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青年报
林美芳退出了所有“鸡娃”的群。她的生活有了另一种规律：每天给隔壁房间的儿子发两次提醒吃药的微信，每两周到医院开一次假条；每3天在案板上切分一次药片，放到带隔断的绿色小药盒里，时间久了，药末弥散在缝隙中。上班途上，地铁上穿校服的孩子偶尔会让她想起，自己是一名高三学生家长。
这是她的秘密：两年前儿子被确诊重度抑郁，经历了休学、复学、复学失败，现在持续请假在家。除了母亲和丈夫，她无法向其他人启齿“我的孩子得了抑郁症”。
能让她不孤单的是七八个家长微信群，几乎每个群都是满员。和她一样，群友都有被诊断为抑郁症或双向情感障碍症的孩子，从初中生到大学生。孩子们失眠、悲伤、易怒或在手臂上划下一条条伤痕，承受着恶心、手抖、嗜睡、长胖等不同的药物副作用。
医学界尚不能给出青少年抑郁症的明确成因。抑郁症的诊断没有生物学指标，心理测评量表的结果作为参考，医生的“听诊器”是眼睛、耳朵和嘴——依靠经验观察、倾听和交流。
诊室门口的青少年越来越多，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三医院精神卫生科主任医师裴双义5年前注意到这个趋势。去年，他所在的科室门诊诊疗了8000多名学生，住院治疗的有近600名。2020年9月，国家卫健委发布了《探索抑郁症防治特色服务工作方案》，学生是四大重点防治群体之一，把抑郁症筛查纳入高中及高校学生的健康体检内容。
抑郁症检出只是第一步，药物的副作用、可能反复的病情、疾病污名化带来的影响和社会功能恢复的困难，是大部分孩子和家庭要面对的一道道关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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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二开学第二个月，儿子陈恒告诉林美芳，自己不想去上学了，每天在教室里听不进去，头晕头痛，很难受。他想在家自学，考试的时候再去学校。林美芳没好气，“好不容易考进市重点高中怎么能不去上？我脸都会被你丢光的！”
母子俩达成的“协议”是，在他实在不舒服的时候，林美芳帮他请假，“半天半天地请”。没多久，林美芳被请去学校，她对面坐着4位“特别严格”的老师。她们帮她分析孩子的情况，并重申年级组规定“每个月只能请两天假”，尴尬窘迫的场景至今仍让她难受。她坦言，那时自己是个什么都不懂、有点软弱的妈妈。
林美芳观察到儿子陈恒高中入学后，每天6点多出门，公交地铁1小时，赶在7点15分前到校。晚上6点多回到家，一脸疲惫地吃完饭就去睡觉，凌晨两三点爬起来做作业，直到天亮。儿子不满意自己处在中游的成绩，要全力向前赶超。双休日，儿子要求请家教补课，并告诉林美芳“自己不累，不找家教才累”。
“要不要找个心理医生？”她试探性地问儿子。“要的。”陈恒回答。培养孩子她没计较过钱，心理医生上门辅导，900元两个小时，她决定有效的话就持续到高三。
陈恒心悸的问题越来越严重，情绪也越来越低。他形容“静坐的时候心跳也会非常快，像刚刚结束长跑，但是不会气喘”，夜里很难入睡又很早醒来，精神非常疲惫，曾经担任校棒球队主力的他对运动也没了兴趣。在医院检查一圈儿，“跟器官器质性的东西都没有关系”。最终，在当地的精神卫生中心，陈恒被确诊为重度抑郁。
事实上，心理和情绪上的异常可以牵引出躯体症状，裴双义和同事们在接诊时看到过不少，医学上称之为“躯体化障碍”。来就诊的青少年，有的头痛、背痛，有的频繁腹泻，临上学就失眠、手心冒汗、恶心呕吐……治疗的经历也类似——验血、做核磁，在内科、中医科辗转，有的“在儿科住院，被抽了40多管血”。
孩子们的病历袋里装着多个医院的诊断结果，家庭条件好的几乎跑遍北京、上海等城市的大医院。病例上大都写着“情绪低落，生活兴趣减退”“重度抑郁，伴有自残行为”“中度抑郁复发，第二次住院”，等等。
“基本上都是发现了一大段时间，而且学习能力下降得都非常厉害，好多孩子不去上学，已经回到家庭里，把自己孤立起来了。”裴双义说，“在学校里，他们大脑的可接受性已经很低了，基本上是去睡觉或者去发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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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外人解释清楚“抑郁症是一种病”，有时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即便是父母，也很难与孩子共情。
陈恒向朋友坦承自己的病，对方嘲笑他，他便不再提起，觉得母亲编造“孩子心脏不好”作为自己不上学的借口更合适。他自己起初也不能接受“抑郁症”的诊断，那更像是因为软弱、不坚强生的病，他一度会向“躁狂症”的方向伪装。
在浙江省康复医疗中心15层的病房里，住着40多位受心境障碍困扰的青少年，其中近八成是中度或重度抑郁。其中有从省重点高中休学过来的学霸，也有老师家长眼中的“异类”——厌学、吸烟、酗酒、仇亲、沉迷网络、有暴力行为。在医护人员眼里，“他们中的大多数都聪明、敏感”。
大多数孩子手臂上留着自我伤害的痕迹，伤痕密集的，像红色的蜘蛛网。裴双义接诊时，都会先检查孩子的手臂，大部分是非自杀性自残。他认为，当孩子已经很难向别人诉说痛苦时，会选择划伤自己，出血的伤口刺激视觉，产生内啡肽缓解自己的焦虑。“搜刀”是护士们的日常工作之一，总有孩子想通过外卖或是快递把刀片运进住院区。
康复中心的病房不是封闭病区，未成年人住院需要家长陪护，孩子们穿着蓝绿色的病号服，手上戴着黑色定位手环。出院时手环才会被护士用工具摘下。有孩子在网上买了吸铁石，破解出打开手环的办法，并且找到医院的监控死角，在家长不注意的时候，翻墙跑了出去。找到他的时候，他闷闷地说，自己只是想回家了。
病房里几乎每天都会有孩子的尖叫，可能只是家长的某句话激怒了他；有追着母亲大打出手的孩子，也有忍不住教训孩子的父亲。需要暂时约束冷静时，身高一米九几的保安会进病房帮忙。
一间病房里，母亲听完儿子怒吼着的“指控”，捂着胸口背靠着墙蹲了下来，掩面哭泣。医生和护士进门调解，儿子冷漠地坐在一旁刷着手机，“没什么感受，她这样只会让我觉得我是这个家庭的累赘”。
“家长的痛你们是看得见的，但我们的痛你们看不到，也想象不到。你们只看到了那几分钟的家庭关系。”患病3年的李天冉形容，“生病时觉得活着很累，每天最痛苦的事就是醒来。”去年复发时，他站上了19楼的楼顶，给朋友家人打电话告别。
一名被确诊重度抑郁的高一女生在电话里告诉父亲，自己很累，顶不住了。父亲鼓励她，“再坚强一点，勇敢一点，顶一顶就过去了”。电话那头传来女儿的哭声，“我给你打电话就是跟你说声再见，我真的不行了。”
抑郁症患者社群“渡过”的咨询师邹峰见过不少不理解、不接受孩子生病的父母。
一次，邹峰被一位“做事情很认真很努力，事业很成功”的父亲逼急了。不管医生和心理咨询师怎么解释，这位父亲坚持认为，孩子就是不懂事不听话，并且一而再再而三地碰触自己的底线，抑郁症不过是为逃避学习找的理由，“他根本没病”。
邹峰义愤填膺，忍不住回怼道，“这是你自己的孩子，他不是一个坏种，不是天生懒、不求上进的，他是碰到困难了、痛苦了，才变成这个样子。如果你觉得他天生是一个坏种，那也是遗传了你。”
遇到来咨询的父母，邹峰常说的是，他就是太努力、太懂事才会生病的，孩子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都已经抑郁了，不想活了，在自己伤害自己了。他只是生病了，不是变坏了。“家长一定要理解到这个程度，孩子才会觉得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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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室是厚厚的木头门，李天冉亲身试验过它的抗击打性。那次，处于躁狂状态的他在诊室与母亲争吵起来，他突然站起来，转身挥起拳头重重砸向门。“门纹丝没动，医生见过大场面，只是平静地喝了口苏打水。”李天冉事后回忆。
穿校服的女孩子从坐进诊室时便开始小声哭泣，腿和脚忍不住地抖。“我刚刚还好好的。”她告诉医生，自己一个人时情绪很低，但是哭不出来，最近没有用刀割自己的手腕，“因为没有工具”。
“有没有吃很多饭？做心理治疗怎么样？有没有不好的想法，比如自杀的想法？”医生问。母亲抢答了大部分问题。
裴双义见过一些“不太说实话”的家长，为的是让孩子的病看上去稍微轻一点，能尽快回到学校。“但问题是，你这个病不弄清楚的话，孩子还是会出事情。”裴双义接诊的一个女孩，已经出现“命令性幻听”，爬到二楼要跳下去的时候被同学拦住。
“打假”是他和同事日常的工作之一。面对有所隐瞒的孩子和家属，他们靠经验、提问和观察反复验证。
一位父亲经常开很远的车程带孩子来看病。女孩心疼父亲，觉得自己是一个无用的人，是家里的负担，心里内疚。所以只要父亲陪她来，她就告诉医生，自己挺好的了，心情也很好，不用怎么治疗了。
裴双义看到孩子说话时眼神恍惚，有时候眼圈发红，而且她做心理测评量表时没有说谎。他继续尝试与女孩沟通。
“医生我来了这么长时间了，我一点改变都没有，我感觉不到快乐，我还是觉得我是多余的，我是家庭的负担，所以我就真的不想再治了。”女孩告诉他。
几乎每天都有家长和孩子问出同样的问题。“没有一点好转，我想放弃，看不到希望”“他吃3个月药了，心理咨询也在做，我们不对的教育方法也改了，他怎么还不好啊！”“今年望明年，明年望后年，我都快和孩子一起生病了”……
大部分时间，裴双义和同事们都是在解决家长的问题，“因为家长太焦虑了，他总想让你给他一个肯定的回复，比如什么时候能好，他们想要看到希望。”邹峰见过一些帮孩子治病的家长，最后自己比孩子病得还重。
“没办法不焦虑，她生病就不能上学，不能上学就没有朋友，就更容易生病了，没有文凭将来怎么工作？”一名母亲试过很多“正的”“邪的”治疗方案，她向所有亲戚朋友封锁了孩子生病的信息，“救孩子是妈妈的本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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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大部分家庭来说，寻找病因是父母在孩子被确诊后最着急做的事。
有的母亲反思，自己对儿子的控制欲太强了，指使、监督得太多。孩子告诉她，自己太想自由了，宁可生病也要自由；有的追溯到孩子婴幼儿时期，因为早产，孩子睡了6个月保温箱，从小没有安全感；有的对家庭进行剖析，夫妻俩感情破裂离异，女儿从不与父亲亲近，怕那样做会伤害妈妈，长大后，在交友特别是异性交友方面有很多困难；有的经历过家暴，自己被打，孩子也被打；还有的猜测是儿子换到新的学习环境，一时间接受不了成绩的落差，于是病了。
陈恒一度认为“爱这种东西很虚无”。童年时，他觉得母亲不喜欢自己，一直想摆脱教育孩子的责任。这是他根据自己“观察”得出的结论：比如上小学时，母亲要求他每天下午放学后，必须在学校自习到5点，再自己回家，爷爷奶奶想去接他也被拦下了；有一次他的手工忘记带到学校了，母亲给他送去，但是弄坏了；有一个暑假，他没被接回家，而是被送去了外婆家，“我那时也很难受”。
这些细碎的事，林美芳都忘记了。她记得孩子上小学一年级时，老师告诉她孩子总比别人慢半拍，别的小朋友排好队了，她儿子还在收拾书包，终于收拾好走到队尾，哗啦一声，书包里的东西全掉出来了。她带儿子去私立医院测过智商、情商值，也检查过是否有自闭症。孩子有时不听话，又特别犟，她脾气暴躁，会忍不住打骂孩子。
林美芳知道儿子恨她，在教育孩子上，她走过许多弯路。她想给儿子道歉，但话刚说到“以前妈妈哪里做得不好，你指出来”，儿子便摆摆手示意她不要再说了，“没有没有。”
“与青春期的孩子沟通本身就不易，特别是家里之前没有这种环境和基础的。”裴双义在诊室见过孩子呵斥母亲，让她“滚出去”；有父亲敲不开孩子的门，担心孩子在房间做傻事，从室外的阳台上爬进了孩子的房间；还有母亲揽下孩子生病的全部责任，一直跟孩子说对不起，你生病是妈妈造成的。复诊时，她很少描述孩子的症状，总在检讨自己哪里做得不对，或者说哪句话又说错了，又引起女儿的反感了，导致她的病复发了。
“我们对于青少年抑郁症，最关注的还是家庭。”裴双义认为，“孩子病了，情绪或者行为出问题了，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家庭‘生病’了。但家庭只是一部分的关系。”
但裴双义和同事们几乎不在孩子面前数落父母的不是，他们觉得那样对父母不公平，也不利于家庭关系的修复和孩子的康复。
他给家长的“通用”指导是，与孩子相处时，一定要从家长说变成孩子说，家长认真听，不要轻易去评判。
浙江省康复医疗中心主治医师曹新毅认为，近些年青少年抑郁症与生活环境、科技的进步、孩子的学业压力都有关系。“孩子参加中考，职高与普高录取比例1:1。有多少从农村考出来成为‘中产’的父母，能接受自己的孩子去学技术，将来可能成为一名蓝领这种出路？家长给孩子排满了课外班，孩子连出去跑一跑的时间都没有。”
“太（内）卷了（内卷：多指代非理性的内部竞争），”一名患有躁狂症的初一学生向记者形容他的班级环境。班上的部分学生，已经自学完初三数学。他的强项是哲学，最喜欢黑格尔，常读《近代哲学史》，这是他在班里与众不同的地方。
生病前，他经常进行自我哲学辩论，像周伯通的左右手互搏。他的打算是，“和他们一起卷，卷赢了再去改变。”然而计划还没开始，他被诊断为躁郁症——生病时，他两天没有睡觉，思路清晰，神采奕奕，但随后进入情绪低落期，没有动力做任何事，包括起床喝水。
据国家卫健委数据显示，我国17岁以下儿童、青少年，约有3000万人受到情绪障碍和行为问题困扰。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2019-2020）》显示，我国青少年抑郁检出率为24.6%，其中重度抑郁的检出率为7.4%，检出率随着年级的升高而升高。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数据显示，2017年，约9.4%的12-17岁青少年有一次重度抑郁发作。北京回龙观医院儿童心理科医生刘华清接受媒体采访时提到，儿童患抑郁的比例在澳洲为12.1%，瑞典为11.4%。
林伟的儿子生病休学两年，4次被强制送进医院。她直言，在当下，不“鸡娃”很难。在她和孩子姥姥的努力下，儿子20个月能背《唐诗三百首》，3岁时掌握的英语单词比6岁的表哥还多。儿子没读过儿童版书籍，书柜里的书比同龄人高出好几个档次。但现今，儿子又住院了，家里的冰箱、茶几被儿子砸碎了，新装修的地板上留着坑。
和林伟儿子同龄的一名病友回想起童年，印象最深的事是幼儿园放学回家每天都要认识字卡片。每错一个，母亲手里的小竹竿都在他腿上留上一条印。他现在看到“蝴蝶”两个字还会恐惧。
有家长对孩子童年时的经历不以为意，说“实在是给这病找原因”。孩子过于追求完美主义，达不到目标会失落，进入情绪的恶性循环。但在邹峰看来，大多数完美主义是从小培养的。有的家长在孩子两三岁时开始训练，“你不听话不认真，妈妈就不要你了，不喜欢你了”。对于6岁之前的孩子，“妈妈不要我了”意味着“我就要死了”。“所以这些孩子对不完美的恐惧跟对死亡的恐惧是一样的。”
“我儿子得这个病，其实一半的错误在我这里。”林美芳说，“包括我们微信群的家庭，好多都是孩子生病以后，家庭内部的亲子关系、教育方式全部都改变了。”
最近，一部讲述“家长如何鸡娃”的电视剧正热播。林美芳和群里的妈妈们拒绝看，因为会在剧中“不停、不停地照见曾经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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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恒也“一直在找直接触发了生病开关的那件事”。
在他看来，没有哪一件具体的或是有指向性的事，“情绪一直积攒，恰好那个时候好多事情一起发生了。”
陈恒曾被送进当地一家戒网瘾学校，理由是他昼夜颠倒地玩游戏，眼神发直，脾气暴躁，打碎过家里的窗户，还殴打了母亲。
林美芳回忆，儿子暴躁打人时，他们想把他送进精神卫生院去住院，但是儿童病房的床位要等。她没想到更好的办法，在别人的介绍下把儿子送去了网戒所。这家戒网瘾学校登上过当地晚报，聘请了知名的教育专家，一年6万元。学校的几名教官假扮便衣警察，以“打了母亲要带去派出所做笔录”的理由带走了陈恒。
直到“豫章书院”曝光后，陈恒才第一次把在戒网瘾学校的经历自述出来，因为觉得“舆论终于站在了孩子这边”，他可以证明自己是“受害者”了。而之前，他从没有向任何人提起自己的这段经历，“因为这类学校被视作‘少管所’或是青少年进监狱前的最后一站”。
在戒网瘾学校里，他因为没有整理好内务，被体罚几百个深蹲，做到肌肉拉伤，坐都坐不下来。饭菜里有时会吃出虫子，难吃又不够吃，他经常做梦都是在吃零食。3个月后，才允许家长探视，见家长的时候会有教官陪着，他不敢告诉父母，因为担心父母不一定会信，如果不信就会被延长毕业时间。但远离父母让他享受到了自由，有时夜里一个人自学数学时，他甚至还会感叹生活美好。
戒网瘾学校只是破坏陈恒与母亲信任的开端，回到家后，他发现父母只会更严格地要求自己。那一年他过得提心吊胆，很怕惹父母不开心，他的成绩也前所未有地好。第二年暑假，陈恒的母亲以他不努力学习为由，在暑假又把他送到网戒所，一直待到开学才回来。
“我觉得可能是曾经受过的伤害太大了，比如说跟父母的关系，跟学校的关系，还有对自我认知，就这样一种迷茫的感觉，然后‘腿’就断掉了。”陈恒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他把自己的病比喻成“精神骨折”。
林美芳在多年后知道这段经历背后的故事。她手机里收藏儿子在网戒所时的照片，是当年教官发给他的，儿子晒得黑黑的，坐在操场边，咧着嘴笑。
第二次送儿子进去是因为看到前一年“教育”的成效，儿子看起来很阳光，每天把被子叠得整整齐齐，她想让儿子的这种状态一直保持下去，不要变。她也承认自己贪便宜的心理，网戒所曾承诺一年内不满意可以免费送来接受教育。
“那次我完全崩溃了，我再不想和我母亲讲话，我和她完全就不是一个频道的人，我和她说什么都没有用。我在我爷爷死时都没有哭过，在那时候哭了，我真的很伤心，真的很想离开这个家，第二次送我进网戒所的伤害延续到今天，这对我是彻彻底底的伤害。”陈恒说。
在北京安定医院网络成瘾门诊，副主任医师盛利霞接受《健康时报》采访时表示，就诊的70%-80%被家长认为是手机成瘾的孩子，最后都被诊断是抑郁状态，沉迷手机是孩子缓解抑郁症相关症状的行为表现。
陈恒表示自己不是很喜欢打游戏，“但打游戏能让我跟别人有连接，能跟别人交流”。
两年里，接触了上百个患病的孩子后，邹峰觉得，吸烟、打游戏、文身，某种意义上是孩子缓解焦虑的方式。“家长看到他们的这些行为也焦虑，那么为了消除自己的焦虑，就会粗暴地禁止，但孩子缓解焦虑的方式没了。”
曹新毅观察到，还有一些抑郁的孩子没有来医院，而是被送去了国学书院或者戒除网瘾学校等。“学《三字经》《弟子规》这些很好，但你有病要先治病。”曹新毅说，“抑郁症早发现早干预，预后效果会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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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程长了，家长对不同药物针对的症状、使用剂量烂熟于心，他们相信“久病成良医”，试图控制孩子的“用药”。
李天冉在微信群里见过给别人孩子指导用药的家长，也有遇到被家长“断药”的孩子，孩子没有经济来源，只能硬扛着回到了学校。一位有着9年抑郁病史的患者理解着家长对药物的排斥——“因为他们只看到了药物的副作用，看不到救孩子的一面。”
一些孩子像药物说明书一样展示着药物副作用，恶心、手抖、嗜睡、记忆力减退。李天冉吃过“直接给自己打趴下”的药，吃了那个药以后，自杀的念头被完全抹掉，他昏睡了两周；好奇药物里的金属味道，他把药含在嘴里，嘴麻到第二天早晨，还有病友直呼“那种药吃下去像吃屎一样恶心”；有的会麻木神经，有点像酒后微醺，还有的让人短时间长胖了几十斤。
家长焦虑的是，药物和心理咨询并没有让孩子立竿见影地好起来，甚至病情时有反复。群里的妈妈们开始读一些心理学、与孩子沟通方面的书，尝试“动物疗法”——照料宠物能够激发他们对于生活中的热情，减少负面情绪。
林美芳建议儿子养一只猫。陈恒欣然接受，猫很粘他，生病时，“喂猫以及起床看看小猫在干嘛”成了他起床的动力。一次和父亲激烈地争吵后，陈恒离家出走。母亲在微信上给他发了一张猫咪的照片，“家里还有小猫等你回家。”
猫成了陈恒回家的理由。“我感觉到小猫是需要我的，也是依赖我的。”“父母也是啊。”“但是猫不会评判我。”陈恒说。
没有什么“疗法”是万能的。有群友说，给孩子养了一只狗，现在感觉狗也抑郁了。
群里有家长找“大仙”算命，有的求遍了寺庙，有的每天在固定的时间，站在孩子房门外念经，3个小时，一分钟也不能少，还有的请道士来家里作法。孩子如果排斥这些，家长们大多悄悄进行，“迷信好像是一种必经之路”。
微信群里热闹爱发言的总是那么几个。沉寂下去不外乎几个理由：孩子痊愈了，孩子康复进入瓶颈期，孩子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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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美芳看到一些“不建议抑郁症孩子复学”的观点会生气，因为“复学几乎是所有妈妈的希望”，但她也知道“那不是唯一衡量康复的标准”。
孩子复学，家长一下成为群里的“明星”，其他家长羡慕嫉妒恨的同时，更多是来“取经”——在哪家医院就诊的？吃了什么药？看的哪位心理咨询师？
休学一年后，陈恒回到了学校。觉得恢复得不错，他悄悄断了药。“我是特别想回学校，因为我想融入社会，想和老师交流，学习让我充实”。
儿子复学后，林美芳几乎每天接到老师的电话，内容大都是孩子在学校里的“异常”表现，比如上课迟到了两分钟、戴着帽子来上学了。老师告诉她自己要对孩子特别关心，“一下课我要去看他在不在教室，没在教室里的话，我就往高处去看，怕他跳楼。”
陈恒认为老师这样做就是在排挤自己。“老师可能觉得我们这类学生最怕的就是他们去给家长告状。”陈恒说，“老师首先是学校的老师，其次才是学生的老师”。
病友群里有不少家长是老师，她们劝林美芳要理解，“万一孩子在学校出现意外，都是要担责任的，学校和老师也有很大的压力。”有群友所在学校一名学生跳楼自杀了，家长来拉横幅，一位教师被开除。
“后来老师要求把病历带来、孩子做过的量表也带过来，学校要看相关的数据和病史”。林美芳翻来覆去一晚上没怎么睡，她改变了主意，这些东西都不带去学校了。她担心儿子的信息泄露。
家长与学校的信任一点点撕裂。“我给老师发了好多语音，我说我孩子没病，他之前是抑郁症。如果你们怕担责任，我可以写免责证明，只要学校给他供一个宽松的学习环境，我是真的千谢万谢了。”
几个月后，陈恒的病复发了，他再次退回到家中。但这次没有办理休学，学校默许他长期请假。
林美芳现在也不在意儿子是否能回学校学习，她请了一对一的家教，老师每周上门辅导。一切看起来都在往好的方向恢复。半个月前，儿子回学校参加模拟考试后，发微信告诉她，自己很难受，心悸得厉害，“学校又勾起了我很多不好的回忆”，后面跟了一串“恐惧”的表情。家教老师已经站在门口10分钟，他不让老师进门，说取消掉，自己必须先去学校找老师评理。
“我一直跟他说你是最好的、最棒的，妈妈支持你。不要激动，深呼吸放松，你打车去学校给老师说清楚。”后来，儿子被学校的老师送回家，老师一直等到林美芳下班。“一出地铁我就忍不住哭了，我就想我们那么努力帮他康复，你们怎么又给搞坏了啊。”
群里的妈妈们也遇到关于复学的各种问题。林伟的儿子初二生病，持续请假在家，初三一天都没有去，没有出勤记录，中考也没有参加。令她意外的是，学校给儿子发了初中毕业证。儿子情况好转后，想回到学校读初三，但学校都拒绝接收，理由是他没有办理过休学，已经毕业了。林伟去找区教育局，得到同样的回复。
也有妈妈们组团去“考察”了国际学校，她们猜测那里压力小一些，换了环境也许对孩子有利。还有的抱着“坚决不能休学”的想法，“能上半天就半天，学校近的上学时间按小时算也行”。但这大多时候只是“想法”，她们逐渐学会尊重孩子的意愿，觉得“这病就得靠爱慢慢滋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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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双义见过很多中断学业的孩子，初三和高中学生最多。有的经过药物治疗、心理咨询，加上孩子与家庭关系、周边环境的改变，能够恢复到不错的状态。
“也需要老师和同学给他们一些支持，抑郁症只是心灵的一个感冒，是暂时的情况，会好起来的。”他希望学校能普及相关心理健康知识，消除孩子和家长的病耻感。
4月，裴双义所在的浙江省康复医疗中心将对浙江省内1万名学生做心理筛查，这是实现“医教结合”的尝试。住院区有孩子的病情是学校做心理量表筛查时发现的，被心理老师建议来医院检查，“心理老师就是历史老师”。
去医院就诊前，陈恒曾寻求学校心理老师的支持。他有些失望，“老师不太专业，还向我透露了我认识的同学的秘密”。
面对不同的患者，医生给出不同的治疗方案。“处于早期急性期的孩子，需要药物治疗。我们也会介入一些心理治疗的方法。”裴双义说，“父母要陪伴、倾听和支持，不挑衅、不激惹，父母双方的意见要一致，协助孩子就医。”
他建议家长在和孩子沟通时，少评判，别讲大道理，多给孩子表达的机会。另外，允许孩子在家里，适当地表达一些烦躁和愤怒的情绪。
“但是比如说孩子已经建立了情感屏障，拒绝家长靠近了，这个就是要花时间。家长不能说，我都已经改了，你怎么还不好，我都道歉了，你要我怎样？”邹峰反问道，“那不是新的伤害吗？”
“做60分的家长就好了，在养育孩子上，100分等于0分。”邹峰认为，在康复期，家长要给孩子足够的安全感。
陈恒希望那些“健康的人”能理解，和抑郁症患者相处不必小心翼翼。“抑郁症的孩子不是易碎品，把他们当成健康的人交流情商不要太低就行。你和正常人交流，要多站在对方角度思考。”
林美芳记得，一次就诊中，医生问她，孩子有什么优点？她说没有，然后列举出儿子一连串的缺点。医生让她带孩子回家，“好好想想，然后下次带孩子爸爸一起来”。而现今，她觉得儿子浑身都是优点。
她逐渐向儿子靠拢。他喜欢的播客主播，林美芳也喜欢。儿子关紧房门鼓捣公益工作时，她有时会悄悄站在门外，听到孩子的笑声，她高兴，“希望这样的笑声多一点”。
（应受访者要求，林美芳、陈恒、李天冉、林伟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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