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任建师
四川眉山市彭山区古称武阳，“彭山人”至少在旧石器时代的末期，就已经生活在武阳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在古蜀开明王朝即成为其中心地域，自秦时置县。它全程亲历了大四川的移民史，是四川历史的见证人。它有美丽的彭祖传说、神秘的汉崖墓、壮阔的江口明末战场遗址等众多历史遗迹，是千古“陈情”第一人李密的故里，也是有文字记载的世界最早的茶市所在地，历史悠久厚重。
一、远古的“彭山人”印记
彭山，古称武阳。武阳开阜置县已有2300余年（公元前316年），而据考古发现，“彭山人”至少在旧石器时代的末期，就已经生活在武阳这片古老的土地上。
1953年，在彭山江口镇远景村关刀山嘴红石厂在开山采石时，发现了9枚石球（仅收回2枚，余被石工遗弃江中），经研究鉴定，这种石球是人工打制的一种圆形弹丸，是古人类狩猎的工具，距今约10000年。
1973年，在江口镇梅花村建粮仓取土时，于豆芽坊沟南侧，挖出了一批石器，有刀、斧、锛、尖形器等（多数被丢弃），而收存下来的肩斧和剥皮刀，经鉴定属旧石器晚期遗物，距今约8000年。
1982年底，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和县文管所人员，在江口寨子山发现了一柄石斧的下半段和一个石箭镞；1984年，在彭山城北的蔡家山，一砖厂在取土时又采得一柄有肩斧，这两处石器的形制与年代均为新石器时代中晚期石器，距今约5000年①。
由此，我们可以推断，至少在1000年前旧石器末期的古武阳土地上，便已经有了“彭山人”在此居住生活，并延续不断。
到新石器时代，四川文化最为重要的距今约4500-3700年的成都平原新石器末叶文化，就是由三星堆一期文化和宝墩文化②构成，而宝墩文化遗址就在秦属武阳-直到北周（公元557年）才分出去的新津区。那些住在新津古城的“彭山人”一定会走出古城，在武阳的河流、森林和土地上捕鱼、狩猎、采果，甚至开始期待自己播下的稻谷抽穗结实③。
当华夏中原文明进入商朝时期（公元前17世纪-前11世纪），巴蜀大地则历经蚕丛、柏灌（通“獾”）早期蜀族来到鱼凫时代。鱼凫，古蜀“三王二帝”的第三王，这个以渔猎为主的部落，在岷江及其支流之上逐水生息，他的活动中心是成都平原岷江流域，武阳的地域之上自然也留下了这个时期“彭山人”的印记——《南中八郡志》载：“犍为（今彭山）有鱼凫津数百步，一名彭女津也。”《太平寰宇记》载：“鱼凫津，在（彭山）县东北二里，一名彭女津。”《读史方舆纪要》载：“鱼凫山在（彭山）县东北二里，或曰鱼凫津也。”
而传说，最有名的“彭山人”——彭祖，也在商朝末期来到了武阳（彭山）。据史载，彭祖应为黄帝八世孙，即“陆终氏之第三子，篯铿之后，后为大彭，亦称彭祖。”④彭祖自尧时被举用，历夏、商封于大彭（今徐州铜山区大彭镇）。商王武丁之时，大约存在了800年的大彭国被灭。之后，篯氏族人流落四方。其中的一支南迁到了成都平原，可能在现在的彭山区一带建立了彭国，成为蜀地古国之一。
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伐纣，与商纣王决战于牧野。据《尚书·牧誓》和《史记》记载，参加伐纣的有来自庸、蜀、羌、髳、微、卢、彭、濮等国家和部落的军队。其中的彭国，可能就是来自四川的武阳（今彭山）或今彭州市。
从秦灭蜀之战中，也可以看出开明氏蜀王可能是武阳彭国后裔，彭州市和彭山区应都是彭国老巢。所以，当公元前316年，秦惠文王派张仪、司马错、都尉墨等人率兵从金牛道伐蜀时，蜀王在葭萌（今四川昭化一带）与秦军决战失败后，逃到武阳（今彭山），为秦军所杀。他的太子率领残部又退守逢乡白鹿山（今彭州市西北）。如果彭山、彭州不是开明氏的老巢，从常理推，蜀王、蜀太子最后是不大会往这两地退守的。
到了周初，望帝杜宇部族兴起，自云南入蜀，取代鱼凫。古蜀国由鱼凫前的神权政治进入官僚政治，礼乐文明开始取代神权文明。杜宇定都在今成都郫都区，并在今双流区牧马山一带建立了陪都。其王国疆域“以褒斜为前门，熊耳、灵关为后户，玉垒、峨眉为城郭，江、潜、绵、洛为池泽，以汶山为牧畜，南中为园苑”⑤，“褒斜”位于今陕西省秦岭汉中山区。熊耳即熊耳山，在今青神县境⑥。灵关在雅安芦山一带。古南中是杜宇王朝的附庸地，包括四川凉山州、宜宾和云南、贵州⑦。这时的彭山成为杜宇氏蜀王国的南疆。
到了战国时期，蜀国丛帝开明氏鄨灵因治水有功，杜宇让位。鄨灵于公元前666年前后称帝，建立开明王朝，成为新的蜀王，“号曰开明”。开明王朝治蜀300余年，先后以今天的乐山、郫都区、双流中兴镇等地为都城，最后迁到成都⑧。彭山成为开明王朝的中心地域，这在出土文物中可以得到印证。
1985年，在彭山城区的蔡家山墓出土了一件蜀式剑，时代为战国晚期；1987年，洪雅县金釜乡向阳村墓又出土了蜀式铜戈和铜镜各1件，时代不晚于战国中期。这些都表明，在开明蜀国时期，在今眉山境内的岷江、青衣江边，分布着古代武阳（彭山）人的聚邑⑨。
同时，由于四川盆地与云贵高原之间的古商道已在商周之时打通，而且春秋战国之时已开始使用木板造船。20世纪80年代在彭山区江渎乡茯苓村发现了战国时期的船棺墓，说明当时已开始造木船，因此，一批批产于蜀地的蜀布、蜀枸酱、邛竹杖等，除经陆路外销外，也由武阳（今彭山区）循水道经眉山运至僰道（今宜宾），再辗转经昆明、大理远销印缅，而西南地区的部落奴隶和西亚地区的象牙、犀角、香料、珊瑚、珍珠等，则又源源不断地运回蜀国甚至运销中原地区⑩。
1942年，“中央研究院”吴金鼎先生在今彭山区江口镇一带发掘古墓，所得墓葬以战国时代者为最古，遗物之中有铜镜一方，其花纹与安徽寿县出土楚器之装饰，毫无二致，是楚国出品，应无可疑。“当时淮水流域因长江水道之便，而西通巴蜀，亦可想见矣。”⑪可以推知，当时武阳（彭山）境内的岷江之上，当是舟楫往来，商运繁忙。
也许正是地当水陆要冲，可能在开明之时，武阳境内出现了第一个城镇——武阳⑫。“武阳，战国蜀邑，后属秦。”⑬《读史方舆纪要》也说“武阳城，彭山县东十里，相传蜀国故城也。”周慎靓王五年秋（公元前316年），“秦大夫张仪、司马错、都尉墨等从石牛道伐蜀，蜀王自于葭萌拒之，败绩。王遯（遁）走，至武阳，为秦军所害。开明氏遂亡。冬十月，蜀平。”⑭秦在蜀王败亡地（今彭山武阳镇）置武阳县，是眉山市辖区县中建立地方政府最早的县。
【注】
①《彭山县志》（巴蜀书社，1991年）第559页。
②宝墩文化：指以新津宝墩古城址为代表，包括都江堰芒城古城址、温江鱼凫村古城址、郫县古城村古城址、崇州双河古城址和紫竹村古城址、大邑盐店古城址和高山古城址等数座古城遗址构成的成都平原史前古城遗址。
③科学工作者曾在距今4500-4300年前的都江堰芒城遗址中发现有水稻硅酸体存在，认为那时成都平原已出现了稻作农业。（段渝《四川通史（重修）》卷一，第195页）。
④《史记三家注·五帝本纪第一》、《史记三家注·楚世家》。
⑤《华阳国志·蜀志》卷三。
⑥《读史方舆纪要》卷七十一。
⑦《四川通史（重修）》卷一，第152-153页。
⑧沈庆生《千年回首话四川》（巴蜀书社，2000年）第8-9页。
⑨唐长寿《川南蜀人墓葬和蜀国南疆》（《四川文物》1995年第4期）。
⑩任乃强《中西陆上古商道——蜀布之路》（《文史杂志》1987年第1、2期）。
⑪郑德坤《四川古代文化史》第114页。
⑫关于武阳县的得名，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武阳县以位于武水之阳为名”。所谓武水，就是赤水（黄龙溪），即今府河。但古以水北为阳，武阳城在府河之西而不在府河之北，故此说难以取信。第二种说法是著名民族史学家任乃强先生的观点。他说，“武阳本作武扬。周、秦、汉间，扬、阳字通。录地名者，喜用阳字。然此县既无武山在北，亦无武水在南，不合‘山南曰阳’与‘水北曰阳’之例，故知本武扬之义也。王莽改其名曰戢成，亦是因‘戢成’乃‘偃武修文’与‘载戢干戈’之义也。”置县名武扬，既合“定功戢兵，止戈为武”之意，又因县城位于牧马山南麓而合“山南为阳”之惯例。
⑬《中国历史大辞典·历史地理卷》（上海辞书出版社）。
⑭《华阳国志·蜀志》卷三。开明王朝在灭亡后，余部退入川西、川南地区，进行了长期反秦斗争，蜀王子安阳王率所部兵将3万辗转经云南、广西进入交趾（今越南地区），建立王国，称雄达100余年，大约到公元前180年才被秦将赵佗（越南王）所灭。（沈庆生《千年回首话四川》（巴蜀书社，2000年）第9-10页。）
二、近古的彭山人印迹
四川是个移民大省，四川的历史就是一部移民史。历史上的大规模移民入蜀，其实不只有我们熟悉的“湖广填四川”，从战国时期秦灭蜀后大规模秦移民入蜀开始，到清朝初年开始的湖广填四川，发生了多次对四川人口、经济和文化有重大影响的大规模移民。
因为彭山人的印迹是和整个巴蜀同一节奏、命运共系，也因有关彭山的史料少而零散，笔者只能将其放在大四川的移民和人口变迁的历史背景下才能看得更清晰些。
自公元前316年秦灭蜀开始，秦、西汉、东汉各代政府都因政治、军事、经济等原因，陆续移民巴蜀，使得巴蜀人口由秦灭蜀前的约100万上下（前360年），增长到西汉元始二年（公元2年）的351.4万多人。这期间，一方面是秦灭蜀时的战争死亡和原土著大量逃亡，一方面是移民大量进入，秦汉有史可稽的就有“秦惠王……以张若为蜀国守，戎伯尚强，乃移秦民万家（约5万人）实之”①。这是见于文献的第一次有组织的大规模移民。到秦始皇时，还组织过多次大规模移民，例如《蜀志》说：“临邛县…本有邛民，秦始皇徙上郡实之。”
秦除了移民，还有徙徒。秦自惠王始就有罪犯发蜀政策，据《汉书·高帝纪》注引如淳曰：“秦法，有罪迁徙之于蜀汉。”如嫪毐之乱平，“及其（嫪毐）舍人，轻者为鬼薪，及夺爵迁蜀四千余家”②，吕不韦一族也是发配蜀地③。
第三是迁虏。《华阳国志•蜀志》有载：“然秦惠王、始皇克定六国，辄徙其豪侠于蜀。”如秦灭赵，赵王迁被放于房陵④，蔺相如的子孙也是赵灭后迁蜀⑤，秦灭楚，楚宗室亦被迁蜀⑥，“蜀卓氏之先，赵人也”的卓氏，指的就是汉代著名的临邛富豪卓文君家族，而“富埒卓氏”的“程郑”也是“山东（六国）迁虏也”⑦。杨雄《蜀都赋》亦云“秦汉之徙，原以山东”。直到汉代，外地移蜀仍在继续，如，西汉初，全国大饥馑，“人相食，死者过半，高祖乃令民得卖子，就食蜀汉”⑧。
这些移民主要集中在蜀郡——成都平原，当有不少成为新武阳人。他们与原土著民一起，经过300多年蜀地无大战乱的繁衍生息和经营发展，到汉元始二年（2年），四川五郡（蜀郡、巴郡、广汉郡、犍为郡、越嶲郡）有76.5万户，人口超过351.4万。而武阳所在的蜀郡就超过26.83万户，人口在124.6万以上⑨。
武阳时归蜀郡所辖，属成都平原中心地带，人口自当不少，经济必然繁盛，一般富人的生活水平早已超过仅满足于基本饮食的生存水平，不然何来当时应属高消费享乐层面的武阳茶市？这才可能出现西汉王褒《僮约》中“脍鱼炮鳖，烹茶尽具”、“牵犬贩鹅，武阳买茶”的约契。从而留下了武阳（彭山）在我国，也是全世界最早的关于饮茶、买茶、茶具和茶市的记载。
汉时的武阳城已不断扩大，蔚成繁华城镇。这一点除了“武阳茶市”的佐证，还有汉高祖六年（前201年）对武阳城进行扩建和太初四年（前101年）“益州刺史任安城武阳”，“只缘武阳渍化已深，人物渐盛，为之营筑，拟划归蜀郡耳。”的文献记载为证⑩。 经任安改建后的武阳有多大呢？《后汉书•郡国志》云：“益州刺史任安城武阳，周围千三百丈。”汉代的一尺大约为23厘米，千三百丈约为3000米。古代城池多沿周制为正方形，那么，有3000米城墙的城池，面积约在0.56平方千米，已是足以容纳万人以上的大城镇了。
西汉末，王莽“新”朝时，武阳更名为戢成。东汉光武帝建武十二年（36年），戢成县改回武阳县。
因王莽乱政、大肆征伐，导致天下大乱，导江卒正⑪公孙述趁机割据四川称帝，武阳人费贻、赵松，忠于汉室、退身隐居，不与合作⑫。另有一位虽非彭山人，但在彭山影响甚大的东汉将军岑彭。传说由于岑彭将军在讨伐公孙述时战亡于武阳，因此其战亡地被称为“彭亡山”，使得武阳最终定名为彭山。此说虽存争议，但影响甚广，岑彭将军可以算是“彭山”的一位荣誉市民吧。
由于两汉之交，灾乱频生，到东汉初，全国户口只有西汉末的20%-30%⑬。但四川此间虽经历了公孙述“陈家”割据政权的小动荡但无大战乱，因而《华阳国志》所说的“国富民殷、户百余万”虽有夸张成分——因为距汉元始二年的76.5万户仅20多年，无大移民的情况下不可能增长那么快，但人口在增长是无疑的。到东汉永和五年（140年），四川五郡户数达到117.55万、人口超过469.9万。
武阳（彭山）得益于川内受两汉之交灾乱影响较小和东汉初全国进入稳定发展的大环境，文化、经济达到一个历史小高峰，这从现存的江口汉崖墓宏大的规模和丰富的形制可以印证⑭，《华阳国志•蜀志》也说到：“武阳县……特多大姓，有七杨、五李，诸姓十二也。”武阳豪俊之士大量涌现：刚直为民的张皓、张纲父子，政声远播的杨涣、杨淮祖孙，相夫善教不让须眉的阳姬，忠正不媚的赵敦，恭谦有节的杨莽，学礼深厚的杜抚等武阳豪俊群星闪耀，数量为武阳人物史载之冠⑮。
【说明】以上人口数据据李世平《四川人口史》核考。
【注】
①《华阳国志•蜀志》卷三。
②《史记•秦始皇本纪》：“及其舍人，轻者为鬼薪。及夺爵迁蜀四千馀家，家房陵。”不过，后来又让他们复归：“十一年…秋，复嫪毐舍人迁蜀者。”
③《史记•吕不韦传》：“君（吕不韦）何亲於秦？号称仲父。其与家属徙处蜀！”
④《淮南子•泰族》。
⑤《蜀典》卷十二。
⑥《太平寰宇记》卷七十七。
⑦《史记•货殖列传》。
⑧《汉书•食货志》。
⑨据《四川人口史》李世平考证，此期四川漏口数高于全国平均数，户口比为1:4.6，按全国平均1:4.9算，人口数当在131.4万以上。
⑩《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74页。
⑪王莽改蜀郡为导江，改郡守为卒正。
⑫《后汉书•独行列传》：“（费贻）漆身为厉，阳（佯）狂以避之，退藏山薮十余年。（公孙）述破后，仕至合浦太守”。《华阳国志•蜀志》：“（赵松）数资问费贻，及知其避世，密与周旋，终不露之也。（公孙）述平，举茂才，为上党太守。”
⑬李世平《四川人口史》第49页。
⑭江口崖墓，以江口梅花村为中心，辐射面积达30.4平方公里，现存崖墓5003座，时代上限为西汉末期，下限不晚于三国时期，以东汉崖墓为大宗。有6种形制，即船型室墓、竖井横式墓、岩室与砖室结合墓、天井墓、异型墓和单双室多室墓。墓室建造“视死如生”、高大宽敞，雕刻精美、文物众多，生动再现了汉代生活。
⑮张皓、张纲事迹详见《后汉书•张晧传》《后汉书•张纲传》和《华阳国志•蜀志》，杨涣、杨淮、阳姬、杨莽、赵敦事迹详见《华阳国志•蜀志》，杜抚事迹详见《后汉书•杜抚传》。
东汉末、三国时期四川和全国一样，因战乱频仍，人口巨减。西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四川地区人口约351.4万，至东汉永和五年（公元140年），四川地区人口达469.9万。东汉末年到东晋时期，群雄割据，中原战乱，大量人口或死于乱战，或四处流散，全国各地的流民与官僚纷纷避乱入蜀。
刘璋为益州牧时，“南阳、三辅人流入益州数万家”①，被益州牧刘焉收编为“东川兵”，成为刘焉割据四川的基本兵力。但因战乱频仍，人口损失严重，原住人口所剩无多。至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刘璋投降刘备时，巴蜀地区人口也只有80余万。
到刘备、诸葛亮领兵入蜀，荆楚移民入蜀达十余万人。后还有过一些小规模移民活动，如建兴六年（228年），“亮拨将西县千余家及维（姜维）等还。”② 延熙十年（247年），“凉州胡王白文虎、治无戴等率众降，卫将军姜维逆安抚，居之繁县。”和延熙十七年（254年），“维（姜维）拔狄道、河关、 临洮三县民入蜀，居于绵竹及繁。”③
魏景元4年（公元263年），蜀汉灭亡时，四川地区人口有28万户，约108.4万人④。为防止巴蜀地区发生动乱，先是将后主刘禅东迁，到曹魏元帝咸熙元年（264年），又将原蜀汉大臣宗预、廖化、诸葛显等3万余家内迁到河东及关中⑤，又“劝募蜀人能内移者，给廪二年，复除二十岁”⑥，加之蜀汉灭亡后战乱不停，其结果导致巴蜀人口再次减少。西晋太康元年（公元280年），巴蜀地区人口仅余21.39万户，约83.4万人⑦。
但三国时期却是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即便是在相对于魏、吴人才偏少的蜀汉，仅武阳就诞生了张翼、杨洪、杨戏等名将名臣青史留名⑧。
【说明】以上人口数字均据李世平《四川人口史》，剔除了汉中郡（后属陕西）、牂牁郡（后属贵州）、益州郡（后属云南）后核校。
【注】
①《三国志·蜀书·刘二牧传》裴注引《英雄记》。
② （《三国志·姜维传》）。
③（《华阳国志·刘后主志》）。
④《三国志▪蜀后主传》裴松之注。另据王育民先生考析，三国时期漏口现象严重，世家豪族荫附户口、屯田生产者、“家兵”“吏家”家属、辖区少数民族等多不在统计之内，重新推估三国末期全国人口数为3798.6万，比晋统一时，太康元年（280年）统计的1616.38万多了一倍不止，葛剑雄先生赞同三国末期全国人口下限为3000万。（葛剑雄《中国人口发展史》四川人民出版社，2020版。第149-152页）照此推估，蜀汉灭亡时人口可能在200-300万之间。
⑤《华阳国志•大同志》卷八。
⑥《三国志•魏书▪陈留王记》卷四。
⑦户数据《晋书•地理志》（剔除今属陕西的汉中郡和今属贵州的牂牁郡），人口参刘禅《士民簿》户口比1:3.9折算。
⑧张翼、杨洪、杨戏事迹详见晋陈寿《三国志》。
到两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的一个混乱昏暗时代，四川被祸尤甚，主要体现在造成四川人口数量、质量和经济、文化全面大倒退的两次不当移民上。
西晋末年，天灾人祸横行，秦、雍二州连年大旱疾疫，晋惠帝元康八年（298年），秦雍二州的天水、略阳、扶风、始平、武都、阴平等六郡数万家羌氐 “流民”，共10多万人经汉中、剑阁入蜀“就食”①。这些“流民”主要散布在益州的广汉（治今广汉）、蜀（治今成都）、犍为（治今彭山）等三郡②。
301年，氐族领袖李特率流民起事，四处攻略，“专为劫盗，蜀民患之”③，蜀地土著（秦汉的中原人）纷纷外逃至云南、湖北、湖南，其中逃到湖北荆州的就有10万余户④。外逃的主要是蜀郡、犍为郡人，梁州的梓潼、巴西、广汉（治今射洪）、新都（治今广汉）次之，据《晋书•地理志》记载，上述六郡总户数在李特起事前为11.18万户，未逃亡的蜀人大约只剩1万户⑤。以致“城邑皆空，野无烟火”⑥，“生民歼尽，近为荒裔，桑梓之域，旷为长野”⑦。306年，其子李雄在成都建立大成王朝。
蜀地原住民逃亡殆尽后，剩下的主要是秦雍六郡氐羌流民，因“郊甸未实，都邑空虚”⑧，五胡十六国时，成汉王朝在李寿、李势时期从牂牁（今贵州东南及云南一部）等地迁大批僚人⑨入蜀。据统计，成汉时入蜀的僚人有10余万户，50多万人。
西晋时所设置的15郡除新都一郡外，其余14郡均有僚人⑩。这些僚人，史书记作“獠人”，生性剽悍，不习稼穑，“保据岩壑，依林旅险，若履平地，性又无知，殆同禽兽，诸夷之中，难以道义招怀也”，文明程度极低，“所到之地，郡县皆废。”⑪
蜀地先是遭遇六郡氐羌流民的掠夺，后又被僚人移民占领，历60年，蜀地的原住人口或死或逃、十不余一。加之连年饥馑，境内一片萧条。其时，而益州郡、和武阳所在的犍为郡是僚人的主要分布区，以致南齐建武二年（495年），犍为郡治由武阳（今彭山）迁到了僰道（今宜宾）。
为巩固和加强对僚人的控制，建武三年（496年），南齐政权就将今东坡区从武阳县划出另置齐通左郡。政局的长期动荡导致武阳建制沿革的连续动荡，到南朝梁武帝天监四年（505年），分武阳县地设置灵石县（约今彭山区、新津区）。南朝梁武帝大同十年（544年），改灵石县为犍为县（一说为江阳县）。到西魏废帝元钦二年（553年），撤犍为县设置隆山县，县治地由岷江东岸迁到岷江西岸（今彭山区凤鸣街道）⑫。
离乱不掩忠孝义，武阳在晋时有忠义节烈的杨邠、杨稷和广汉太守张徵较为著名，但最著名还是在西晋初，产生了武阳历史上最著名的文人孝子李密，一篇《陈情表》情动千古，使得武阳（彭山）成为天下第一孝的故里，成就了彭山孝乡的美名⑬。
【注】
①③《华阳国志》卷8《大同志》。
②李敬洵《四川通史（重修）》（四川人民出版社，2018年）卷三，第3页。
④郭允蹈《蜀鉴》卷四。
⑤李敬洵《四川通史（重修）》（四川人民出版社，2018年）卷三，第15页。
⑥《资治通鉴·晋纪七》卷八十五。
⑦任乃强《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卷十二，《序志》。
⑧梁朝李膺《益州记》:“寿既篡位，以郊甸未实，都邑空虚，乃徙旁郡户三千以实成都;又从牂牁引僚入蜀境”。
⑨僚（lǎo），史书作“獠”，“盖南蛮之别种”（《北史》卷九十五《列传第八十三•獠传》），是中国古代广泛分布在贵州、云南地区的大族，史称“诸獠”、“群獠”。
⑩常璩（qú）《华阳国志》“（李寿）从牂牁引獠入蜀境，自象山（今小相岭）以北尽为獠居。蜀土无獠，至是始出巴西、渠川、广汉、阳安、资中、犍为（彭山）、梓潼，布在山谷，十余万家。僚遂挨山傍谷，与土人参居。”
⑪《北史•獠传》。
⑫梁武帝大同十年（544），将荒废的犍为郡改置戎州（治今宜宾）。创设于公元前135年的犍为郡至此被撤销，创设于公元前316年的武阳县，也应在这时被正式撤销。于此同时，又在今彭山区武阳镇设立江州，领江阳、怀仁、席三郡，并改灵石县为犍为县（非今乐山之犍为县），属江阳郡。北周武帝保定三年（563），在今乐山市犍为县大鹿山设立了新的武阳县，但此武阳县乃今乐山犍为县的前身，与原来的武阳县和今天的彭山区毫无关系。
⑬杨邠、杨稷、张徵、李密事迹详见《华阳国志》卷十一《后贤志》，李密事迹另见《晋书•李密传》。
到隋朝全国再次统一直至盛唐，中国进入一个安定繁荣高峰期，四川地区由梁天监元年的28万户，增加到隋大业五年（609年）的49.28万户，约245.7万人。到唐天宝十三年（754年）增至491.8万人①。
彭山（唐玄宗先天元年，因避玄宗李隆基的讳，隆山改名彭山，此后再无更名），也进入一段安居稳定的阶段，虽无史料直接记述，但从彭山此时期存留的文人游览题诗和文物遗迹中可以显现，如唐•薛能有《平盖观》、《象耳山》存诗②；象耳山有李白读书台遗迹，台前石壁上原有李白留题和晚唐诗人杜光庭的题诗，台后悬崖上有唐代摩崖造像31龛，共计1104尊③。当时的彭山，若非安定富足环境，断无可能有文人雅士来此游览题记，更不可能有闲钱余力去刻石造像。
唐末至五代，中原和西北战乱频仍，但四川相对安定，致使大批北方人迁入四川。
这种转移过程，从“安史之乱”唐玄宗入蜀，到黄巢起事两京沦陷，唐僖宗再度避乱入蜀并滞留长达三年时达到高潮，大量官员、文人、士族入蜀是这次移民的重要特色。四川因受全国战乱影响原籍人口资料不全，无法推断移民规模，但对四川的经济文化影响意义深远。
作为巴蜀政治和文化中心的成都，达到其在历史上的巅峰时代，不但是当时中国第一大都市，而且是当时中国文学艺术的最大中心④。五代十国的前后蜀期间蜀中少战乱，“唐衣冠之族多避乱在蜀，蜀主（前蜀王建）礼用之，使修举故事，故其典章文物有唐之遗风。”⑤
由于士大夫、文人、豪族的大量入蜀，加之即便是两蜀割据时期，蜀中相对安定，物资财用较为丰足，促成了四川经济特别是文化的极大发展。在五代十国时期，中国文化最发达的地区有两个，一个是南唐统治区，一个是前后蜀统治的四川地区。而这两个地区文化的发达都与北方士族及文化人的迁入有关。
彭山后蜀时有画家程承辩⑥等蜀中闻名。
【注】
①以上户口数据李世平《四川人口史》核估。
②《彭山县志》（巴蜀书社，1991年）第686页。
③《彭山县志》（巴蜀书社，1991年）第574页。据《蜀中名胜记》载，李白曾读书于此，《四川通志》载“铁杵磨针”典出于此。李白题句：“夜来月下卧醒，花影零乱，满人襟袖，疑始濯魄于冰壶。”杜光庭的题诗为：“山中犹有读书台，风扫晴岚画幛开。华月冰壶依旧在，青莲居士几时来？”（《舆地•碑目》）
④ 四川文化在前后蜀期间鼎盛的表现，一是西蜀花间词风的兴盛，以入蜀者如韦庄、毛文锡、牛峤、张泌、牛希济、毛熙震等一众大家，带动蜀地欧阳炯、尹鹗、阎选、李珣、花蕊夫人等群英毕现，一时无两。二是成都绘画艺术。唐代以前，巴蜀本土绘画并不发达。初唐时，著名画家薛稷入蜀为彭山令，蜀地颇多其画作，一代画圣吴道子曾两次入蜀，安史之乱起唐玄宗入蜀开始，一直到前后蜀时期，长安及江南地区大批著名画家流寓蜀中，现在可以考知者有卢楞伽、韦偃、王宰、赵公祐、范琼、陈皓、彭坚、辛澄、常粲、孙位、张询、贯休、滕昌祐等人。宋初李畋《益州名画录序》云：盖益都多名画，富视他郡。谓唐二帝播越及诸侯作镇之秋，是时画艺之杰者，游从而来，故其标格楷模，无处不有。成都乃成为唐末五代时期全国的绘画艺术中心。
⑤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六六[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⑥人物事迹详见宋·黄休复撰《益州名画录》。
到两宋时期，四川在中国封建王朝历史中进入经济文化最为繁盛时期，到北宋崇宁元年（1102年），四川人口由后蜀灭亡时的大约267万人（含陕、甘少数地方因无资料无法剔除），增长到525.5万人（缺越嶲郡），历史上首次突破500万大关，彭山所在的眉州通义郡，人口亦达到7.28万户、19.2万人。
到南宋由于金兵南侵，中原居民大规模南迁，当有不少流入四川（无文献准确记载），加上四川的相对稳定的持续发展，到蒙宋战前的嘉定十六年（1223年），四川人口虽有嘉定时期利州路的汉中、天水因战乱人口锐减，但川内人口仍有239.69万户，1000万人以上，提供了南宋1/3的财政和军粮①。
从崇宁元年（1102年）到嘉定十六年（1223年），全川人口增长了一倍不止，那么彭山所在的眉州通义郡地处成都平原，是传统的高移民区和人口高密度区，人口由崇宁元年的19.2万，到嘉定十六年达到40万以上应是比较保守的估计。
由于北宋——蒙宋战争前的四川未受到中国北方异族入侵的大影响，保持了长期稳定，经济文化进入中国封建王朝统治时期的最繁荣期，从而诞生了以三苏为代表的中国文化巨匠，紧邻三苏故里的彭山也是人才辈出，有义士唐重、杨文仲、直士吕陶②、画家孙知微③和才士李从周④等名著史册。
【注】
①两宋人口数据据李世平《四川人口史》、吴松弟《南宋人口的发展过程》（《中国史研究》2001第4期）和贾大全《四川通史（重修）》卷四。均为剔除非今川渝的地区的核校数。其中，对于宋末四川人口，吴松弟认为绍兴三十二年和嘉定十六年的户、口数据是可信的，李世平则肯定绍兴三十二年四川394.92万的核较户数、否定1153.1万的人数，而认为嘉定十六年的614.1万人口数更合理；贾大泉《四川通史（重修）》对战前四川人口数同意吴松弟说，采信嘉定十六年四川的259万的户数（李世平核减利州路、夔州路中不属四川府州郡的户数后修正为239万户）和1000万以上的人口数，而不用李世平的614.1万人口数。
②唐重，事迹详见《宋史·唐重传》。杨文仲，事迹详见《宋史·杨文仲传》。吕陶，事迹详见《宋史·吕陶传》。
③孙知微，五代后蜀——宋初人，因其名迹著于宋，故列入宋。事迹见明•曹学佺《蜀中画苑》，刘锡纯《重修彭山县志•通纪篇》卷八。
④李从周，见《魏了翁集》。生卒不详，字肩吾（《书史会要》作字子我，号滨州）。博见疆志书名之学世亦鲜及之。为魏文靖公门人。能书，取隶楷之合于六书者，作字通行于世。有《书史会要》、《鹤山集》传世。
蒙宋长期战争导致四川人口损失殆尽。元世祖至元十九年（1282年）元军完全平定四川后3年，四川仅余12万户①，约60万人。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四川四路共计10.07万户②，人口继续减少。
彭山作为重灾区被祸尤烈，吴昌裔《论救蜀四事疏》说：“迨至去冬（嘉熙三年，1239年）其祸甚惨。屠成都，焚眉州，蹂践邛、蜀、彭、汉、简、池、永康，而西州之人，十丧七、八矣。盖虽荒郊绝岛之间，无一不被燎原沸鼎（水深火热）之毒也。”虞集《道园学古录·眉州史氏程夫人墓志铭》：“连兵于蜀，蜀人受祸惨甚，死伤迨尽，千百不存一二。”
北宋崇宁元年（1102年），眉州通义郡（辖今东坡区、彭山区、丹棱县、青神县）就已有户约7.28万、约19.2万人③，如上文推估，到南宋嘉定十六年（1223年）眉州至少在40万人口以上。到咸淳三年（1267年）刘元礼修复眉州城时，“眉州荒废已久。”终元一朝都未能恢复往日生机，彭山自不能例外。
到元末，四川人口也只有70-80万④。元末农民反元战争爆发，随元抽调四川兵力出川镇压和青巾军李喜喜入蜀攻陷成都为中心的“数十城”，大行杀戮，造成川西北“各郡臣民遭青军之虐，百无一二”⑤，全川人口锐减至30-40万⑥，紧邻成都的彭山会是什么情境，不敢想象。到明夏政权时期，随明玉珍入蜀的军人、家属和随后招徕的移民前后共计50万人，主要是湖北人，加上约30万的四川原土著，人口恢复到约80万⑦。
明洪武四年（1371年）明军平蜀灭掉大夏国，初因川人顽强抵抗，又遭明军屠杀，多地荒芜。洪武五年（1372年）四川人口仅余84000余户⑧。洪武九年（1376年），眉州因人口稀少降为眉县，次年五月，彭山并入眉县，属嘉定州（今乐山市）。到洪武十三年（1380年），眉县复升为州，十一月复置彭山县⑨。复县后的彭山到明洪武十四年（1381年），也仅有不到600户⑩。
由于四川人烟稀少、经济凋敝，于是大约从明洪武十年（1372年）起⑪，向四川的政府性大移民开始了。明移民分军籍移民和民籍移民，军籍移民较大的如洪武二十一年十月（1388年），迁陕西西安卫所官军15220人于四川泸州、赤水（今四川叙永县南）等地，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置建昌、苏州二军民指挥使司及会川军民千户所，调京卫及陕西兵15000余人驻守⑫。民籍移民具体数字不见正史，散见于多地县志。至洪武后期，迁入四川的民籍移民约为80万人，移民多来自湖北黄州府（治今湖北黄冈市），包括广东和广西部分地区⑬，史称“奉旨入蜀（或“诏入蜀”）”。
这是四川历史上的第一次政府组织的“湖广填四川”。明大才子四川新都杨慎之祖辈，即明初湖广填四川来到新都的。到洪武二十四年（1381年），不到20年，四川人口由8.4万户猛增到23.29万户（156.8万人）⑭，可见移民之效。
【注】
①《元史•世祖本纪》。
②吴松弟《南宋人口的发展过程》（《中国史研究》2001第4期）。
③《宋史•地理志》。
④陈世松、李应发《四川通史（重修）》卷五，第257页。
⑤ 杨学可《明氏实录》引方孝孺语。
⑥曹树基《中国移民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卷五，第152页。
⑦陈世松、李应发《四川通史（重修）》卷五，第271页。
⑧《明太祖实录》卷七十二：“（洪武五年）户部奏四川民总八万四千余户，其伪夏故宫占为庄户者凡二万三千余户。”李世平《四川人口史》根据《罪惟录》所记夏明玉珍官吏将士人数推估，洪武四年（1371年）明平蜀时四川约有10-15万户。
⑨《彭山县志》（巴蜀书社，1991年）卷7。
⑩刘锡纯《重修彭山县志•食货篇》卷一。
⑪洪武十年，将元156个县裁撤为98个。曹树基认为，“由于四川的撤县大多在洪武十年，而其恢复大都又在洪武十三年”，所以他推测“只有在洪武十年以后，才可能发生大规模移民。”（曹树基《中国移民史》卷五，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
⑫陈世松、李应发《四川通史（重修）》卷五，第274页。
⑬《中国移民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大事年表”。
⑭《明太祖实录》卷七十二。另据《明史•地理志》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四川有215719户、1466778人。
到明末清初，四川又发生长达30多年的连续战乱，使得蜀地又一次遭受到毁灭性的打击。先是土司奢崇明的叛乱，兵锋所向，生灵涂炭，成都被“围城百日，大肆屠掠，所称沃野，已半没于荒烟茂草中矣”①。后有张献忠五度入川屠掠，惨绝人寰。张献忠部退出的同时，清军又进川来，清军与残余明军和抗清武装的战火尚未完全熄灭，吴三桂“三藩起义”又攻入四川，一直到康熙二十年（1680年）以后，巴蜀的战火才基本停熄。天府之国变成“丁口稀若晨星”②的荒凉之地。明万历六年（1578年），四川人口有约500万人③。到清顺治十八年（1661年），四川在籍人丁仅存16096丁（户），约8万人④。
彭山地处川西，虽“张献忠由东北入川，所过屠戮，民无孑遗，至成都未久即败溃死。故西、南两路多得保全。”⑤ 但这种保全，也只是相对于康熙初年四川巡抚张德地入川赴任时所见的，川东“舟行竟日，寂无人声”，川北每每“行数十里，绝无烟爨”⑥的情况略好而已。而“大兵之后，凶年饥馑，瘟疫频仍”⑦ 。即便是“天府之国、水旱从人”的成都平原也是“生民百万同时尽”“四郊廓落农人希”⑧。从彭山“江口沉银”的6万多件出水文物来看，最多的是民间财物，证实了张献忠的“屠夫”面目。
于是，从顺治、康熙年间开始，清王朝逐渐实行鼓励南北各省人民入川垦殖的政策，于是，出现了以湖广（湖南、湖北）为主的第二次“湖广填四川”，也是四川历史上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的一次大移民⑨，四川经历了历史上最大一次大换血。
经超过百年的大移民，四川人口从顺治十八年（1661年）的8万余人，增至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的306.8万⑩。嘉庆年间再次放开，从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至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短短30年，四川人口由948.9万陡增到2566.5万⑪，再后就进入了自然高增长期。
清初，彭山仅有丁1920户，按一丁（户）5人计，约不到10000人⑫。随战乱不息，人口持续地或死或逃，乃至在康熙元年（1662年）彭山再次被并入眉县，只编户1甲，100多户。到雍正六年（1728年）随着移民的大量迁入，才又复置彭山县，设忠义、武阳、灵石、汉安四乡，辖14里⑬；至雍正九年（1731年），彭山全县人口1573户⑭。到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审编户口增为22里，后改为四乡35甲⑮约3500多户。乾隆六十年（1795年）达到11386户43194人⑯。
随着嘉庆年间的再一次放开移民政策，到嘉庆十七年（1812年）年，彭山人口达到22936户126327人⑰。这也是距离彭山最近的一个移民高潮，彭山人口仅17年间，由43194人猛增至126327人。
彭山在此间由湖北等省移入的人较多，其次为粤、赣、陕、闽、苏、湘。据不完全统计，彭山时有姓氏245个，土著人少，客籍人多，只有居公义镇北山中的舒氏是元代移民；居牧马山的陈氏、周林盘的周氏、汪家山的徐氏是明代移民，其余多属清雍正、乾隆年间迁来插业定居的移民⑱。后附录部分彭山当时在籍的族氏记录，一窥其家族渊源。到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彭山辖四乡48保⑲，约4.8万户，准确人数不详。
在血雨腥风的动荡年代，彭山人绝不仅仅是待宰的羔羊，自有义烈之士奋起抗争。据县志载，张献忠入蜀为乱时，“虞文海，刚直好义，献贼余党蹂武阳，文海助粮集众，御于大水河。”“周显通，献贼乱蜀，贼党艾能奇西扰时，显通已老，乃帅乡人子弟御之，艾三战皆北。”⑳
咸丰庚申之乱，太平天国兴起，彭山亦受战乱影响，仅列名县志保乡御乱著名人士的就有万光谱、秦崇、刘乐勋、李从先、刘作桢、徐征益、李嗣焘、盛嘉谟（战死）、陈世春（战死）、冯金炳（战死）、李玉璋（战死），被虏不屈死于匪事的毛春焕、何相儒何大儒兄弟、李天禄李天福李天申兄弟，其他湮没而不可考者尤不知其凡几[21]。彭山人之忠刚义烈可见一斑。
【注】
①清•康熙《成都府志》卷三五。
②《四川通志》：蜀自汉唐以来，生齿颇繁，烟火相望。及明末兵燹之后，丁口稀若晨星。
③据李世平《四川人口史》核考：《明史•地理志》万历六年（1578年），四川310.2万的人口统计数，比历代承平时期四川人口常居全国10%左右降了一半是偏低的，500万以上是合理的。另据《明史》载，张献忠屠杀蜀人“六万万有奇”，显然是不可信的，因为《明史•地理志》载全国当时也仅有6000万人，疑为“六百万”之误，也可以从另一侧面说明当时四川可能有600万人口。
④《清朝文献通考》卷19。《四川通史（重修）》卷六，第82页。另据李世平《四川人口史》推估顺治十八年四川人口应有50万左右，考虑顺治年间只有耕地118.8万亩，以当时的生产力水平不可能养活50万人，故此处不予采信。
⑤周询：《蜀海丛谈》卷一，《田赋》。
⑥康熙《四川总志》卷三十五，《筹边》。
⑦康熙《四川总志》卷三十六《艺文•碑记》。
⑧余榀《蜀都行》。
⑨清平定四川始顺治末即开始移民，顺治十四年（1657）颁布《劝垦则例》，雍正五年（1727年）政府鼓励性移民正式停止，约移民155万。到乾隆、嘉庆年间再次放开，至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四川合计接纳移民（包括后裔）共达623万人。其中迁自湖南的移民约为158万人，迁自湖北的移民约为150万人，迁自“湖广”的移民约为38万人，迁自广东的移民约为144万人，迁自江西的移民约为83万人，迁自福建的移民约为20万人，余迁自贵州、陕西和其他地区。（《中国移民史》“大事年表”）
⑩⑪据《清朝文献通考》卷十九。嘉庆年间的人口骤增，除移民机械增长外，李世平《四川人口史》考据分析还有一个原因，是福建广东移民将高产农作物红苕引进四川，从根本上改变了四川深丘陵地区和山区的人口养育能力，因人口增长最大的都是这些地区。
⑫⑭刘锡纯《重修彭山县志•食货篇》卷三。
⑬⑮⑲《彭山县志》（巴蜀书社，1991年）第6页。
⑯《彭山县志》（巴蜀书社，1991年）第39页。
⑰《彭山县志》所载嘉庆十六年彭山人口为154391人，不知依据何出，这里采用清•嘉庆《四川通志》（卷六十五）的126327人。
⑱《彭山县志》（巴蜀书社，1991年）第611页。
⑳[21]刘锡纯《重修彭山县志•列传篇》卷七。
三、近代的彭山人印迹
咸丰、同治年间彭山受战乱影响人口和户籍曾有较大变动，其他时期人口、户籍基本稳定，仍能看出多数户籍的基本渊源。
到光绪二十八年（1902），彭山辖四乡48保，约4.8万户。至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时，彭山人口为162717人①。抗战初期，彭山应是受到人口流亡和征兵影响，到1941年，人口减至147214人②。其后，直至内战爆发，由于川西受战争影响较小，环境相对安稳，到1949年末，彭山人口增长到170506人③。
在清末、民国时期，曾经历了无数血雨腥风、多次人口淘洗的彭山人，为救国救民和抵抗外侮，涌现了一大批仁人志士：张治祥、周翔、鄢孝鸿、刘伯华、李秉中、陈希虞、卢乐三、张洁之、刘锡纯、徐嘉扬、郭祝三④。他们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抗日战争中展现了彭山人应有的风采。
在巴蜀的历史长河中，彭山是岷江中一股小小的潜流，这股潜流伴随着岷江的水涨水落，把印记深深地浸入武阳这片古老的土地。
【注】
①《四川省各市县二十六年度保甲户口统计表》，《四川省概况》，1939年出版。
②李廷良《四川省三十年度编查保甲户口纪要》，四川省民政厅，1942年印。
③《彭山县志》（巴蜀书社，1991年）第39-40页。
④《彭山县志》（巴蜀书社，1991年）第647-662页。
附录：刘锡纯《重修彭山县志》部分清代移居彭山的在籍族氏
居民动荡迁徙，旧有居民变更无稽。光绪六年，捐办积谷，据当时仓库征缴名册，彭山有一百四十八姓，张氏为大，李氏次之，刘氏又次之。 现有民国九年造册，与光绪六年户册相差不远，只是没有了练、魁、代、祖诸氏。
张氏——分七族：一乐山籍，一眉籍，皆楚籍。乐山籍者，先世乃由乐山转迁来县，眉籍居治（治域）南，余五族仍楚籍。惟其先各不同祖，居牧马山者与居洪山寺者为一族，居花果园者与居谢市者为一族，居长沟碥、居西故镇者又各为一族。故县属一张氏，而宗祠有十，盖皆其祖先不同之也。
李氏——五族秦籍，一粤籍，三楚籍。秦籍者居城厢，楚籍者，一居治北谭林子、一居宝象寺、一居李山碥，三族之先，皆不同祖。粤籍者，居连油房 。
刘氏——分六族，而粵籍为大，次楚籍，次赣籍，次苏籍，次闽籍。粤籍分为三，曲房、筲箕塘、青龙场诸刘是。楚籍分二，城内、江鱼堤诸刘是。赣、苏籍俱居牧马山，闽籍居双江口上。赣、苏、闽籍无别，惟楚籍、粤籍人口众多，支派亦纷焉。
陈氏——六族。居牧马山莲花坝、陈家坝、双漩子者皆楚籍。而居牧马山者，明时即来，今已十余世。居陈家坝者为粤籍，数族皆不同祖。又一族居治南为闽籍，一族居城西北蔡家山为豫籍。
杨氏——洪雅籍，分城西、冯口、牧马山三处聚居。本一族而不相往来，年远失所传次也。又一族自眉来，为赣籍，居城中。
（说明：洪雅籍：为新迁彭山者，原籍无考。凡省内迁徙而来，无原籍记录者，多为原籍无考。后同，不再赘注。）
郭氏。其先，由洪雅来者居牧马山及治南，由山西来者居公义场东，由江西来者居青市及双江口。又一族，楚籍，居城中。
朱氏——□籍居城东，楚籍居城南北及新民场、青龙场。
王氏——五族，两楚籍、两秦籍、一洪雅籍，楚籍者居白衣庵，秦籍者居城东及城南北，洪雅籍者居黄坝及王坎。
周氏——三族，周林盘一族，自明以来即居于此，已十余世矣。板桥沱一族为洪雅籍，已五六世，一族居青龙下渡。
徐氏——居汪家山者，其先为苏籍，自眉来县已十九余世。居治北徐林盘及观音铺者为楚籍，居高桥者为嘉定（江苏）籍，居城中者为赣籍。
袁氏——居双江口山中为楚籍，又一族居治南，又一族居观音。
冯氏——居冯家山及治北冯家碥，治西、江鱼堤者皆楚籍，居县西冯口者为洪雅籍。
魏氏——皆楚籍，一居青龙场，一居牧马山，县西境亦有数家。
梁氏——皆楚籍，分数族各不相通。居三婆殿及梁巷子、康河坝与城北等地。
倪氏——皖籍，居观音铺及半边街两倪家坝。
曾氏——三族，一居双江口曾家坝，一居青龙场北曾坝子俗名三角井。居城北石窑，俱楚籍。
骆氏——赣籍。
舒氏——此元以来遗民也，世居公义场北山中，人口颇繁，皆力于农。
汪氏——楚籍居治西。
任氏——有秦籍、楚籍，秦籍居城内，楚籍者居治北任河坝，又一族居治西。
夏氏——三族，浙籍者居黄龙溪夏家碥，楚籍者居治西，又一族居谢家场。
宛氏——楚籍居宛家山。
郑氏——楚籍居郑家。
彭氏——粵籍者居城内及城南，楚籍者居双江口。
萧氏——赣籍居青市，又一族居治西蔡家山。
熊氏——楚籍。
马氏——楚籍，居马家林。
廖氏——粤籍，居牧马山散居各區。
向氏——楚籍，居治北向碥及治西，金花庙者亦多。
赵氏——三族，皆楚籍。居赵家坝、赵家山、赵家碥三处。赵家山即九龙山在王家沱。
罗氏——粵籍，居治北，又数家居城内。
宋氏——二族，粵籍者居宋河坝及青龙场，又一族居宋家林及芦沙堰，为楚籍。
余氏——其先由青神来，所居余家碥，又一族为北地籍，亦居治西。
胡氏——有苏籍、有粤籍、有楚籍。苏籍自峨眉来，居双江口山中。粵籍者散居。楚籍者居王家沱、双江渡各处。
何氏——三族，一赣籍居城西南，一楚籍居易堰子，一洪雅籍居城内。
帅氏——楚籍，居帅嘴及帅水碾两处，城北亦有一族亦同籍。
毛氏——三族，一闽籍居牧马山，一楚籍居毛家碥及新民场，嘉定籍亦居毛家碥，嘉定籍其先仍闽籍。
唐氏——楚籍，居唐河坝。
谢氏——粵籍，其先自隆昌来，居治北三婆殿，又一族居治西。
吴氏——楚籍，其先自眉来，居城南青石桥。又一族闽籍，亦居城南。又吴河坝一族亦楚籍。
黄氏——楚籍者居青龙场，粵籍者居双江口。又一族居公义场，亦楚籍。
江氏——楚籍，散居。
黎氏——楚籍，居治北莲花坝及治西黎坝子。
祝氏——楚籍，居治北及双江口。
傅氏——楚籍，散居城乡。
龚氏——楚籍，居东山。又一自眉来者居城南。
高氏——楚籍，居治西。
夏侯氏——赣籍，居治西。
喻氏——楚籍，居观音铺，公义场、青龙场亦有居者
卓氏——粤籍，居治南。
邓氏——楚籍，居治西。
钟氏——粤籍，居治南。又治北有两钟林盤，皆同籍。
吕氏——楚籍。
卢氏——苏籍，居彭溪堰及木林。一粤籍，居城内。
万氏——赣籍，居治西及青龙场。一粤籍，居牧马山。
程氏——居治北，楚籍。
许氏——居青龙场，闽籍。
姜氏——居姜坝子，赣籍。城中有数家。
伍氏——楚籍。
方氏——粵籍，居城内。
范氏——粤籍，居范坝。
杜氏——嘉定籍，散居。
白氏——楚籍，居牧马山。
苏氏——楚籍，散居。
包氏——楚籍，居治东。
颜氏——楚籍，其先自嘉定来，居江口山中。
侯氏——楚籍，居治西山中。
严氏——楚籍，多居杉树滩，治东又有严家山。
连氏——楚籍，居观音铺东。
邹氏——粵籍，居观音铺西。
叶氏——楚籍，散居。
葛氏——居治西葛漕，为楚籍。
文氏——楚籍，居治北文山诏。
闵氏——楚籍，居治西。
蔡氏——楚籍，居东山。
柴氏——楚籍，居治西。
【说明】“楚”在这里指湖北、湖南。清初，湖北、湖南为一省，称湖广行省，古属楚国。
【参考文献】
[1]《彭山县志》（巴蜀书社，1991年）。
[2]刘锡纯《重修彭山县志》（民国）。
[3]李世平《四川人口史》（四川大学出版社、1987年）。
[4]《四川通史（重修）》（贾大泉、陈世松主编，四川人民出版社2018）。
[5]常璩《华阳国志》。
[6]《二十五史》相关章节。
[7]吴松弟《南宋人口的发展过程》（《中国史研究》2001年第四期）。
[8]陈世松《“解手”的传说与明清湖广填四川》（《中华文化论坛》2003.3）。
[9]沈庆生《千年回首话四川》（巴蜀书社，2000年）。
[10]葛剑雄主编《中国移民史（重修）》（福建人民出版社）。
[11]葛剑雄《中国人口发展史》（四川人民出版社，2020年）。
[12]肖平《湖广填四川》（成都时代出版社，2005年）。
【作者简介】
任建师，中学高级教师，四川省省级优秀骨干教师，供职于四川省眉山市彭山区教育研究和培训中心，有多篇教育教学论文和文学作品发表获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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