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于一》是约瑟夫·布罗茨基的首部散文集，以长文为主，夹以若干短文，仅十八篇文章，篇篇精彩，再加上其文体和“书体”的独特，遂形成一本完美之书。这是一个伟大诗人的精神自传，也是一部私人回忆录。布罗茨基的信念：语言高于一切，甚至是时间崇拜的对象，诗歌则是语言的至高形式。
[作者简介]
约瑟夫·布罗茨基
1987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约瑟夫·布罗茨基（1940—1996）是一位跨越了英语与俄语世界的文学奇才。生于1940年的列宁格勒，布罗茨基的前半生在母国苏联度过，他的大部分诗歌成就也是用俄语完成的；1972年，永别故土、定居美国的布罗茨基从零开始学习英语，进而一举成为英语世界卓越的散文大师之一。诚如他在一次采访中所给出的自我认知：“我是一名犹太人；一名俄语诗人；一名英语散文家。” 1986年，布罗茨基荣获美国国家书评奖，1987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1991年获选“美国桂冠诗人”。其代表作品有诗集《诗选》《词类》《致乌拉尼亚》，散文集《小于一》《悲伤与理智》，散文《水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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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三个人所住的一个半房间（如果这样的空间单位在英语里讲得通的话）有镶木地板，母亲总是强烈反对家中男人尤其是我穿着袜子走在地板上。她坚持我们必须永远穿鞋子或拖鞋。当她为此责备我时，会求助于俄罗斯一个古老的迷信；她会说，这是凶兆，可能预示家中有人死亡。
当然，她可能只是觉得这习惯不文明，是明显的没礼貌。男人脚臭，而那是还没有除臭剂的时代。然而我觉得，你确实很容易在光亮的镶木地板上滑倒，尤其是如果你穿着毛袜子的话。而如果你年老体衰，那后果就会是灾难性的。因此，镶木地板与木、土等的密切关系，在我脑中便扩展至同城近亲和远亲们脚下的任何地面。不管是什么距离，地面永远是相同的。即使我后来在河对岸自己租一套公寓或一个房间住，也不能成为借口，因为那座城市到处是河流和运河。虽然它们中有些深得足以让出海的船通过，但是我想，死亡还是会觉得它们很浅呢；要不，按它那标准的地下方式，它也会从它们的底下爬过去。
现在母亲和父亲都死了。我站在大西洋海滨：在我与两个还活着的阿姨和我的表亲们之间，隔着太多的水：一个真正的深坑，甚至足以使死亡也感到困惑。现在我可以随心所欲穿着袜子到处走，因为我在这块大陆上没有亲人。如今我会在家中招致的唯一死亡，大概就是我自己的了，尽管这将意味着误把发射器当作接收器。那种合并的可能性是极小的，而这也正是电子学与迷信的差别。不过，如果我没有穿着袜子大踏步走在这些宽阔的加拿大枫木地板上，那既不是因为这么有把握，也不是出于一种自我保护的本能，而是因为我母亲不许这样。我猜，我想使一切保持它们在我们家里的样子，既然我已是我们家里唯一剩下的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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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那一个半房间，是一幢六层大楼北边一个巨大的多室套房的一部分，整个套房占全幢楼长度的三分之一。大楼同时面向三条街和一个广场，它是北欧本世纪初常见的、被称为摩尔风格的巨大饼形建筑物之一。它建于1903年，也即父亲出生那年，是彼得堡一座引起轰动的建筑物。阿赫玛托娃有一次对我说，她父母曾带她乘马车来看这个奇观。在其西厢，面向俄罗斯文学中最著名的一条大街——铸造厂大街，亚历山大·勃洛克曾拥有过一个公寓单位。至于我们那个套房，则住过德米特里·梅列日科夫斯基和季娜伊达·吉皮乌斯夫妇，他们曾是革命前俄罗斯文坛和后来20至30年代巴黎俄罗斯移民知识界的中心人物。恶鬼般的津卡（注：季娜伊达的昵称）正是在我们那一个半房间的阳台上大声辱骂革命士兵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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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多出十三平方米外，我们又非常幸运，因为我们搬进去的那个集体公寓非常小。也即，那多室套房中属于这个公寓的那一部分，包括六个分割得非常小的房间，仅可容纳四个家庭。包括我们自己在内，那里只住了十一个人。就标准集体公寓而言，六个房间的住户人数可轻易地达到一百。不过，平均来说，大概介于二十五人至五十人之间。我们的公寓几乎是微型的。
当然，我们大家都共用一个厕所、一个浴室和一个厨房。但那厨房却相当宽敞，厕所也非常体面和舒适。至于浴室，俄罗斯人的卫生习惯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至这十一个人无论是沐浴还是洗基本的衣服，都很少重叠。衣服都晾在两条走廊里，两条走廊把各房间与厨房连接起来，你心里很清楚哪套内衣裤属于哪个邻居。
……
尽管这种生存方式有其种种令人厌恶的方面，但是集体公寓也许也有其可取之处。它把生活裸露至最基本部分：它剥掉有关人性的任何错觉。你可以从放屁响声大小，判断是谁在蹲厕所，你知道他或她晚餐和早餐吃什么。你知道他们在床上的声音，以及女人们何时来月经。你常常成为你的邻居倾诉他或她的心声的对象，而要是你心绞痛发作或患了什么更严重的病，则是他或她打电话叫救护车。他或她有一天可能会发现你死在一张椅子里，如果你独居；或者相反。
当主妇们黄昏时分在集体公寓的厨房里煮饭时，无论是挖苦话还是医疗和烹饪建议，或这家或那家商店突然间卖什么商品，有什么是她们不交锋或交流的呢！正是在这里，你学到了生活的精髓：用你耳朵的边缘，用你眼睛的角落。当某个人突然间不跟另一个人说话时，则他们之间正上演什么无声的戏剧！好一家滑稽剧演员学校！一条僵硬、愤懑的椎骨或一个冷冰冰的侧面可以传达怎样的情绪深度！在发辫般纠结的电线下，垂挂着一颗一百瓦的黄色泪珠，它周围的空气里飘浮着什么气味、香味、臭味！这个灯光昏暗的洞穴，有某种部落的东西，某种原始的东西——你也可以说是进化的东西；悬在煤气炉上的深锅浅锅则仿佛随时要变成手鼓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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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回忆这些，不是出于怀旧，而是因为这是母亲度过四分之一生命的地方。有家庭的人很少外出吃饭；在俄罗斯几乎从不。我回忆不起她或父亲坐在某家餐馆桌子的对面，或就此而言，坐在某家咖啡馆桌子的对面。她是我所知最好的厨师，也许除了切斯特·卡尔曼（注：切斯特·卡尔曼（1921—1975），美国诗人、歌剧词作家，奥登的终身伴侣。）；不过话说回来，他有较多的材料。我回忆她时，常常是看见她在厨房里，系着围巾，脸红红的，眼镜有点儿雾气，当我试图从炉子上拿取这样或那样食物时，她总是把我轰走。她的上唇闪烁着汗光；她那头浓密、染赤但在别的情况下灰白的短发凌乱地卷曲起来。“走开！”她喊着。“多没耐性！”我再也不能听到那喊声了。
我再也看不到那房门打开，（她双手拿着一锅炖菜或两个大深锅，怎么还能开门？是不是把它们降低到门把柄水平，然后借着它们的力把门打开？）而她端着我们的正餐/晚餐/茶/甜点翩然走进来。这时父亲会是在看报纸，我则不会离开我的书，除非被命令；而不管怎样，她都知道，她期望从我们这里得到的任何帮助都会姗姗来迟且笨手笨脚。她家里这两个男人所知道的礼貌要远远多于他们自己能够掌握的。哪怕他们都饿坏了。“你又在读你的多斯?帕索斯了？”她会一边说一边摆桌子。“谁会读屠格涅夫？”“你能期待他做什么？”父亲会附和道，收起报纸，“说游手好闲还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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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夏天晚上，我们的三个高窗都打开着，来自河上的微风试图在窗纱中获得一个物体的地位。河不远，距我们大楼仅十分钟路程。一切都不太远：夏园、艾米尔塔什博物馆、战神广场。然而，即使父母年纪尚轻时，也很少去散步，无论是一起还是单独。走了一整天的路，父亲不是太热心于再上街。至于母亲，在八小时办公室工作之后排长队，也产生同样的结果；此外，她在家里有很多事情要做。如果他们难得出去一趟，那也主要是为了出席某位亲戚的聚会（生日或结婚周年纪念日），或看电影，但极少去看戏剧。
我一直都生活在他们身边，一点也不觉得他们渐渐老去。现在我的记忆穿梭于数十年间，可以看见母亲从阳台上俯视丈夫在下面拖着脚走路的身影，低声嘀咕道：“一个真正的老头，不是吗？一个真正十足的老头。”而我听见父亲那句“你就一心想着把我赶进坟墓里”，作为他们在60年代期间争吵的结束语，而不是50年代的猛力关门声和他远去的脚步声。而我现在刮胡须时，会看见我的下巴上有他的胡茬。
如果说我的心灵现在被他们作为老人的形象吸引过去，那大概也是因为记忆习惯于尽可能完好地留住最后的印象。（再加上我们对线性逻辑的癖好，对进化原则的癖好——于是乎照相术的发明就变得不可避免了。）但我想，我自己朝那里去，朝老年去，也扮演了一定的角色：你甚至很少梦见你自己的青少年时代，譬如十二岁。如果说我对未来有任何概念，它也是按他们的形象创造的。他们是我未来的“基尔罗伊在此”，至少视觉上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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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阅读口味非常广泛，母亲尤其喜爱俄罗斯经典。她和父亲对文学、音乐、艺术都没有明确意见，尽管他们青年时代都认识列宁格勒的很多作家、作曲家和画家本人（佐琴科、扎博洛茨基、肖斯塔科维奇、彼得罗夫沃德金）。他们只是读者——更准确地说，晚间读者——他们总是小心延长借书证的有效期。下班回家时，母亲那装满马铃薯和卷心菜的网线袋里总有一本从图书馆借来的书，包在用报纸做的封套里，以防弄脏。
我十六岁时，在工厂干活，是她建议我去市立公共图书馆登记的；而我想，她并不只是为了防止我晚上在街头游手好闲。另一方面，就我所知，她希望我当画家。不管怎样，位于丰坦卡河右岸那座由医院改造的图书馆的藏书室和走廊，是我堕落的开始，而我还记得我在那里借的第一本书，那是母亲建议的。它是波斯诗人萨迪的《蔷薇园》。原来，母亲喜欢波斯诗歌。我借的第二本书，也是我自己想借的书，是莫泊桑的《泰利埃公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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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生日那天或新年，必须永远穿点什么绝对新的东西。至少，袜子。”——这是母亲的声音。“永远要吃过了再去见某个上级：你的上司或你的官员。这样你才会有点优势。”（这是父亲在说话。）“如果你刚离开你的屋子，又因为你忘记什么必须转回来，那么在你再次离开屋子之前，要先照照镜子。否则你会遇到麻烦。”（又是她。）“不要操心你用多少。要想你能赚多少。”（那是他。）“在城里走路一定要穿件夹克衫。”“你有一头红发很好，不管他们说什么。我是深褐色头发，而深褐色头发更容易成为目标。”
我听到这些告诫和指示，但它们是碎片、细节。记忆背叛每一个人，尤其是那些我们最了解的人。它是遗忘的盟友，它是死亡的盟友。它是一张渔网，只有一点儿渔获，而水已经漏掉了。你不能用它来重建任何人，哪怕在纸上。我们大脑里那数百万著名的细胞怎么啦？帕斯捷尔纳克那“伟大的爱之神，伟大的细节之神”怎么啦？你必须准备好多少细节才算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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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能非常清晰地看见他们各种表情的脸，他的和她的——但这些也是碎片：某些时刻、某些事例。这些要好过他们有着难以忍受的笑容的照片，然而照片也同样零散。有时候，我开始怀疑我的心灵试图创造一个累积的、笼统化的父母形象：一个标记、一个方程式、一个可辨认的草图；试图使自己满足于这类东西。我想我大概可以做到，而且我充分认识到我抗拒的理由是多么无稽：这些碎片缺乏延续性。你不应对记忆寄予如此厚望；你不应期待在黑暗中拍摄的影片会显出新影像。当然不。可是，你仍会责备一部在你生命的白天里拍摄的影片缺了某些镜头。（原文较长，编者有删节）
来源：新闻晨报 作者：约瑟夫·布罗茨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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