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现实版《山海情》的故事：他们热爱土地，活得扎实又热烈。二十年，两代人，一点一点地架起袁家湾村与外界沟通的桥梁。在这个故事里，乡村从未封闭，农民也从未被抛离新技术与新商业的轨道之外。
文｜程承
西北乡村的冬天是寂静的，生一盆炭火，等待一个松软的春天。山涧的河道已经结冰，树上的叶子落尽，枯草埋在残雪里。百合的种子已经种下去了，层叠的梯田既平整又荒凉。
「7月份的时候，百合花开得漫山遍野，山上的树和草也都是绿油油的，西马滴攒劲（兰州方言『非常美』）。」高作旺试图缓解我的「失望感」，打开手机展示夏天时的照片。他的指节粗壮，轻微变形——这是常年在土地里劳作的印记。
袁家湾村是一座甘肃寻常的农村，距离兰州市三十公里，三面环山，一条狭窄的土路通往外面的世界。当地人世代靠种植百合为生。60岁的高作旺刚刚卸任袁家湾村的村支书。19年前，他从兰州回到农村，还将读完大学的女儿「拽」回来做电商。春节前夕，他因为带领村民办土味发布会，在天猫推出自制农货盲盒而走红社交网络。
这是一个现实版《山海情》的故事：他们热爱土地，活得扎实又热烈。二十年，两代人，一点一点地架起袁家湾村与外界沟通的桥梁。在这个故事里，乡村从未封闭，农民也从未被抛离新技术与新商业的轨道之外。
父女
「如果说没有遗憾，那是骗人的。」高艳玲往藤椅上一靠，双手插进羽绒服的口袋里，倦怠地伸直双腿。「我还是想去北京中关村看看，一直没有去成。不知道那里是什么样子。」她歪着头笑了，双颊一抹绯红。
炉火上的水，汩汩地翻滚，屋子被熏得暖烘烘的，窗外传来几声鹅叫。在袁家湾村口的小卖部里，我见到了高艳玲。她生于1987年，绑着马尾，声音爽朗。如果九年前，没有父亲的一通电话，她将拥有一条正常的人生轨迹：挤过高考的独木桥，升入大学，毕业之后留在大城市，穿梭于干净、有玻璃幕墙的写字楼之间。
2012年4月，她即将从西北师范大学毕业。一天下午，在袁家村的父亲突然给她打电话，规劝她回农村，开淘宝店，把百合通过电商渠道销售。「他不是在商量，非常直接，几乎是命令。他说『你出去闯也未必能够闯出什么名堂，回来做电商，也有可能掌控自己的生活』。」她说。高艳玲没有答应，甚至有些生气。
她是家里的小女儿，还有一个哥哥和一个姐姐。然而，在三个孩子中，她和父亲的性格是最相似的，脾气倔强，有主见，不肯认输。中国人性格内敛，农民尤其如此，他们很少互相表达感情，两代人之间往往关系紧绷。「我和我爸，就像大牛和小牛，都有犄角，所以很少正面沟通，总是通过我妈。」
在她的印象里，父亲永远早出晚归、行色匆匆，言语不多，但很有分量。「在家里很少看见他的人，关心家里的事。过去三十多年里，她和父亲单独相处的时间只有一次，高中某次家长会，他们一起从家里走到学校。半小时的路程，两人没讲一句话。她心里清楚，「回村」的建议，父亲并不是一时兴起。
高作旺的想法，来自于一次兰州市组织的基层干部去陇南考察。他经过一个盛产核桃的淘宝村时，第一次亲眼见到什么是互联网：一个快递网点，就能把一麻袋一麻袋的核桃往外运；一根网线，就把偏僻的小村子和外面的世界连接了起来。当时，袁家湾村的百合主要通过农贸市场和线下批发渠道销往广东、福建等地，客源非常有限。从淘宝村的故事里，他受到了启发，也意识到机遇。
但是，高作旺非常清楚袁家湾村的短板：「我们都是农民，除了种地什么也不会。做电商，需要懂的人。」前思后想几天之后，他将心思动到了小女儿头上。
然而，对于回村，高艳玲起初是抗拒的。毕业之后，她选择留在省会兰州。期间，高作旺委托不同的长辈打电话规劝她。「谈判」的过程经历了整整8个月。在和大学室友有过一次长谈之后，高艳玲决定回袁家湾村，「父母在，家人也需要。」她成为村里第一个回来的大学毕业生。
大哥去兰州接她回来的。「带着冰箱、微波炉、电脑、一堆书，塞了一车。」高艳玲坐在后排，全程没有说话，「有些失落，像是跟另一种生活告别。」
几天之后，她出现在甜甜百合有限公司的办公室里。这家位于袁家湾村口的公司，由几间平房和两排仓库组成。一边是无硫百合干烘干的车间，一边是冷库，用于储藏新鲜百合。2004年，村民筹措资金成立了这家公司。2010年前后，因为经营不善，公司面临困境，高作旺和几个股东出资将其接手过来。村民或为其供货，或者在甜甜公司上班。
村里的企业，没有规范的管理流程，也没有专业的分工。「我爸依然很忙，也没空管我。」起初，高艳玲的工作非常的繁杂，从生产、销售、财务到发货全部都涉及。「我这个人想的还是比较开，反正在哪一行都得干，即来之则安之，也说不上哪天干着干着，我又跑回了市区。」
高艳玲
谅解
2014年春天，百玉旗舰店上线淘宝。高艳玲和四五个村里的年轻人一起承担网店的运营工作。最初，店内只有2两个商品，一个是新鲜的百合，一个是百合干，「压力是最大的。」她说。第一个月，店铺一个订单都没有成交，访问者寥寥无几。
直到第二个月，百玉旗舰店才卖出2斤鲜百合。随后订单开始多起来，「一天几十个，甚至几百个。」当年秋天，网店的生意开始步入正轨。当时袁家湾村还没有物流公司愿意进来，发货需要把百合拉到兰州市。每天，高艳玲都要开着小车，顶着大太阳，往返四五次，运送近300斤百合去快递站点。
那一年，袁家湾村也迎来他们最重要的客户之一，「香港一家企业来实地考察，对我们的产品非常满意，但之后的合作商谈遇到了难题，对方希望按『334』付款，即订单下来付30%，发货以后再付30%，货到再付40%，而父辈的想法是先付70%的货款，再付30%。为付款方式，我跟父亲吵了几次。为促成这一单，我很认真地跟父亲谈了一次，说如果真的上当受骗了，我就找个稳定的工作，打一辈子工还这个钱。」高艳玲说。僵持了几天之后，高作旺同意了女儿的想法，和香港这家企业达成合作，并且持续至今。
「最早的时候，我们去找销路，都是用蛇皮袋装着，走几十里路，到兰州坐三天两夜的绿皮火车，到广州、北京，去菜市场，一个档口一个档口的推销。客户就是这样一点一点谈来的。」高作旺说。互联网的能量超出了这位老农民的预期。越来越多的大客户按图索骥，来村里下订单。他们来自安徽、湖北甚至西藏等，以往兰州百合未曾销售到的地方。
2018年，兰州百合官方旗舰店开业，兰州百合第一次有了自己的「官网」。次年，店铺的收入达到700万元。袁家湾村的百合成为兰州的一张名片。袁家湾村有30多户村民做起了百合加工，九成以上的员工是村里的女性。如今，全村百合种植面积达3000多亩，已成为全国最大的百合生产基地。以袁家湾村为原点，方圆百里内的村庄，都开始种植百合。村民不是自己做电商，就是为电商供货。
高艳玲和父亲之间，开始形成某种默契与谅解。她开始信任父亲的决定，理解他对土地、百合的情感。在父亲的身上，她看见许多中国农民身上没有的特质和精神能量，「他笃信他做的事是一项有价值的事业，他所做的一切，又反过来滋养他，让他获得价值感，持续保有热情和激情。」
2016年，在她的婚礼上，按照乡村的习俗行完礼后，丈夫抱着她跨出家门时，她突然回头，急切地在喧哗的人群里寻找父亲的身影。「我在角落里看到他，一个人站在那里，侧着身，驼着背，什么话也不说。我瞬间就崩溃了，眼泪唰地下来了。」高艳玲说。她第一次感觉到一个父亲的某种无能为力，也真切地意识到自己真正成年了，从此以后，不再是依附于他身边的小女儿。
倔强
高作旺家在半山腰，一栋两层的楼房，中间一个小院子。正午时分，屋檐上积雪开始滴滴答答的融化。门口堆放着成筐的百合干。春节前夕，他们进入一年最忙碌的时期。
「天下百合第一村纯天然的土坑坑，带着热乎的乡愁，富含甘肃沙露露的微量元素……」2月1日，高作旺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条视频。这一场「时髦」的年货发布会开在村里的广场，观众是村民，他现场展示了自制的百合农货盲盒。随后，媒体跟进报道，「盲盒村支书」走红网络。
今年1月，在一次和儿子的聊天中听说了盲盒，萌生了做农货盲盒的创意。天猫的小二得知他的创意之后，联系阿里巴巴的设计师，免费帮盲盒设计了包装。效仿时下的潮玩盲盒，将真空包装的百合、土豆、南瓜等埋进土里，再用纸盒包装好，随机发货。消费者在收到盲盒的同时，还将收到一把铲子，以便于从土里挖出「宝贝」。
农货盲盒的背后，藏着一个乡村持续20年倔强地努力。
「我们世代都在这山坳坳里种百合，从土地里讨生活。希望这种形式能让城里的年轻人喜欢百合。百合卖得好，农民的日子才会过得好。」在空旷的广场上，高作旺说。去年，他卸任村支书。从2002年上任至今，高作旺在这个岗位上工作了18年。「过了年，虚岁就60了。」他有些感慨。
高作旺是家里的长子，1979年高中毕业之后，赶上了农村包产到户。「也想过外出打工，但父母年纪大了，弟弟妹妹年纪小，如果走了，那家里的地就要荒了。」他便留在袁家湾村种百合，一种便是十年。
百合是一种矜贵的植物，对土壤的要求很高。一株百合从籽芽到种球再到成熟，一生要经历两次移栽、三段生长期，前后长达九年时间。「有人家种下去，孩子刚出生，等收成的时候，孩子都上小学，一米多高了。」他说。
挖百合的最好时节是立冬之后，下了一层薄雪。高作旺通常早上八九点就出门，带着干粮，一直劳作到太阳下山。「土冻上了，路很滑，不好挖，因为天气冷，手、耳朵上都长满了冻疮。」高作旺回忆。
挖出来的百合，他们是舍不得吃的。「我们起初用背篓背或者骡子架上两个筐，驮到兰州的市场去卖。后来用自行车、架子车拉着去，年龄大些的一次拉100多斤，身强力壮的小伙子可以拉200多斤。」他说。一般情况，清晨鸡一叫他就得出门，赶20公里的山路，天亮到城区铁路局市场。
八十年代末，为了给百合拓展销路，当时担任村支书的张宗忠带着三四个村民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把百合拉到首都北京去卖。挑选上好的百合小心地装进竹筐，运到货运站，到北京火车站后再坐公交车运到东单、西单、崇文门菜市场售卖。当时百合的收购价是每斤8角到9角钱，而在北京可以卖到1元，有1角到2角的差价，除去路费等花销，还有一些盈余。
1992年，高作旺成为村里的文书。百合的销路也逐渐打开，北上广深等城市的部分档口批发商已经成为他们的稳定客户。在鲜百合之外，村民们也开始加工百合干。1997年，高作旺辞去了村里的职务，去了兰州，开了一家百合干加工厂。
然而，好景不长，2000年前后，因为周围的村庄也开始种植百合。市场供给越来越多，袁家湾村百合的价格遭遇重创。2002年，有村民到兰州找到高作旺，希望他回村，接任村支书。当时，许多村民已经放弃种植百合，去沿海城市的工地打工。
「百合丢了可惜。」回到袁家湾村之后，高作旺开始组织村民筹备甜甜百合有限公司，同时找到兰州大学的教授，研究无硫百合干的制作技术。2004年，袁家湾村的村集体企业甜甜百合公司建成。这被证明是一笔划算的投资。无硫百合干推出之后，迅速得到市场的认可和欢迎。「我们看着价格一年一年回升起来了，到了2013年，百合一斤地头价也到了20块钱一斤，那时候可以挣钱了，很多人又开始种上百合了。」也是在这一年，高作旺留意到电商的机遇，并将小女儿「拽回了」农村。
他们无声地努力改变了村庄的命运。袁家湾村成了甘肃第一批小康村之一。全村1500人都过上了小康生活，70%家庭年收入10万元以上，家家户户都有了小轿车，在当地有「小北京」之称。
如今，第一个走出兰州，去北京卖百合的老支书张宗忠已经开始安享晚年。他家的小平房正在村里的广场附近，对着山谷。他出现在农货盲盒的发布会上，用三弦琴唱了一段花儿（西北民谣）。闲来无事，他在院子种满了蔬菜，养了三只鹅。
高艳玲已经是一个四岁孩子的母亲，生活翔实而具体。她负责兰州百合官方旗舰店的发货、财务等。算上附近的乡村，差不多5000户为他们供货，立冬之后和清明之前，她会和村民一起，上山去收百合。「现在一年，我们会收1万筐，一筐是50斤，一年收两次，总共就是50万斤。」
「世界变化可真快啊。」在张宗忠家的院子里，老人抽了一口烟感慨。二三十年里，生活的改变超出了他的想象。正对着的山光秃秃地，百合的种子埋在土里。
「你应该在夏天来一次，花都开喽。」老人说，咧开嘴笑了。大地最雄浑的力量是万物的生长，他们对此笃信不疑。
老支书张宗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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