蹴鞠屡过飞鸟上，秋千竞出垂杨里。少年分日作遨游，不用清明兼上巳。
这是唐代诗人王维《寒食城东即事》中的句子，意思是少年们整天遨游，又是踢球，又是玩秋千，不用等清明节和上巳节（在唐代，秋千、踢球是两节的节俗）。
杜甫也曾写过“十年蹴鞠将雏远，万里秋千习俗同”，陪小孩踢球和玩秋千，是唐朝父亲的标配，各地皆然，可见当时足球的普及程度。然而，元明清三朝，中国足球普及率不断下降。蹴鞠从“闲中第一，占断最风流”“世间子弟千般艺，只此风流最夺魁”，渐成小众运动。
据统计，我国目前足球人口不足10万人，还不到泰国的1/5，而德国足球人口多达630万人，西班牙亦达350万人，平均十多人就有一人属于足球人口。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足球的国家，曾经处处有人踢球，如今却都聚在电视机前看欧洲杯。直到前现代时期，西方足球与中国传统蹴鞠仍无太大区别。为什么如今差别这么大？
其中历史教训，值得深思。
《明宣宗行乐图卷》的蹴鞠场景
足球起源有四说
足球源于何地，猜测颇多，来自中国的记录最早、最完整。计四说。
黄帝起源说：西汉刘向在《别录》中称：“蹴鞠者，传言黄帝所作，或曰起战国时。蹋鞠，兵势也，所以练武士、知有才，皆因嬉戏而训练之。”马王堆出土帛书《黄帝十六经·正乱》中也称：“（黄帝）擒蚩尤，充其胃以为鞠，使人执（踢）之，多中者赏。”
商朝起源说：有学者指出，殷墟中有甲骨文“鞠舞”二字，以祈雨。在《史记》中，也记商初有人名鞠，而鞠的本意即足球。
春秋起源说：《战国策》中称：“临淄之中七万户……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击筑、弹琴、斗鸡、走犬、六博、蹋鞠者。”虽是战国时的情况，但春秋时，管仲率先建保甲制，五家为一轨，每家出一兵，轨长率领，三季务农、一季习武，而早期蹴鞠恰好每队六人，可能就是从“轨长 五兵”而来。
战国起源说：相关记录最多，据《西京杂记》（据传汉代刘歆所著）载：刘邦登基后，父亲迁到长安的深宫中，颇不快。刘邦派人侧面打听原因，刘父说：“生平所好，皆屠贩少年，酤酒、卖饼、斗鸡、蹴鞠，以此为欢，今皆无此，故以不乐。”刘邦便在长安附近的骊邑（今属西安市临潼区），仿建了老家沛郡丰邑（今江苏丰县），并将父亲的故友都迁过来，后改名为新丰。因仿得太像，以致鸡犬迁过来都识各自门户，即“鸡犬识新丰”。
后二说得到较多认同。
齐国为何成足球起源地
早期蹴鞠文献中，齐国被提及最多。
齐国本属东夷，信仰萨满，黄帝与炎帝在阪泉大战后，东夷或南迁为蛮，即后来的楚国，或北迁为胡。犬戎灭西周后，周王室东迁，北方出现权力真空，晋国崛起，成为联合北方诸侯对抗楚国的霸主。齐国介于晋、楚之间，又与楚同源，成了双方争取的对象，两面受益，且成南北贸易中心。
在管仲辅佐下，齐桓公时“一匡天下，九合诸侯”，率先推行寓兵于农。当时以车战为主，对士兵跳跃、奔跑能力要求很高。《六韬》称：“选车士之法，取年四十已下，长七尺五寸已上，走能逐奔马，及驰而乘之，前后左右，上下周旋，缚束旌旗，力能彀八石弩。”蹴鞠恰好可以训练这些技能。
齐人本好勇，齐庄公即“尚勇力”，齐湣王选士，“见辱而不斗”则弃。齐国多名将，《司马法》《孙子兵法》《孙膑兵法》等名著皆出自齐人之手。据《晏子春秋》记：“齐人甚好毂击，相犯以为乐，禁之不止。”“毂击”即路上相遇时，用车轴突出部撞击对方的车轴部，以此为乐。
尚功利、喜竞争，且商业繁荣、文化发达，故齐国蹴鞠普及度领先当时。随着战车被步兵替代，对士兵身体素质的要求更高，不仅齐国，各国都开始重视蹴鞠。比如前文提到的刘邦父亲，本属楚国，他也喜欢蹴鞠。
因齐国开蹴鞠之风，2005年5月，国际足联在百年庆典上，时任主席布拉特专门给山东省临淄市颁发了足球起源地证书。
曹操也是足球爱好者汉代是中国足球发展的高峰期。
汉高祖刘邦登基不久，便在宫内建“鞠域”，相当于今天的露天球场，蹴鞠成军事检阅项目之一。后来的汉武帝、汉元帝、汉成帝、汉明帝、汉献帝，都是球迷。汉武帝在宫中常办“鸡鞠之会”，专比斗鸡、蹴鞠。
汉朝足球还是“以皮为之，中实以毛，蹴蹋为戏也”，即外面是皮，里面填上毛发，分比赛、表演两种。
比赛是每队12人，每方有6个门，需6人把守。当时的球门是土坑，双方加起来12个坑，象征一年12月。东汉李尤在《鞠城铭》中写道：“法月衡对，二六相当。建长立平，其列有常。不以亲疏，不以阿私。端心平意，莫怨其非。鞠政犹然，况乎执机。”所谓“长”“平”，相当于今天的裁判。
汉代有专业的足球教科书，即《蹴鞠二十五篇》，可惜已佚，唐人曾提到其中的《域说篇》，称记载了球门制作法。
名将霍去病喜蹴鞠，据《史记》载：“其在塞外，卒乏粮，或不能自振，而骠骑（指霍去病）尚穿域蹋鞠。”司马迁本想指责霍去病不恤战士疾苦，但霍去病可能是在练兵，属常规操作。1979年，考古人员在马圈湾烽燧遗址（甘肃省敦煌市北境）发现了一枚汉代足球，它外表是细麻绳和白绢，内填毛发、丝绵，弹力极佳，可能是汉军训练装备。
汉代足球普及度高，据《盐铁论》记：“里有俗，党有场，康庄驰逐，穷巷蹋鞠。”
三国时，天下板荡，“年兴金革，士以弓马为务，家以蹴鞠为学”。曹操便是足球爱好者。
唐朝足球和今天差不多
唐代是中国足球最高峰，但唐代更重马球。
马球的军事训练价值更高，唐太宗、唐玄宗、唐敬宗、唐宣宗等都是其中高手。唐代马球比赛有音乐伴奏，且规范严格，如皇帝参战，谁也不能进第一个球，甚至不能秀“背身球”等高级技术，诗人王建写道：“对御难争第一筹，殿前不打背身球。”
马球易受伤，且成本太高。民间或代以“驴鞠”或“步鞠”，前者以驴代马，后者即足球，女子多参与。
唐代足球已“今用皮，以胞为里，嘘气闭而蹴之”，“胞”即动物的膀胱，相当于今天足球的内胆，外层则用八块皮缝成。
晚唐诗人归仁绍和皮日休开玩笑，写诗称：
八块尖皮砌作毬，水中浸了火中揉。
一团闲气如常在，惹踢招拳日不休。
从“水中浸了火中揉”看，和现代足球的制作工艺相近，唐代足球踢法主要有五种：
双球门：近于现代足球，但球门是两根竹竿，离地两三丈挂网，以踢入对方网中多者为胜，所谓“略地以丸走，乍凌空以月圆”。
单球门：两队在两侧，中间挂高网，网中有一圆孔，将球踢入孔中多者胜，对抗度大大下降。
一般场户：相当于今天的花式足球，可上1至10人，表演颠球技巧。
白打场户：与一般场户相近，但分两队，技巧佳者胜。
趯（音如月）鞠：看谁踢得高，且球下坠时，要用脚停住。
唐人因有惨烈的马球（不少参赛者眼睛被打瞎），对足球的重视程度下降，使其渐渐仪式化，但尚武精神仍在，不乏高手。
宋代民间球星多
宋代经济发达，足球已用十二片皮缝制，“正重十四两”，相当于470克（宋代不同商品的重量不一样），而现代足球在410克至450克之间。
宋代每队上场16人，分校正、社司、知宾、球头、骁色、守网、左军、右军、出尖、斜飞等，采取单球门踢法，只有球头可射门，以球穿过高网上圆孔多者胜。胜则只奖球头一人，输则脸上抹白粉，并挨鞭抽。
此外是表演性的一般场户或白打场户。二人场叫打二；三人场叫转花枝，又称小官场；四人场叫流星赶月，又称四不顾；五人场叫小出尖，又称皮破；六人场叫大出尖；七人场叫落花流水；八人场叫八仙过海，又称凉伞儿；九人场叫花心；十人场叫全场。
宋代有齐云社、圆社等民间足球组织，分支遍布全国，弟子到任何地方，只要“撞案”，即到当地分社交流，就可参加相应的表演和比赛。在宋代，民间涌现出陆宝、张俊、李正、苏述、孟宣等球星。
元代足球进一步衰退，连单球门对抗都变得罕见了。明代初期，朱元璋下令“在京但有军官、军人蹴圆者，卸脚”。龙江卫指挥伏禹顶风作案，结果“卸了右脚，全家发赴云南”。
同时期英国爱德华二世也曾下令：“由于人们围着一个大球争夺而发出如此巨大的吵闹声，并且还可能发生事故……我以国王的名义命令以后禁止在城内开展这项活动，违者将被关进监狱作为处罚。”
到了清代，严禁民间习武，足球作为军事训练的一种，遭到严禁。
足球发展离不开法治
英国早期的现代足球阵型为“九锋一卫”，与中国古代双球门的踢法近似，为什么中国的蹴鞠未能发展成现代足球呢？
一方面，蹴鞠本是寒食节俗，到宋代时，依然“寒食梁州十万家，秋千蹴鞠尚豪华”，群众基础深厚，但随着历法变更，寒食节、上巳节与清明节合并，部分寒食节俗失传。
另一方面，宋代道学兴起，社会风气转向重文轻武、立静恶动，对抗性的足球比赛日渐转化为技艺表演，与实战脱节。
学者任振朋、周晓东指出，蹴鞠衰亡与现代足球兴起，体现了礼治与法治的不同结果。
古代中国强调礼治，凡事先要考虑尊卑。
比如唐代每逢节日，蹴鞠是宫廷表演的重要节目，皇帝、高官都会下场，为避免受伤、丢面子，宫廷足球基本去除竞争因素，到后来，既无观赏性，也无趣味性，被皇家抛弃。皇家不参与，民间又太热闹，帝王自然感到担忧，只好一禁了之。
事实证明，现代足球发展离不开法治环境。
一方面，在球场上，所有人必须遵守同样的规则，这样才能保证比赛顺利进行。
另一方面，明确比赛目的，传统社会强调“礼尚往来”，比赛目的较隐晦，如果比赛不为争胜负，就很难持续发展。
现代足球刚诞生时，规则也是模糊的，经常是两个村之间乱战，场地不固定，参赛人数不固定，谁进球谁就算赢。然而，随着它逐渐纳入法治轨道，日渐规范，比赛水平不断提高，所以欧洲杯才能如此精彩。
（原标题：蹴鞠与现代足球究竟差多远？）
来源：北京晚报
作者：蔡辉
流程编辑 ：L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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