尘肺病
那天在手机上看“凤凰网读书”公众号的一篇文章，写矿工诗人陈年喜的，文章的标题是《活着，就是冲天一喊 | 矿工诗人陈年喜》。
我知道陈年喜。2015年，讲述打工诗人的电影《我的诗篇》上映，这类半纪录片半文艺片的电影，注定很难按照正常流程排片。只能线下组织，以众筹包场的形式观看。我作为组织者之一，与制片方合作，找来了一些青年诗人朋友，还有这个城市里另外一些陌生的文艺青年，在人民电影院包场看了这场电影。就是在那部《我的诗篇》里，我知道了陈年喜，还有其他一些工厂诗人。在那之后，我买了一本他的诗集《炸裂志》。
我像往常一样打开这篇文章，应该又是篇创作访谈，或是新书推荐之类的。这类文章，我往往看一半就关掉了。但这篇文章刚看完开头，便觉得沉重了起来。“2020年3月，县中医院大夫对着他胸部CT宣判：尘肺病”，这就是文章中那句让我开始觉得沉重的话。
我也知道尘肺病，很多的矿工、工地工人、装修工人都有这种病。医学上定义的大致病因是因为吸入矿物质粉尘引起的弥漫性肺纤维化疾病。病症表现为胸闷、呼吸沉重、肺里有咳不完的痰。随着病情的加重，患者的肺会变得像石头一样坚硬，因为呼吸困难，很多病人去世时或蜷缩成一团，或是跪着死去。尘肺病不可逆转，终生无法治愈。死亡率高达22%。
我知道尘肺病，是因为关注过著名的调查记者王克勤发起的一个救助尘肺病患者的公益基金“大爱清尘”，很早以前，我还捐过一点微不足道的钱。
矿工
德国浪漫派诗人诺瓦利斯写过一首《矿工之歌》，对矿工做了极端浪漫化的描述，将矿工说成是世界上最好最浪漫的工作。
矿工之歌
谁测量地球的深邃，
谁就是大地的君王，
谁就会在她的怀里
忘却任何忧伤。
他洞悉地球岩层
秘密的构造，
情绪高昂地——
深入他的作坊。
他就与地球紧密相联，
熟悉她的衷肠。
为她动心，感情激昂，
仿佛地球是他的新娘。
每天凝望地球
怀着新的爱情，
为她不辞辛劳，
地球不让他片刻安宁。
声势显赫的历史，
那是早已消逝的时光，
地球准备对他友善的讲述
这些历史的篇章。
远古的神圣之气，
缠绕着他的脸庞，
在深渊的黑夜里
向他射来永恒的光。
无论在什么路上，
他都遇到熟悉的地方；
他的手工劳作，
得到地球的赞赏。
江河流水随他身后，
跟他上山，为他帮忙，
所有山岩中的宫堡
向他开启自己的宝藏。
他引导金河银河
流进他国王的宫殿，
还有贵重的珍宝
装饰国王的冠冕。
虽说他忠诚的向国王伸出——
他那赐福与人的臂膀，
却很少向国王要求恩赐，
甘于贫穷、心情欢畅。
让别人在山下自相残杀，
为了财富和金钱，
他却站在高山之巅，
当快乐的主人君临人间。
诺瓦利斯出生贵族世家，他写矿工之歌，大概是因为他有个开矿的舅舅，他本人也没有下过一次矿井。要下过一次，怕是也写不出来这样的诗了。不过也不好说，极端浪漫派的脑子都有点“问题”，诺瓦利斯就是那种极端浪漫派——至少他的脑子是。
实际上的矿工是世界上最危险的工作之一，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所以很多的革命都是发生在矿工群体间。一群无比辛苦并且随时会没命的人，就很容易豁出去干任何事。
陈年喜虽然在矿下工作，但他干的是比一般的矿工更加危险的工作——矿下爆破。用空压机在坚硬的山体上打出一到两米深的孔，小儿手臂粗细。再填入炸药雷管，埋进引信，点燃，轰然一响，炸出一个巨大的伤口。顺着伤口继续打孔、填药，引爆，如此循环往复，巷道就像巨蛇一般不断朝山体深处钻去，直到发现矿产。
空压机的马力很大，一旦开启，惊心动魄地跳，像是一头被激怒的野兽。猛烈不绝的气压催动钻头，撞击在几千米厚的山体上。灰尘和碎石暴雨一般落下，覆盖在他们的头上、脸上、身上，几乎隐去人的面目。
他的很多工友，有的死在矿山上，有的死于尘肺病。
死在矿山上的工友，有人在爆炸声中炸成一蓬血雾，有人被飞溅的石块削成两半。
一米长的钎杆，从王二的后背穿过前胸，没有一滴血。在处理他的后事时，人们怎么也拔不下来，像原本从身体上长出的一只细手。小渣子说，师傅一辈子都在玩这个，是他舍不得，让他带着走吧。就带着去了火化厂。
王二是陈年喜在秦岭的矿友，下班后两人经常一起喝廉价的烈酒，高唱秦腔。爆破是一个江湖，身高接近一米九的王二在这个江湖上有些声名。传说他曾一个人独战5个抢炸药的人，大腿上尽是伤疤。
王二死后，陈年喜想起第一次见他的情景。两瓶西凤酒，一包花生米，两人喝多了，王二就梗着脖子唱一曲京剧《四郎探母》。
一见娇儿泪满腮
点点珠泪洒下来
沙滩会一场败
只杀得杨家好不悲哀
……
陈年喜是幸运的，他从矿上上下来了，带着一只炸聋的右耳，错位的颈椎。陈年喜是不幸的，炸药放过了他，但尘肺病没有放过他。矿山炸药带来的死亡往往在一瞬间，但尘肺病却要折磨人直到最后一刻。
陈年喜后来也加入到了“大爱清尘”中，作为一个尘肺病患者，作为一个曾经的矿工，他力所能及的去帮助这些悲惨的同类。
冬天还早，但秋天已经很深了，有些地方秋冬是泾渭分明的，有些秋冬是含混的，彼此交错，比如海拔1500米的界河村。一些人早早地穿上了棉衣，一些人家烧起了柴火炉子。家家屋檐下码着高高的柴火堆子，它们尺许长，粗粗细细，新新旧旧，人们要用它度过漫长的冬天。这种柴火堆从天山一直铺到东北吉辽，占领了中国北方农家的屋檐，在生活和岁月烟尘里上演着重要内容。
第一家，是周农明家，他是一位机械师傅。
周师傅上金矿那年已经三十五了，在苦寒的山乡，三十五已经不年轻，但他开过十年面粉加工坊，对柴油机特别懂，工头死活把他拽去了。那时候，矿山很多开空气压缩机的师傅都是开拖拉机、面粉坊起步的。周师傅开的第一台空压机匹配的是六十匹马力的四缸柴油机，比起他曾开过十年的小马力，这是真正的巨无霸。
第一年，从开工到年终，他始终没有回过家。工程终年不息，机器也必须二十四小时转动。机器旁有一架小床铺，周师傅日夜守在这里。机器喷出的浓烟，充满了整个小屋子，把他熏成了包公。每顿饭菜由厨房送过来，每次抓起馒头，上面都会留下黑黑的指痕，又被他吃下去。此后许多年里，随着大大小小的工队，周师傅走遍了北方。有时候在洞外开，有时候在洞内开。他说在甘蒙交界的马鬃山，在洞内待过三年。
周师傅们是我无限熟悉的群体，工作上，我们曾经有过十六年交集。我与周师傅，或许见过，或许曾交肩而错，但彼此早已相熟到骨头，两个多小时里，我们心有灵犀，有太多的话，太多的回忆。他现在是尘肺病三期，我知道，这个病没有四期。
过了河，是一段上坡。雨暂时停下来了，看得出来，过一阵子它还会返身回来，因为雾还在，且浓得扯不烂。我没有记住这位患者的名字，后来我尽力回忆，好像姓戴，这是一个不多见的姓氏。他接近一米九，虽然憔悴，依然高大。他是我的同行，一位爆破工。
他家房顶上有两片玻璃明瓦，一米见方。这在北方农家，我第一次见到。天光从瓦上打下来，放大、变幻，铺满了整个客厅，让空间变得明亮了许多。他坐在一张小木椅上，鼻孔上插着氧气管，天光让他的脸色更加惨白。小型的制氧机在身后发出吱吱声。他说他已经一年没有出过大门了，他想晒一晒太阳。他的爱人从厨房出来，端着一碗水，准备给制氧机加水。按要求，制氧机只能加纯净水或矿泉水才有效果。她说，矿泉水一瓶只能用两天，要一块多钱。
领路的小沈说，界河村有120多个尘肺病人，三年前有150人，三年里走了30人。他也是尘肺三期，有一张娃娃脸。
从镇安回商洛的大巴上，乘客不多，我一个人占了两个位子，索性就半躺下来。我感到从未有过的累。一路上，窗外秦岭如染，我没有力气抬头。我想过无数事情，有些事情一闪而逝，有些事情慢镜头一样不断回放，我努力驱赶它，但没有用。我给爱人打电话，她说，你经历了太多，希望你不要再看到太多，看到的，有时候比经历的还要人命。
以上都节选自陈年喜的新书《活着，就是冲天一喊》。我能做的，也就是买本他的书了。希望命运善待他，希望尘肺病放过他。
职校·工人
鲁迅先生曾说：人类的悲观并不相通。我相信那只是先生在面对了无尽的冷漠之后说的气话。人类的悲观虽然不全相通，但也并非全不相通。不管是陈年喜的作品，还是他的生活，都是打动我的。几年前在电影院里包场看《我的诗篇》的场景，历历在目。有个画面是漫天的飞雪，打在更加冰冷的钢铁上。
电影里除了陈年喜，还讲了一些别的几个所谓的打工诗人（我极其厌恶这个称呼）。充绒工吉克阿优、叉车工乌鸟鸟、制衣工邬霞、煤矿工人老井、富士康坠楼工人许立志。
一颗螺丝掉在地上
一颗螺丝掉在地上
在这个加班的夜晚
垂直降落，轻轻一响
不会引起任何人的注意
就像在此之前
某个相同的夜晚
有个人掉在地上
这是许立志写于2013年12月19日的一首诗，第二年的9月30日，他就像一颗悄无声息的螺丝掉地上一样，从楼上跳了下去。
不想去说什么生命只有一次，好死不如赖活着之类的废话，其实也没什么资格去说人家。
从阶层划分来说，我跟电影里那几位主角都是一个阶层。说好听点，是无产阶级劳动者，说实在点，就是打工人，就是社畜。但换个角度来看，我跟他们又天差地别。什么地方不一样，我不好说，我只说一个社会现象：就是现在的很多年轻人，宁愿去送外卖，也不愿去工厂。
但工厂，总需要有人去。
我也是最近才知道，现在很多的学生，如果中考没考上高中，就直接去上职校，比例几乎达到了一半一半。听完我还是特别震惊的。这些上完职校的孩子，将来多半应该是要进工厂的。
没说职校不好，也没说工厂不好。都是社会主义螺丝钉，哪里需要上哪里。如果时间可以交错，很多人或许会在那部纪录片的流水线上看到自己的孩子。
2010年，新疆诗人丁燕去了东莞。2011年，为深入理解东莞工厂女孩的生活，她先后在两家电子厂、一家注塑厂打工，经历了200天最真实、最深刻的工厂生活，记录下这些工厂女孩青春、爱情与梦想的萌生与破灭，也是对裹挟了无数人命运的现代工业洪流的追问。
我在杂志做读书编辑的时候，发过这篇书的评论，跟作者也做过短暂交流。我个人不是特别喜欢这本书，认为书里作者的情感流露有点过多了（或许是诗人的特质使然吧）。相比之下，记者出身的张彤禾写的《打工女孩》就较好的避免了这个问题。
尽管从写作上不是很喜欢，但我依然对这本书充满敬意。认为这本书，比她写过的大多数的诗都有更有价值与意义。里面大量的细节，让我第一次清楚的了解了这些工厂女孩的生活。
其实她们跟我们的生活并没有多少的不同，用一样的手机，看一样的电影，喜欢一样的事物，有开心也有失落……但在很多地方，又确实不一样。
所谓的不一样，大抵就是一种叫命运的东西。
所以，我一直很厌恶“厂妹”这个词，用这个词的，再加上一些标签化的想象的男性，有一个算一个，全是猥琐的狗逼。
扯远了。
跟一个搞建筑的朋友聊到职校，他孩子快上小学了。他家算是中产偏上吧，老婆开着辆保时捷挣着几千块钱的工资，他最近打算去苏州买房，为离开这里做准备。说到这个问题，他一脸愁容的说，要我的孩子将来上不了高中，可咋办啊？
我说别想那么多，还有九年义务教育呢，说不定政策到时候又变了。
他苦笑了一下，他是个聪明人。
现在流行的，是一边猛批资本家，一边喊着要躺平……
让更多的孩子去职校，但相对封闭的环境里接受较为单一的职业化学习，也是提升出生率的有效手段。一份研究表明，女性的受教育程度越高，生育意愿越低。这些年出生率持续走低，女性受教育程度提高的影响，大过计划生育。
生育率提高了，就有更多的孩子去工厂了。
吊带裙
现在正是夏天，大街上经常可见漂亮女孩穿着吊带裙，分外美好。出现在电影《我的诗篇》里的制衣厂女工邬霞，她14岁就进了工厂，她写过一首诗《吊带裙》。
吊带裙
包装车间灯火通明
我手握电熨斗
集聚我所有的手温
我要先把吊带熨平
挂在你肩上不会勒疼你
然后从腰身开始熨起
多么可爱的腰身
可以安放一只白净的手
林荫道上
轻抚一种安静的爱情
最后把裙裾展开
我要把每个皱褶的宽度熨的都相等
让你在湖边 或者草坪上
等待风吹
你也可以奔跑 但
一定要让裙裾飘起来 带着弧度
像花儿一样
而我要下班了
我要洗一洗汗湿的厂服
我已把它折叠好 打了包装
吊带裙 它将被装箱运出车间
走向某个市场 某个时尚的店面
在某个下午或晚上
等待唯一的你
陌生的姑娘
我爱你
谨记艰辛与苦难，
也谨记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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