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新闻记者 陈灿杰 实习生 李坤一 黄家樑 舒钰嫣
“真的，进厂是不可能的。”
住了8年网吧，26岁的余伟峰并未动摇维持现状的念头，他在6年内捐献成分血104次，多次蝉联广州黄埔区献血排名第一，奖励折算成现金仅4万余元。
在网吧，余伟峰坐的沙发渍着层汗垢，他已习惯在上面打游戏、吃饭、睡觉。那些被游戏颠倒的日夜，吊扇在他头顶上转得异常缓慢，投下一道暗影。
走出网吧，便是黄埔区时代城购物中心，临近的公交站名为“东区路口站”，这一片也被称为“东区”。周边劳务中介繁多，招工信息一张张挤在门前。不时有人驻足“挑拣”，与中介谈论着进厂待遇。余伟峰则靠日结工作维生，干一天“躺”三天，自从上个月抵押掉手机，他仅能借朋友手机找“日结”。
成为东区网吧“大神”之前，余伟峰的人生反复跌落，经历家人狠心遗弃、朋友不告而别、爱情戛然而止，他像是松开了那根与社会关联的绳子，彻底放逐自己了。
冠军
五六年间，从余伟峰身上抽出来的血能装满8个5升装食用油桶。
“我现在献得都老油条了，”身份证上显示1996年出生的他眼窝凹陷，抬头纹刻在额头，有着超出实际年纪的“老态”，他对献血流程熟稔于心：两次献血间隔至少要15天，献血前出示预约、查穗康码，做血液检测。为了通过检测，他会在献血前一晚12点“提前睡”，避免通宵。
他献的是成分血，即单独采集用于止血的血小板，血液经过分离，再回流身上。1单位200cc，他献2单位一般要90分钟。采血期间，余伟峰总犯困睡着，血一献完，他直接预约半个月后再献，把日程排满。
他没献过全血，因为不会送充值卡。卡交由网吧专门回收的人，他能拿95折套现。
对于黄埔荔联献血站（距时代城约500米）的献血奖励，余伟峰几乎脱口而出：献1单位200块，2单位300块，钱充在购物卡或话费卡里；有时献血还送些小礼品，像雨伞、杯子等，余伟峰觉得没啥用，基本扔了；他更在意献完血吃的那餐外卖，这能抵掉一日饭钱；献得多了，他甚至摸清了与献血站合作的不同快餐店。除此，在献血站全年献血量排第一的话，能拿1500块，第二名拿600块，仍以充值卡形式赠送。
黄埔荔联献血站门外的献血奖励告示。 本文图片除特殊说明，均为澎湃新闻记者 陈灿杰 图
经献血站工作人员查询，余伟峰自2015年1月至2020年10月，累计献血104次，共200个单位，40000cc血“没啥感觉”地从他体内抽出又输回。据献血站规定，每人全年献成分血不得超过24次，总献血单位不得超过40单位。余伟峰有时只能献1单位，否则，他恨不得每天都献满，“我本来就是献血就很上瘾了。”
余伟峰说，他至少拿过4个第一名，1个第二名。但一出献血站，荣誉证书直接扔垃圾桶，现有的冠军证据，仅剩他手臂上两个凸起的小疙瘩。
他还卖过献血证，那次他搭乘一个半小时公交跑去34公里外的越秀区广州血液中心去献血，据说那里有人收献血证，一张能卖500元。
但他也就去过一次。他嫌跑来跑去太累，“我都没时间跑。”更多的时间，他消磨在网吧里，打游戏、看剧，至少就近献完血可以先回网吧睡觉。
余伟峰在打游戏。 澎湃新闻记者 柳婧雯 图
献血的奖励不足以生活，频繁献血还会把身体拖垮，当被问及一直献血的原因，他说“救病人是最重要的”，他曾在上述广州血液中心目睹一个小孩因无法及时输血离世，受到不小冲击。他称后来有次自己的血小板救了一个小孩，家属为表示感谢，给了他3000元。
这些钱，余伟峰几乎全用在上网、抽烟、吃饭上。有钱时他只抽中华、差点也是20多元一包的芙蓉王，网费则是几百几百地充；没钱了，余伟峰才会意识到钱来之不易，采访中，为提起精神，他嚼了颗槟榔，突然头晕，又舍不得吐，担心“浪费钱”。
在网吧，他把生活压到了最低需求线，“现在什么欲望都没有了。”游戏打累了，躺沙发睡觉；醒了，去厕所洗个脸；实在脏了，花10块找个日租房洗澡，通常只有冷水。
因长期点同一家饭馆13元的猪脚饭外卖，他与饭馆老板成了熟人，平时能挂（赊）一两百的账。欠得多了，余伟峰靠献血的钱补上，或是接一天150元至220元的日结活计。保安、中介、快递分拣打包员，这些他都做过。
因频繁献血，他干不了重活，但要实在没得选，也只能去卸货。有次搬乒乓球台等重物搬了12小时，累得他几乎虚脱。从那以后，哪怕双十一卸货日结工价能开到280元，他也坚决不干了。
此前，余伟峰也想过进厂，试过一次被刷下来了。他没念小学，不认字，“体检又没钱”，一个多月前，他手头紧，抵押手机应急，更是断了活计——他没穗康码，无法进入任何一家厂。
余伟峰抵押手机换了180元，赎回来需要补交每日20元的借贷金。
这还带来另一个连锁反应：他无法预约献血。他直接跑去献血站，却被熟识的医护人员拒之门外。不过，上一次做血液检测，他已因血液白细胞含量过低，被告知无法献血。“能献的话肯定会去，”他补充道。
即便过着单调、乏味的生活，他也会有失控的时候。比如11月18日这天，他通宵一夜抽掉3包烟，最终在一款带有赌博性质的游戏亏了50元，“要炸了，气得要死。”在外边吃完一天中唯一的一顿饭，阳光晒得他乏力，他选择从石阶一跃而过，奔回网吧，他要彻夜把钱给赢回来。
弃儿
在网吧，余伟峰有时是看着寻亲节目《等着你》入睡的。
2009年，收留他的广州市救助站协同公安部门曾为他寻亲，但未成功。“我一直恨他们，我就是想见他们一面，就算找到了，我也不想说什么，没什么话说的，我就是想见一面，看一下我就走。”余伟峰告诉记者。
但他也知道，寻到父母的希望微乎其微。
在余伟峰的叙述中，童年记忆几乎所有事件都停留在“8岁”（虚岁），因为那一年，他“犯了太多错”。
余伟峰回忆，父母都是农民，一家人住山区的瓦片房里。平时父母去田里干活，由他照料小3岁的弟弟。
他在家没少挨父亲的打，“他（指父亲）把自己儿子打死一个，还有一个。”有次他做饭，水加太少，整个电饭煲烧糊了，父亲把他吊葡萄架上，在树上折根木条，抽得他满背血印子。还有一次，余伟峰带八九个朋友上家里偷吃葡萄，也被打了。
余伟峰称，父亲几乎成天酗酒，两人关系冷漠、疏离。他更喜欢和朋友去小河边钓螃蟹、游泳，那时，他还有不少玩伴，但一次意外改变了一切。
8岁的一个夏日，余伟峰找邻居“丫丫”玩，两人关系最好，总会互送零食。那天他们走在另一条大河边上，丫丫往河里扔了块石头，一下没站稳，滑了下去——那儿是土路，没有栏杆，余伟峰吓蒙了，看着她就被水吞没。
“一个人傻傻站着。”等回过神，他跑路上拦车救人，但丫丫已经被水冲走。他没敢回家，躲草丛过夜，“缩成一团，”拿两片树叶盖眼睛上挡光，醒来时，他被蚊虫咬得全身是包。
丫丫的父母认为女儿是被余伟峰推下去的。余伟峰被父亲暴打了一顿，最后也不知道事情是如何解决的，只记得有次父亲从派出所回来，说了句，“把你生下来干吗。我不生你还好！”意外发生后，过去的玩伴开始“无视”余伟峰，打招呼也不理睬，“看着你就好像很烦一样。”
“不是我推下去的，你就不能冤枉我。”余伟峰开始学会把话憋着，“反正不说话也死不了。”他仍去小河里游泳，只有这样才能忘却那些记忆。河底有个桥洞，他常一次次来回穿梭，直至筋疲力尽。到冬天，河已结冰，丫丫的尸体仍未找到，他一个人独自在那儿溜冰。
上述事件只有余伟峰一方的叙述，记者也无法联系到相关人员进行核实，但根据余伟峰陈述，自那之后他变得形单影只。
与更受偏宠的弟弟不同，余伟峰并未上学，他被丢在家干活，但他不乐意，除了摘菜喂兔子这种轻活儿，下地就是找个阴凉处睡觉，看着父母在烈日下种稻，他不想去帮忙，他说这是一种报复，恨他们，“就会恨到底。”
同他关系最好的，是他的弟弟。余伟峰第一次学会骑自行车时，骑了几小时山路，到镇上找他弟弟，当时恰好做课间操，他在围墙外绕了一圈，“想是想进去，但是你没有权力可以进去的。”最终，他没找到人群中的弟弟，只能独自离开。
那天放学，他没和弟弟讲起这事，两人偶尔聊到上学，余伟峰只说要好好读书，“不要学我一样。”
两兄弟间还有个秘密。余伟峰经常躲房间外，偷听父母聊天。他告诉过弟弟，自己可能会被丢掉，弟弟听了没什么表情，说自己已经知道了。
2003年，一家人一早仓促准备，前往火车站，临上车，余伟峰突然踌躇，他不知道此行终点，但似乎猜到了结果，自己就算不上车，他们也会上，“一样都要把我丢掉。”漫长路途上，他睡不着，抠着手里装衣服的塑料袋，把整个袋子抠破了。
下车后，余伟峰的父亲塞给他几百块，让他在站内等会儿，过会儿来接他。临别，他弟弟突然冲回去，哭着抱了他一下。弟弟随后抓着他的手，想拉他一起走，被父亲制止了，他问了句：跟你哥走，还是跟我们走？
余伟峰说，当时火气一下上来了，让父母不要为难弟弟，赶快走人。分别后，他抱着那堆衣服，蹲墙角等他们回来，可是他们再也没回来。
寄望
被父母遗弃在广州东站后，余伟峰开始了流浪生活。
起初，他在站内帮老外拉行李，他唯一一句会说的英语“Hello，Hong Kong”，就是那时跟同行学的。之后，他到佛山街头乞讨，拿个鸡毛掸子，给路上的行车掸灰，再趴车窗要钱。他说给他60秒红灯，至少能扫三四辆，那时他“不孤独，有车就扫。”有次他的中脚趾给车压断了，康复后他跑去广州继续扫车。
余伟峰的叙述里，从被遗弃到被救助，前后时间跨度不到两年。
但据广东的几家都市媒体报道，广州救助站档案信息显示，2009年1月28日，他在广州黄埔区中山大道扫车时被送至救助站，距他被遗弃已历时6年。
余伟峰后来适应了新的生活，在救助站4年多的时间里，他会上些基础文化课以及烹饪等技能培训，平时也看电影、打球，他还做了班长，管理宿舍卫生，分发三餐，因为手会接触到食物，他每天都剪指甲，这个习惯一直保持至今。救助站唯一让他不满的是无法自由外出，他干脆拿个针，给自己刺些纹身打发时间，如在手臂上刺了一个“忍”字。
余伟峰手臂上刺的“忍”字。
2013年3月初，余伟峰离开救助站，他说那时心情好得没半点不舍，会做多种川菜的他还怀揣着一个理想，他要“建立自己的美食王国”，开一个伟峰美食连锁店，类似烟火气十足的街头大排档。
因疫情防控措施，余伟峰无法进入救助站，只能隔着围墙望着站内。
与余伟峰同期离开救助站的，还有他在救助站结识的达州老乡李慧莲，他俩被安排到广州天河区同一家川菜馆做服务员。
余伟峰把大他4岁的李慧莲当做姐姐。刚上班时，他有次因感冒、咳嗽吃不下饭，是她帮忙买药照料的，他说那是从小到大，他唯一一次这样被人对待。
据《广州日报》同年5月发表的一篇报道，两人在餐馆工作间隙，目不识丁的他们会一起学写菜单常用字。第一次休假时，他们一起逛街，被一家美容院拉去做免费体验洗面，完事要价890元，吓得余伟峰把手机抵押了。最终李慧莲向餐馆老板娘胡珊珊提起此事，胡珊珊去美容院戳穿骗局，帮余伟峰要回了手机。对于此事，胡珊珊有些无奈，“年纪上，是成年人，心智上，却是涉世未深的孩子。”
工作数月，因李慧莲被临时调到白云区另一餐馆。余伟峰也因此从川菜馆不告而别，找去李慧莲打工的那家餐馆，却被告知她已回老家，准备与男友结婚。余伟峰本想回川菜馆上班，又觉得难为情。
因此，他来到工作机会多一些的东区，换了家名为“大喜庆”的酒楼工作，想攒钱回老家找李慧莲。该酒楼一名老员工回忆，余伟峰平时话少，但手脚勤快。一天来来回回跑着提水、收台摆台，成箱成箱搬碗筷，“重的活都是叫他去做，他也主动。”不过工作没三个月，他突然失踪。
余伟峰是去找李慧莲了，他说只想见一面，打个招呼就走，“我就问她过得好不好。”余伟峰不知道李慧莲回老家后的情况，也不知道她住哪，他猜她应该就在达州火车站附近餐馆工作，结果找了一天也没找到。他想着干脆找个餐馆工作，之后再找，可惜那些餐馆都不招人。当晚，他去网吧通宵，隔天一早返回广州。
再回东区，他开始入住网吧。余伟峰陆续结识了常驻网吧的其他“大神”刘志宏、黄相富，他很少与他们聊起自己的过去，就是平日在网吧碰面多了，混个脸熟，互相散烟抽，或是看对方打游戏。用刘志宏的话说，余伟峰在网吧玩游戏是“越菜越爱玩”，但余伟峰对此说法不太在意，他说一打游戏，他什么都不去想，只觉得时间过得很快。“美食王国那个（梦想）没有了，我现在就是要等《传奇》（一款游戏）开始。”
陷落
住了这么多年网吧，余伟峰也曾有过短暂的离开。
2019年初，他恋爱了，女孩18岁，在电子厂上班。两人在时代城的露天广场唱歌时认识，很快确认关系，余伟峰租了个房和她一起住。
那时他想多赚点钱，一天能做两次日结，早晚班连轴转。他说两人存款最多时有7000多，房租、吃饭，买的小家电，都是他掏钱。他做保安的时候，有次一个人骑摩托酒驾，撞到他手臂，赔了2000块。他把钱都给女友，“我自己一分钱都没舍得花。”
黄相富回忆，余伟峰做完日结，很爱在网吧显摆，说自己又挣了多少钱，提起女友，也是兴致昂扬，“他其实是想获得大家的认同。”在黄相富眼中，余伟峰性格单纯得像个小孩。
“（他）以前意气风发，”余伟峰的另一个朋友黎智刚，因负债也做过长期日结。他回忆，几乎每次下班，都能看到余伟峰和女友牵手逛街，那时他穿得整洁、人也自信，还参加了时代城的歌唱比赛，在台上唱粤语歌给女友听。黎智刚形容，“相比现在成天没睡醒的样子，曾经的余伟峰‘真的好100倍’。”
那时候，余伟峰也一直献血。有次他为了给女友买礼物，跟黎智刚借了200，说等下次献血再还，他说女友也知道他献血，但未阻止，“（她）也不担心这个事。”
而这段恋情，最终只维持了3个月。余伟峰将分手原因归结于自己难以控制的脾气。他说自己总会因一些琐碎小事，冲她大吼大叫，最后一次吵架，他去外边喝酒喝到要吐，没再回家。
重回网吧的余伟峰，不再像以前那样做日结了，“只要养活自己就行了”。刘志宏之后见他去做保安，打手游已经到了“忘记一切”的地步，没几天就被开除了。
去年中旬，他因卖银行卡给人做“流水”假账，进监狱呆了半年。在网吧被戴上手铐时，余伟峰还不清楚自己犯了什么事，只知道游戏刚开局，自己玩的角色刀还没补到。
进监狱后，时间变得漫长，余伟峰的自由，仅剩每天中午到篮球场排队等狱警发支烟抽，其余时间用来接受劳动改造，不断插花。
广州市救助站前站长徐福宪早已退休，他的昔日担忧则成了现实。据《南方都市报》2012年的报道，他对余伟峰离站颇有顾虑：是在救助站多加一张床位？还是在外面多一座监狱呢？
今年大年初一，余伟峰出狱，没人接他，他只能给广州市儿童福利院打电话，自从离开救助站，他被归到福利院管理，但除了有次去办身份证，他基本和福利院处在“失联”状态。余伟峰还记得，出狱时狱警跟他说，这次出去好好做人，不要乱搞事。“我现在不是改过来了吗？”余伟峰说他一出监狱，就一直在网吧待着。
但没多久，他又因帮朋友打架进了派出所，他朋友拿铁棍将人敲成重伤，至今还在监狱。
而“警察为什么不敢收留我，就是这个肺炎。”随即，他改口称是“肺癌”，已经扩散到肾了，不过平时肺和肾也不会不舒服。提起此事，他仍抽着烟。
“死了就死了。”余伟峰唯一的顾虑，是死了会麻烦到别人，在网吧，除了一个大叔会在自己快饿死时支援一下，其他朋友“都像个乌龟”，一找他们帮忙，头就缩回去，找他的时候就把头伸出来。
对于过往的种种经历，余伟峰几乎全部抱以否定的态度。他要把过去的事都忘掉，什么都不去想。至于现状，自己不会再去改变了，也没有什么好改变的，“我不会后悔的。”可追溯起自己为何走到今天这个地步时，他时常拧着关节，陷在焦灼的沉默里。
东区
“我只能在东区待。”余伟峰说，网吧老哥个个喜欢东区，有家都不回，自己无家可归，更得待这儿了。
36岁的刘志宏，则用“朝圣”、“家”形容他对东区的情感，他2018年来的东区，他说以前待厂里，一天站流水线上12小时，不自由，年纪大了，也熬不动。而在东区，日结好找，人多时，招工跟赶集一样，一辆辆大巴等着拉人；以及，这儿上网便宜，两三块一小时，且8块能吃一餐，日租房便宜只要一二十块一天。人只要不是特别懒，干一天玩三五天，“也能天天有饭吃。”
余伟峰与刘志宏走在摆着夜宵摊的小巷中。
多数东区“大神”吃饭的地方，就是在时代城临近的一道窄巷，头顶的天空已被“握手楼”夹剩条缝，直至傍晚，夜宵摊的亮光才照亮巷道，密集人流搅动着其中的潮湿空气。而在日结工集合的小公园，空气更为复杂些，混杂着汗酸与尿骚味，直至深夜，仍能见到一些人躺长椅上睡觉，椅下则放着空酒瓶。
日结工集合的小公园。
“都是自甘堕落的，”刘志宏说，不少东区“大神”，有时想着明天干活，在网吧打游戏没睡好，干脆再拖一天；有时没钱必须干活了，刚好网吧有熟人，借个饭钱，一天又拖过去了。刘志宏同时提到，深圳三和人才市场这几年经政府部门整顿后，不少“三和大神”也跑东区了。
东区的“接纳”，很大程度源自其背后更广阔的厂区——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东区集中了多家跨国公司，有电子信息、汽车、化工等产业，劳工需求量较大。
东区一家劳务中介门前贴的招工启事。
但对东区“大神”而言，生存空间收窄在时代城周边能找日结的地方。
刘志宏回忆，2019年东区未开始拆迁整顿时、日结集合地鱼龙混杂，收微信的、收银行卡的，还有拉人去试药的……刘志宏坦言，自己也“捞偏门”，靠倒卖网吧里“大神”们的微信账户，赚了好几万。那时他还成立了“东区大神”QQ群，要是有群友被拖欠工资了，他会拉帮结伙去厂里闹事。2020年过年期间，东区发起“清卡行动”——整顿倒卖收售银行卡行为，刘志宏庆幸当时回了老家，不像余伟峰被抓了。
刘志宏回忆，疫情期间，很多老哥就睡网吧外的过道里，路都堵了，其中一些人，是犯了事或者欠了债。
24岁的黄相富，同样因清卡行动入狱。此前，痴迷游戏的他在大一辍学，起初还做产品销售，朝九晚五，后来在东莞做快递分拣时，经朋友介绍来到东区，很快染上网赌，他说在这儿呆久了，每个人嘴上都说没意思，不知道能干什么，但这么耗着也轻松，“就做一条咸鱼，是不是？”
把黄相富介绍到东区的，正是黎智刚，他说在东区，坐过牢的出来后基本会回家，除非是老油条，或者已被家人放弃。而很多“大神”最初来东区，是抱着赚笔快钱还债就走的念想，结果越陷越深，“没办法，已经拉不回来了”。“东区的人基本上都是懒了一点。不懒的话，绝对不会出现吃不上饭的（事）。”此前，黎智刚遭遇一起电信诈骗，负债4000元来到东区，靠日结还了债。
“我和他们不一样。”他强调，他初中辍学就开始打工了，他父亲早逝，母亲则因工伤失业。自己靠打工补贴家用，让自己不至于陷落东区的，还有不断激励他的女朋友，“再苦再累我都干下去。”
“没那么多好活干了”，刘志宏说，现在找活儿的人多，日结又少，多是些装车卸货的重活，11月16日，他和余伟峰“山穷水尽”，两人找了份保安工作，月薪4500元，至少做到年底。余伟峰想着到时把钱充游戏里。做了1天，他因没有手机被保安队长辞退了。
余伟峰在上保安夜班，从晚8点上到早8点。
但在余伟峰眼中，上网也相当于上班，有次他在游戏中赢了40块，“我天天砍个福（刷元宝）都比做事强多了，比（做保安）站一晚上强多了，是不是？”
可他朋友刘志宏已经不这么想了，他在东区有些待腻了，有时想想，自己好像在浪费生命，一辈子就这么过去，他不甘心。他打算拉余伟峰去拍短视频，借着献血冠军的身份，“传播一些正能量，”比如拍他在地上捡烟头，或者哪儿发生灾情了，去做点好人好事，为灾民募捐，“阳光积极向上地脱离东区！”
但这个期望很快破灭，11月27日，余伟峰在网吧偷人东西吃，之后离开网吧，不知所终。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刘志宏为化名）
责任编辑：彭玮 图片编辑：陈飞燕
校对：施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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