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郑寿山
人们常把历史比喻为奔腾不息的长河，世间的沧桑变迁铸就了历史，过往的一切，亦构成绵延盘亘的历史，而历史赋予了亲历者情丝不断的回忆。
第一次亲眼见识电视
第一次见到电视机这个新鲜玩意，应该追溯到上个世纪的1959年盛夏时日。
位于长沙市中心五一广场西南角湘绣大楼南面的一块空坪处，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之前，系长沙市唯一的一处城区机动车停车场，场地面积很小，大约仅能够容纳二十余辆左右的汽车，主要供外来的社会车辆停放，大多是货运卡车。
那时候整个长沙市都没有现在这样的诸多城市休闲广场，而五一广场，名为广场，实则是以一个街心绿化大圆盘，来分流东西南北四个方向的机动车辆的十字路口。每当湘绣大楼旁边停车场停满了车辆，后来的车辆就停放五一广场的四周街边。
1967年前五一广场
1958年神州大地上大跃进运动风起云涌，各行各业跃进、跃进、再跃进。同年，天津无线电厂生产制造出我国第一台“北京牌”黑白电视机。
1959年夏天，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的一辆专用汽车，装着一台电视机，停在停车场入口处的一侧，播放国产故事影片《无名岛》、《海鹰》，引得好多市民围观。屏幕画面不停地抖动，满屏的雪花点，播放效果很差，相关部门也没有进行宣传，人们只是看个新奇凑个热闹，并未产生什么轰动效应。
这应该是长沙市民第一次亲眼见识电视。人们原先只在苏联影片里看到过斯大林发表电视讲话的画面，但此次实地看到了电视，最多只能算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接下来的三年困难时期，全国人民勒紧裤腰带过苦日子，再接下来是“四清”、“文化大革命”，早把“电视”这档子事忘到九霄云外了。
真正接触电视机电视，是1976年的事。那年的9月9日，伟大领袖毛主席与世长辞，随后的许多天，每到晚餐后，我家所在的解放路街道办事处，由几位工作人员，把一台17英寸黑白电视机放在游击坪的大坪里播放悼念毛主席的电视节目。街邻居民们神情肃穆地站在电视机旁观看......
大约是1978年或1979年，电视机开始走进极少数人家庭，电视台有了相应的电视节目。
一天，与我继母要好的在省人民医院工作的喻医生，特意邀请我们去她家看电视，这在那时可是个天大的人情。我迄今都清晰地记得当时“看电视”的场景：一台9英寸的黑白电视机，小不拉几的屏幕前，放置着一块涂着不均匀色彩的透明塑料薄板。主人兴致勃勃且不无得意地介绍，说电视机是她先生赴香港参加国际学术交流买回来的，而透过电视机屏幕前的那块塑料板，就生成类似观看彩色电视机的效果。
说实话，我对眼下的这台小电视机和蹩脚的色彩塑料板，实在提不起兴趣，简直如坐针毯，只能出于礼貌，心不在焉地点头、陪笑，言不由衷地夸赞两句。好不容易熬到了“招待结束”，我几乎是头重脚轻地逃出了她家的门。
70年代末80年代初，电视机开始走进人们的家庭
1980年末，我家购买了一台日本生产的三菱牌14英寸黑白电视机。购买电视机之前多方询问了解，市面上黑白电视机的主流品牌为日本的“索尼”（曾经叫“新力”）、“日立”、“乐声”，还有韩国与台湾的几个品牌。这些牌子的屏幕均是12英寸，我倾向于屏幕大一点的，结果就选定了“三菱”牌，据说其质量相比索尼、日立稍稍逊色一些。
我家是游击坪、正义里、东鱼塘街一带居民中最先把电视机请进家中的。刚刚进入八十年代，一般居民的人均月收入仍然只有四五十元，虽然开始有了奖金，却也不是很高。我1979年从地质队调回长沙市之前，月工资七八十元，月奖金达到五十多元至七十多元，每月总收入很是可观，手头有了积蓄，购买一台电视机无须费多少力气。
那时街巷里的民宅尚没有高层建筑，邻里间交往串门系一种常态，一些邻居常来到我家观看电视，不大的房间坐着十多个人，一个个屏声敛息，看得全神贯注。
电视剧《生逢灿烂的日子》中，邻居们每天晚上聚到一起看电视
随着黑白电视机逐渐进入千家万户，每天晚餐后一家人坐在一起观看电视，几乎成了雷打不动的事情。《加里森敢死队》、《排球女将》、《血疑》，《霍元甲》、《陈真》……吊足了人们的胃口，同事间街邻间谈论的话题，无一不是这个电视剧那个电视剧。
《大西洋底来的人》让人们第一次见识并欣赏到科幻题材电视剧，《蹉跎岁月》唤起一代知青的悲情回忆。
家庭里有了电视机，用它来收看电视剧，人们才慢慢弄懂“电影故事片”与“电视剧”的区别。原来每部电影一般为短短的90-105分钟，而电视剧可以长达几十集；剧情上电影的内容相对来说比较抽象，而电视剧的剧情很详细；电影用的是胶片拍摄，有任何不如意的地方，只能剪掉，而电视剧用的是类似于DV的拍摄工具，一旦拍错可以倒带重拍，投入显然更为经济。总之，电视剧拓展了人们的眼界，更加丰富了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
“勤俭是咱们的传家宝”
改革开放之前的市场供应，其特征集中表现为物资商品短缺，吃穿用的生活必需品按计划定量凭票供应；老百姓贫穷困顿，购买力水平低下。像粮食、油、布、棉等，按月或按年度核发票证，严格凭票凭证购买，但譬如热水瓶、钢精锅、牙膏、毛巾……有时凭票证，有时免票证。
居民们闲暇时间常喜欢逛百货商店，这家商店进那家商店出，看能不能撞个“大运”，免票证买到自家需要的东西。走在街上，只要看到哪家商店有人排长队，那准保是遇到了好事，忙不迭地跑去排队。时常遇到这样的情况，排了一阵子队，不是自己所需要的东西，排队就白排了。
有一天，我走到司门口妇女用品商店门口，只见那里排起了长队，一问，凭废牙膏皮（那时是锌管）购买上海产的“中华牌牙膏”。我立马转身跑回家翻腾一气也没见废牙膏皮，于是赶忙找了两家邻居，终于借了一只废牙膏皮。我马不停蹄地赶到妇女商店，还好，自己幸运地成为队伍中最后买到牙膏的人之一。
那年头长沙市面上，“湖南日用化工厂”这个大型日化企业，足以保证牙膏敞开供应，人们平日使用最多的就是该厂生产的留兰香牌牙膏、坚尔齿牌牙膏。而上海的“中华”、“白玉”、“黑白”品牌牙膏，投放长沙市场数量有限，自然就属于紧俏商品和抢手货了。
很多年，政府把“收旧利废”上升到“支援国家建设”的高度，包括牙膏皮、断牙刷把、烂塑料盒等一些废品，市民们都会收集起来卖钱。过日子讲究勤俭节约，“节约光荣，浪费可耻”，《勤俭是咱们的传家宝》是人们曲不离口的一首歌。
记得1970年春节，我从地质队回长沙家中探亲，一次我和老父亲到建湘百货商店闲逛。这家百货商店位于白马巷口与黄兴中路交汇的东南处，离我们家住的游击坪很近，但不知怎的，我们平时几乎不进这家商店。那时长沙市的大型国营百货商店仅中山路、五一路、南门口三家，这个建湘百货似乎不在同一个序列，这就是该百货商店容易被忽略的原因。
谁知，进得建湘百货令我们好一阵兴奋：免票证的阿尔巴尼亚毛毯，每床38元，还有阿尔巴尼亚的男式长袖绿色、蓝色格子衬衫，每件4.90元。我一下子就买了一床毛毯和两件衬衫。那个年月，毛毯非床上必需品，近乎奢侈，人们通常不去问津；男式花格子衬衫，走遍大街小巷也不曾看见有哪个男子穿过。
70年代长沙街头
果然，我把花格子衬衫带回地质队，就受到分队领导的批评：……身为一个革命青年，不要讲究吃穿，不要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
我辩解道：花格衬衫是国营商店出售的，阿尔巴尼亚与我们是“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的战友，这应该不属于资产阶级范畴吧。领导摆出了另一番道理：地质队的工作地点都在农村，所接触的都是贫下中农，男青年穿着花格子衣服会造成很不好的影响……我认为领导的话语有道理，当即诚恳表示，尽量不穿那两件衬衣，即使穿也穿在里面不外露，我今后一定自觉抵制资产阶级思想侵蚀。
“站立柜台，一颗红心”
那很多年，每个商店里的墙上或贴着或用绳子挂着“发展经济，保证供给”的大幅标语，这是那个时代的经济供给方针。大型的百货商店此外则还挂着“学天桥、赶天桥、超天桥”的通栏大标语。“天桥”是北京市的一处地名，这里是指北京市正阳门外的“天桥百货商场”——全国商业系统的一面红旗。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作为服务行业窗口单位，长沙市商业部门涌现出许多先进模范人物，“三尺柜台，一张笑脸”、“站立柜台，一颗红心”，成为营业员们“学习先进、争当先进”的生动写照。
最具代表性的是被誉为“红色营业员”的柳同仁，曾是长沙市中山路百货商店日用化妆品组组长，1958年当选为全国劳动模范，1959年建国十周年国庆时，登上天安门城楼观礼。1964年当选全国人大代表。曾任中共长沙市委副书记。
“学习柳同仁 做红色营业员” 旧杂志封面图
大概是六十年代的后两年，市面上流行了这么一阵风，顾客每当到商店购买东西，都需要先和营业员各自背诵一条“语录”。
例如，一位顾客走到柜台前，对着营业员说“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营业员接着说“一切革命队伍的人，都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随即，顾客道：我要买那个牡丹花图案的热水瓶。营业员道：好，欢迎选购。
至于所背诵的语录，可长可短，并没有硬性要求。这个做法持续的时间不是那么长久，此事现在回想起来却很有意思。
天价的电动自行车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以前，市民们日常出行大都靠双腿走路，好在长沙市城区范围不大，也乐得“安步当车”了。而去城郊接壤的树木岭、新开铺、火车南站等地，还得花上个八分一角的搭乘市内公交汽车。
其实，市民家庭拥有自行车，不光是五六十年代，而且解放前也就有了，但那无疑是富贵人家或富裕家庭的专享。随着社会的发展，到了六十年代末特别是七十年代，自行车已经成为人们倾慕的“三大件”之一。为了能买到一辆上海产的“凤凰”、“永久”自行车，托人找关系，“打会”借钱（若干人一起为急需钱的人筹集资金），费劲九牛二虎之力。长沙市从自行车人均占有率来说，至改革开放前，绝对不到百分之十。
记得六十年代，黄兴中路九如斋食品店北边的交电商店，临街的大玻璃橱窗里，赫然地摆放着一辆轻骑牌机器脚踏车，又被称作机动自行车，标价580元，这算是那个阶段家庭机动车的“唯一”。绝大多数市民一百多元一辆自行车都买不起，对这辆天价的电动自行车，自然连“追梦”的资格也没有。而买下这辆“轻骑牌”机器脚踏车的人，正是我继母的叔伯弟弟戴耀本。
建国后第一代民用轻骑15型摩托车——"黑老鸹"
戴耀本早年毕业上海同济大学，1944年赴美国埃渥瓦州立大学留学，获工程科学硕士学位。期间，任美国水工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与所长饶斯博士等人合著《沦潜射线的扩散》，被收入《水利学经典论文集》。1948年春回国。历任湖南大学水利系教授、湖南省农林厅水利局副局长兼总工程师、电力工业部武汉水利电力设计院总工程师、柘溪水电站与五强溪水电站设计总负责人、湖南省水利电力厅和中南水电勘测设计院总工程师等职。改革开放后的1988年，这位七十三岁高龄的中国著名的水利水电专家，获美国惠特曼大学工程科学名誉博士学位。以此“管窥”，足见那时学位含金量之高。
文革中，戴耀本在劫难逃，与数以万计的“臭老九”一样，被扣上“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发配到“五.七”农场改造。所幸戴耀本平素为人处事低调，又时值他正在为湖南省沅陵酉水凤滩水电站进行总体设计，加之湖南的电力供应形势严峻，于是，他很快就被“解放”，恢复工作。戴耀本很知趣，谢绝使用配给厅级干部的上海牌轿车，自己掏腰包购买了这辆轻骑牌机器脚踏车。
戴耀本的机器脚踏车通常放在自家住房窗子外面的屋檐下，这在机关大院还是很安全的。一天晚上他们听闻窗外有悉悉索索的声音，以为有人在乱动自己心爱的机器脚踏车，随即开门察看，只见一个黑影飞快消失在茫茫夜色之中。几天之后，单位革委会专案组找戴耀本谈话，问到他们一家人为何在家里用英语对话，都说了些什么。戴耀本解释，那是他们结合凤滩水电站的设计规划，讨论英语文献所涉及的一些技术问题。
中国第一座空腹重力坝——湖南省凤滩水电站
事后，他联想到前几天晚上窗外黑影的那一幕：原来有人在窃听他们家的谈话……“阶级斗争为纲”的年月，一些人以溜墙根偷听别人讲话，继而断章取义地检举汇报，甚至陷害诬告，去为自己捞取政治资本。戴耀本对这些处之泰然，以爱国高级知识分子特有的情怀，潜心笃志地如期完成凤滩水电站的总体设计，确保了水电站1970年10月顺利开工建设。
谈及轻骑牌机器脚踏车，为一种燃油小排量单气缸发动机驱动和人力脚踏驱动相结合的双功能（动力）自行车，但它不过是介乎于自行车与摩托车的过渡产品，并没有广泛流行开来。1980年以后摩托车逐步进入百姓家庭，成为风靡一时的新宠，也是实实在在的奢侈品。国产“幸福”、“嘉陵”、“春兰”、“木兰”每辆售价几千元，日本产“铃木”、“本田”、“铃木王”每辆售价高达一万多至两三万元。
摩托车的普及率并不是很高，一是稳定性能差，安全系数小，不适合中老年人；二是噪音大污染大，若干年后，许多城市陆续颁布“限止摩托车通行”的禁令。二十一世纪伊始，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让小汽车超乎预期地进入寻常百姓的万户千家。
时光悠悠，岁月匆匆，文中的前尘往事距今已经五六十年，今非昔比，恍若隔世。
END
*本文由城市记忆CityMemory独家发布，作者 | 郑寿山，编辑 | 明明。图片源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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