,做了个“七”的手势说:“今年,我市的外贸出口要达到一个小七。”

我们知道,他这句话的意思是,今年常熟市的外贸出口总值预计能达到七亿元人民币。

说到出口总值,有必要提一下GDP(国内生产总值)这个统计数据在我国是何时开始使用的。

我国自建国以来的前三十多年里,没有使用GDP(国内生产总值)这个指标,而是使用的国民收入和工农业生产总值这两个指标。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国开始研究联合国国民经济体系中的GDP指标,并于一九八五年开始建立GDP核算制度。

一九九三年,我国正式取消了老的国民收入核算体系,GDP成为了我国国民经济核算的核心指标。

二零零三年,加入世贸组织之后,我国改进了GDP核算与数据发布制度,提高了GDP数据的准确性和透明度,向国际通行办法迈进了重要一步。

从一九八五年开始,各级政府开始重视GDP数据的统计。如果一个乡的GDP能够达到一亿元人民币,那么,这个乡就被称为亿元乡。成为了亿元乡是很了不起的,乡里面要敲锣打鼓以示庆贺,县里面也会对乡领导予以嘉奖。

七亿元人民币,相当于七个亿元乡全年的GDP。由此可见,在当时,在一个县级市,七亿元人民币是一个不小的数字。

一九八七年和一九八八年这两年,美元对人民币的汇率稳定在一美元兑三点七二元人民币。七亿元人民币相当于一点八八亿美元。

这一点八八亿美元,在一九八八年是一个了不起的数字;而在三十年后的二零一八年,常熟市实现出口总值近一百七十三亿美元,是当年的九十多倍。

当年,市外经贸委主任在说出“小七”这个数字的时候,眉眼之间显露出掩饰不住的笑意,并以手势辅之,加深了我对这个数字的印象。

其实,我之所以对“七”这个数字记忆深刻,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七”这个数字是我女儿的幸运数字。

一九九四年是我下海经商的第五个年头,这两年,差不多是我一生中经商最顺利的时期。

年初,我在江城的市中心区域南大街买了一套商品房。这年夏天,我们家从位于郊区的大山新村搬进了新房子。我女儿也从大山小学迁来了南大街小学。过了暑假,女儿就要上小学五年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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