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知道，东北抗联是人民军队最早走向抗日战场，也是坚持抗战时间最长的队伍。在东北的白山黑水、天寒地冻中，他们以自己的大智大勇与武装到牙齿的优势敌人巧妙周旋，打得日伪军心惊胆战。
由于斗争条件过于恶劣，加之日伪军的疯狂进攻，在1941年前后，抗联难以支撑，大部退入苏联境内。但仍然有小部分官兵在东北坚持下来，继续抗击日伪，并最终坚持到了抗战胜利。本文讲的就是这样一则传奇故事：留守东北的一位抗联老将，在与主力失去联系后不但没有停止斗争，反而将抗击日伪的斗争开展得有声有色，让人肃然起敬。
在白山黑水奋勇抗击日寇的抗联将士
（一）日伪特务也不敢得罪的角色！面对刑具对特务说：谁敢动我一根汗毛，我就要谁好看！故事的主人公名叫杨春，这个名字或许比较陌生。但如果把时间回溯到上世纪三四年代的东北，这可是响当当的大名。大到什么程度？连横行霸道的日伪特务见了他，都要忌惮三分。
杨春出生于武官世家，其父亲曾做过清朝的正五品守备。杨春少时习武，练就了一身能在庄稼地里潜行、贴地飞奔的功夫，有点像是《水浒传》中的神行太保戴宗。凭借一身本事，他被组织安排为抗联各部传递情报信息。后来，随着抗联发展壮大，为了便于组织联络、沟通协调，抗联相继成立了很多交通站，也就是情报传递站，有时也为部队承担一些后勤补给和抢救伤患的工作。当时担任抗联第3军供给处处长的杨春，担任延寿县交通站站长，直接对赵尚志将军负责。
赵尚志
在杨春的苦心经营下，延寿交通站发展很快。他以在县城中经营中和商号为掩护，在日伪控制区发展了许多眼线，这些人不但能向他及时提供各种情报，还都对杨春服服帖帖。杨春的性格比较豁达，加之又有习武之人的豪爽，像极了一个江湖豪杰，人缘自然不错。
杨春的工作做得怎么样？举一个例子：1936年春，因为帮助赵尚志所部筹集粮饷，杨春不幸被日伪特务抓住。特务们明白，杨春这样久经考验的老抗联肯定不会老实交代，为此他们特意准备了一批刑具，打算对其“好好伺候”。
孰料，杨春一看刑具，不仅毫无惧色，反而一脸不屑地指着特务说：“你们谁敢动我一根汗毛，我就要谁好看！”这话一说完，特务都被震住了。前面说过，杨春在日伪控制区发展了很多内线，而且都对他服服帖帖。这帮人三教九流无所不有，其中不乏大量江湖中人，光是跟杨春拜过把子的就有40多个。听说杨春被抓，有些人早就嚷嚷着要想办法救杨大哥了。
日伪特务虽然霸道狠毒，但毕竟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强龙不压地头蛇。你得罪了这帮人，冷不防哪天在街上挨个闷棍，或者家人被绑票了怎么办？所以杨春说这种大话，能起到效果。日伪特务果然忌惮，虽然表面上对杨春动手，但下手只是“声音很响”。
负责此案的日本特务头子小林大佐心生一计，硬的不行，就来智取。不是很多人为杨春求情、跑关系，担保其无罪吗？那就以证据不足为由放了他，暗中派人盯着，放长线、钓大鱼。
杨春当然明白，日伪放他走是在耍诡计。他向前来接他的商号伙计和车夫使了个眼色，二人心领神会——这伙计和车夫也不是等闲之辈：伙计刘永吉原是抗联第3军的侦察班长，车夫黎海楼是个百发百中的神枪手。
杨春说自己被特务打伤了，要黎海楼驾车带他去看大夫，让刘永吉回商号里打点生意。果然，马车没走多久，四个密探就跟了上来。黎海楼装作什么也不知道，唱着小曲慢悠悠地驾车走着。而躺在车上的杨春则时不时哀嚎两声：“好疼啊！这帮天杀的！”
密探们看不出有什么破绽，继续悄悄跟在后面。也不知过了多久，反正天黑了下来。突然，原先被安排回商号打点生意的刘永吉出现了。他闪到密探后面，飞刀扔去，走在最后面的密探应声倒地。杨春这时候也不哀嚎了，施展其功夫从车上跳起，和黎海楼一起，与刘永吉前后夹击，4个密探很快解决了。杨春他们把尸体埋好，带着缴获的5支手枪离开了现场。
4个人怎么有5支枪？原来那个密探头善使双枪，结果这回一枪没放就被结果掉了。小林等到第二天下午还不见密探回报，这才意识到出事了，赶紧下令缉拿杨春。可杨春早就收拾好了行装，带着家人一起“失踪”了。
抗联将士在林中的秘密营地
（三）“杨老板”重操旧业，担任交通站站长，谋划火烧日军军营大约半年后，在凤山县一个叫清茶店的镇子上，出现了一个“杨家大车店”。店铺经营旅店住宿、租赁骡马等生意，还兼顾着买卖山货。掌柜的为人慷慨仗义、侠气十足，谁也没看出来，这就是之前从延寿脱险而来的杨春。而这个杨家大车店，便是在赵尚志将军的支持下，于通河、凤山两县交界处建立的抗联第3军通凤交通站，杨春是该站站长。
交通站成立不到一年，就在远近周边8县设立了十几个联络点，大量日伪人员被发展为内线，甚至连通河县伪警备队队长孙禄都成了杨春的把兄弟。1938年开始，有关日伪加紧清剿抗联的大量情报通过通凤交通站流转给了抗联各部。尽管抗联进行了英勇战斗，但因寡不敌众、装备落后等原因，队伍损失很大，不得不从1940年开始向苏联转移。
当时，杨春也向组织申请撤到苏联。但组织考虑到，交通站发展到现在很不容易，这么撤走实在可惜，而且有朝一日反攻回来时也需要情报支持，就嘱咐杨春潜伏下来，保存力量等待日后反攻。
在潜伏敌后的岁月里，虽然和主力失去联系，但杨春一直没有停止行动。他带领战友把附近地形地况、兵要地志摸了个一清二楚，并为日后反攻绘制了大量的地图，筹备了大批粮秣、药品。同时，他还把留在交通站养伤的抗联战士孙玉堂等人组织起来，成立了一支秘密游击队，以便到时配合主力反攻。
1942年元旦刚过，凤山县的一个伪军班长（同时也是内线）兰永宽传来一条消息：平岗河日军军营突然进行扩建，还运进了大量的枪弹、粮食、被服，兰永宽所在连队也进驻其中，担任警卫。杨春判断，这是日军打算将该营地变为一个前进基地，现在日军运枪运粮，不久就会运来大批新兵。不行，说什么不能让这个基地建起了，不然大部队反攻时会碰上“钉子”。于是，杨春便开始计划着破坏日军的扩建计划。
兰永宽的连长叫刘景芳，平时杨春没少给他好处，他跟杨春称兄道弟那叫一个亲。杨春以谈生意为由前来拜访刘景芳，说有个外地朋友托我搞山货，以前都是给一成定金，现在答应给三成，老兄有兴趣没？
刘景芳贪财好利，平时私底下山货、木材、兽皮什么生意都做，但他没有店铺，也就是没有销售渠道，所以很需要杨春帮他。杨春这么一说，算是戳到了这厮的痒痒肉。刘景芳两眼眯成了一条线，笑呵呵地把杨春迎到自己办公室中说：“杨老板，我就知道你不会忘了兄弟，咱哥俩好好合计合计。”
上套了！杨春于是对与其同来的儿子杨振瀛说，我和你刘叔商量大事，你和老吉外面候着。老吉就是他那个伙计刘永吉，哥俩一听，马上明白了，于是立即装作无所事事的样子在刘景芳办公室外瞎溜达——其实，他们是在侦察敌情呢！
（四）日军军营着火，专家一看：这是意外所致大约一顿饭的功夫，杨春出来了。回到店里，他问道，情况怎么样？杨振瀛、刘永吉摇摇头，营地周边有六个大碉堡，每个碉堡有三个机枪火力点，内外有两层哨位，拔掉外哨还有内哨，碉堡和日伪军宿舍有交通壕相通，便于支援。军营里三步一岗、五步一哨，仓库周围拉着电网，还有一个瞭望台，上面有探照灯来回巡视。可见，敌人布防十分严密，就是把孙玉堂的部队全派去也不行，偷袭很难，强攻没有重火器，更难。
谁知杨春听完，却哈哈大笑起来：你们啊，真是脑子短路了。从外面打不好打，不会从里面打吗？
杨振瀛、刘永吉觉得这话有些莫名其妙，杨春提示他们：负责警卫营地的是谁的部队？兰永宽啊！情报是他传来的，他又驻守在那里，里里外外的情况他一清二楚，让他来干不就完了？
日军碉堡
听完杨春的计划，兰永宽摇了摇头。他虽然是抗联老战士，忠诚度没问题，但想到自己要独自对付100多日伪军，还是觉得有些没底。杨春说：“你不用怕，你不是说日军存放粮食物资的仓库是木头建的吗，那你该知道怎么办。”
于是，1942年春节当夜，平岗河军营突然冒起冲天大火，值夜班长兰永宽虽然第一时间发出警报，但终因火势太大难以控制，仓库、宿舍全被烧毁，存放在此的军用物资也都成灰了。
出了这么大的事儿，日军当然要进行调查。日军专家来到现场后，很快搞清了真相：火不是从军营内部烧起来的，是从外面烧到了仓库的库顶，因为仓库是木制的，所以火很快蔓延到仓库里面，引燃了油料、被服等易燃物，从而导致火势难以控制。那么，这火源是从哪儿来的？日军派来的专家发现，伪军警卫连宿舍房顶上的烟囱破了个洞，从洞里能看见炉膛。因为当晚很冷，警卫连连长刘景芳不断命令值夜班长兰永宽把炉子烧旺些。兰永宽于是屡次让人往炉子里加木头。因为木头加得多，火烧得大，加之当晚风大，就有火苗从烟囱的洞中蹿出，被风吹到了仓库顶上，这下子火借风势、风助火威，大火自然没法扑救了。
鉴定完毕，火灾属于不可抗拒的意外所致。但日军的扩建计划到底还是告吹了，而且大量物资还没来得及用就报销了，这跟谁说理去？愤怒之余，他们只能找人出气，于是便把警卫连长刘景芳、值夜班长兰永宽和当天的几个哨兵拉出来，一人抽了十几个嘴巴，然后说了句再出事当心脑袋，就走了！
脸颊被打得红肿的兰永宽心里却暗暗发笑：当晚其实是他利用值夜之便，悄悄爬到仓库顶上，用裤腿里藏的一小管菜油在库顶上生了把火。因为那天是春节，日伪军都喝高了，开始着火时谁也没注意，等火大了想扑也来不及了。而这一切，都是杨春的主意。就这样，杨春又是没开一枪，就把日军军营给废了。
遗憾的是，杨春这样一位屡建奇功的抗联老将，却在大反攻即将到来的1944年，牺牲在一次与内线接头的行动中。他牺牲后，其子杨振瀛继任站长，并坚持到了抗战的最后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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