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师刘涛的10年，忠实记录了城市一点一滴的变迁。
刘涛是合肥人。旁人轻而易举就能判断出来——当记者用普通话和他说话时，他也用普通话作答，不过只能维持两三分钟，有效期一过，他便切换回合肥话模式，顺畅到本人都未察觉。合肥已经生长在他身体里。
刘涛手绘过一张图，是他的合肥街拍路线：从乐普生商场，经含山路、义仓巷……六安路、城隍庙，返回六安路，再到三孝口。全程近20公里。以前的合肥城很小，从小东门到三孝口，他拍照的区域，几乎覆盖了老合肥城的核心。刘涛每天下午2点出门，一直到晚上10点回家。
合肥成为明星城市被人津津乐道，是这两年才有的事。2020年，合肥经济总量过万亿元，跻身“新一线城市”，由于在新能源汽车等产业上的异军突起，不少人开始说合肥是“赌城”，比较有名的故事是：中国最牛的风险投资机构其实是合肥市政府——2007年，合肥拿出全市1/3的财政收入“赌”面板，投了京东方，最后赚了100多亿元；2011年，合肥又拿出100多亿元“赌”半导体，投了长鑫/兆易创新，赢了，上市估计浮赢超过1000亿元；2019年，又拿出100亿元“赌”新能源，投蔚来，结果大众汽车新能源板块落地合肥。
刘涛的照片里，看不到这些。他拍从小区黑色闸门鱼贯而出的房产中介，深夜时分脱掉上衣走过斑马线的少年，被一块悬挂的肉遮住脸的肉店老板，总拿着放大镜看《合肥晚报》的便利店店主，甚至跟同一只野生狐狸打过几次照面……不过神奇的是，很多出走合肥的游子喜欢看刘涛的照片，能慰藉他们的思乡之情；合肥以外的人也喜欢看，说照片里的城市太野了，和大县城一个样。
记者到合肥，找到刘涛，跟他“扫街”到凌晨，重新看一遍合肥。
省会像个小县城
和刘涛的合肥街头摄影作品一样有名的，是他的抄表工身份。
刘涛1982年出生。他记忆里，小时候坐三四站公交车，就到了城市的尽头。整个合肥只有一座百货大楼，商品价格不菲，但大楼本身并不高高在上。夏天，刘涛和小伙伴经常赤裸上身，穿着短裤跑到百货大楼里捉迷藏。玩累了，下午抱着竹席到桥上乘凉，一家一张，大人一边给孩子打扇，一边聊天。
刘涛在合肥念到中专，入伍当兵。服役地是上海，在提篮桥监狱当职。退伍后，分配工作，第一个岗位是电工，每天被大客车拉着去郊区巢湖的水源口，晚上跟班长大眼瞪小眼，检查电路，取点水样化验一下水质，第二天早上再被大客车拉回城里，跟在监狱站岗的生活也差不多。
他自小喜欢画画，也懂些电脑设计，想搏一搏，曾帮厂里画了七八十张宣传画，想着能不能以此换个坐办公室的岗位，最后发现国企里不需要一个画画的，4年后他终于被调回了城里，这次是变成了一个抄表工。
抄表简单。他骑着摩托车，到各个单位楼顶，用铁棍把井盖钩开，拿水一泼，冲掉仪器表盘上厚厚的灰尘，读数，记录。有时候他在街边弯着腰抄表，小孩跑来看热闹，过会儿家长就把孩子抱走了，“你要是不好好上学，以后就干这个。”
其实，这种生活于刘涛而言，已经来之不易。家里托关系把他送到了自来水厂，工作稳定，每年收入5万元上下，每个月还有住房公积金补贴。父母都是买断工龄的国企下岗职工，自己又是个随大溜的城里小孩。在当时的合肥，这样的选择顺理成章。
那是2000年的合肥，地区生产总值325亿元，在全国所有城市排名中，在80名开外。新中国成立时，安徽的城市中，芜湖人口25万，安庆人口12万，蚌埠人口10万，而合肥只有7万。作为省会城市，与地扼京沪干线的珠城蚌埠、占位长江黄金水道的江城芜湖相比，合肥一度被称为“孤岛”。
大约从2000年开始，合肥开始大搞建设，大搞拆违，大搞招商。街头巷尾都在议论：“合肥迟早完蛋，地产兴市能有什么出息，一辈子小县城的命！”
但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一次合肥决策很正确。违建拆除、道路拓宽、高架桥搭起之后，合肥的钱虽然花掉了，但经脉也被打通了。再加上极具吸引力的招商引资政策，吸引来了海尔、美的、格力、TCL、三洋等十几家企业落户，本地的家电企业美菱、荣事达、小天鹅的产品也都能销售出去。从此开始有了“北青岛、中合肥、南顺德”的说法，合肥成为全国三大家电制造业基地之一。
大城市的样子
从2010年起，刘涛开始上街拍照。除了城市面貌，合肥人的生活也开始变了。
比如，刘涛家里在各种家电厂上班的亲戚越来越多，电视机也越来越便宜，早几年3000多元只能买30英寸彩电，那时候能买到75英寸的了。2006年，因为受限于屏幕的技术和产能，合肥家电行业发展滞缓。全球超过四分之一的显示屏都来自京东方。为了让京东方项目落地，合肥拿出了最大的诚意，承诺以财政兜底为项目筹集资金90亿元，相当于合肥2008年近三分之一的财政收入。
这样的投融资经验被总结为“合肥模式”，从京东方项目开始，这之后的10年，合肥俨然成了中国的“硅谷”。以京东方为龙头的新型显示产业集群，以晶合、长鑫、通富微电、联发科技等为代表的集成电路产业集群，以晶澳、通威、阳光电源等为龙头的光伏新能源产业集群，以安科生物、美亚光电、丰乐种业等为龙头的生物产业集群，以欣奕华、巨一自动化等为代表的智能制造产业集群……这些产业集群全都落户到了曾经一穷二白的合肥。
合肥飞速发展，刘涛都看在眼里，并用镜头记录下来。老的住宅楼拆了，建商场；老合肥站搬了；万达广场之前是木材加工厂和美菱冰箱厂；再过了万达广场，原先都是农田，现在老合肥人都到二环外买房了，那里都是高楼。不过有几年，正在修建的合肥地铁停了，还一度传出“公务员发不出工资”的消息。起初，刘涛常在当地论坛上发照片，合肥被各路舆论嘲讽得体无完肤。
合肥有家老牌面包店，叫巴黎甜甜，开得遍地都是；后来刘涛去到上海才发现，这名字是假冒的，正主叫巴黎贝甜。2014年，他刚出名，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我们这儿书店少、咖啡馆少，饭店和打牌的地方多。我去北京看见街头那么多报刊亭，真是羡慕死了。”当初，刘涛在合肥想买本设计杂志，老板说他也想进，但这个杂志只在一线城市卖。不过现在，单说刘涛常走的一条小巷子里，就开了很多咖啡店。
后来，合肥房价上涨。那些房产中介晚上8点多门店还灯火通明，中介们坐在电脑后面，噼里啪啦敲键盘。街上他拍下一张照片，一排人，男的女的都有，穿着黑西服，估计是刚参加完公司年会出来，有个人背着手，一个大奖杯在后面竖着，亮闪闪的。街头巷尾的人们都在谈论房价。
城市把人落下了
合肥在变，刘涛也在变。2014年10月，一家媒体的官方微博推荐了他的作品，24小时内，转发数突破4万。“野生街头摄影大师”等称赞如潮水般涌来。
刘涛被突然的走红搞蒙了。他经历了几个月的媒体电话轰炸，办公室和常去的小吃店挤满记者，安徽当地的电视、广播、报纸轮番上门，为了接待中央电视台拍摄，他工作的自来水公司甚至拉起欢迎横幅。
之后，他依旧在合肥街头拍照，依旧守着自己的稳定工作。不过环境不一样了。有人说他大起后大落——要不是在单位里被挤对，没跟领导处好关系，怎么会在上了电视之后，还是个抄表工呢？
刘涛走红后，出版了影集《走来走去》，到世界各地开影展。再回到合肥，他觉得自己格格不入，跟原来的朋友聊不来了。他之前在单位是篮球队的，平时拍照也是穿汗衫和篮球鞋，10年没变过，穿皮鞋不会走路，衬衫出汗后盐块结在衣服上，不舒服。后来，篮球队的朋友升职做了主任，每次聊天总问他拍照能挣多少钱。
回到单位，刘涛发现之前放在桌上、登载有自己照片的全英文《中国日报》被同事卖给了收废品的，刘涛忍着气说上面有自己的照片，同事反问：有照片怎么了？还有同事翻了翻，发现是英语报纸，拿回家让小孩练习英语阅读。
成名后，刘涛受重视，本地策展人给他做过一次展览。开幕那天，刘涛坐在台上，两边都是不认识的人，又是策展人，又是艺术家，被主持人邀请，轮流谈一下感受，到刘涛时跳过去了。大家从下午4点多谈到7点多，继而蜂拥着去吃饭，刘涛连说欢迎的机会都没有。
他回忆起在上海的展览，感觉很被尊重。展出了3位艺术家作品，另外两位分别来自美国和法国。主持人逐一介绍后，台上台下自由对话。他出去总能遇到聊得来的人。回来也常和完成学业回乡的合肥年轻人聊天，大家都抱怨，这地方待不下去了啊。
在合肥，不加微信就不能聊天。有一段时间，他被频繁拉去各类饭局。人们最热衷加微信。有人向刘涛索要他拍的照片；有同学得知他还在抄水表，就不再联系了；还有同学找到他，拉他合伙开摄影培训班……
2020年11月，刘涛所在的部门整体撤销，他和一百多个同事一起被分配到新的岗位，新岗位下班晚，他和扫街拍照的状态渐行渐远。上了一周的班，刘涛就觉得不行了。他到人事部门辞职，领导“提点”他，媒体主要看中他抄表工的身份，照片拍得怎么样是其次，反复问他：是不是想好了？
“合肥人还是乐图安稳。”刘涛这样说。城市的发展太快，有点把人落下了。
快车道的每个人
原先住得很近的亲朋，被城市的迅速膨胀分散，中间隔着遥远的距离、曲折的交通和层层叠叠的门禁。刘涛渐渐觉出些城市折叠的意味。合肥人口由上世纪80年代初的80万人，变成今天的近1000万人。
合肥像个大工地，年轻的打工者机会遍地。商场搬货、盖楼、修地铁的，都是外地来的人。他们住在离市中心商场不远的地方，早上4点起来等活，刘涛见过那场面，拎早餐的白色塑料袋，和烟头冒出的白色烟雾，弥漫开来，似云似雾。刘涛几次举起相机，人们一下子围过来，以为他是来招工的。
旁人看不到的地方，刘涛也看见了。晚上11点，公园和路边的公共卫生间里，有人打算席地而眠；凌晨，医院门口有人还在忙，一遍遍问着路人要不要住宿，刘涛若想拍照，一定会被误会成曝光他们的人；凌晨1点，在大学周边的十字路口摆摊的小贩，卖水果和小吃，用合肥话录音，用喇叭重复喊着：“红心火龙果，好甜好甜。”凌晨2点，临街的酒吧灯红酒绿，有销售人员在门口转悠，打电话叫朋友过来……
中学和商场隔一条马路，每天晚上9点，中学生下晚自习，打工者寻找夜生活，他们在斑马线上交错，年纪相仿，又截然不同；花园的拐角有一片草坪，每天晚上10点，悠闲的养狗人撒开绳子，让宠物撒欢，自己找朋友，在饭店打工的服务员刚下班，穿着工作服，骑着电动车从旁边经过。
采访的那天晚上，记者和他坐在便利店门口喝啤酒，刘涛被两个年轻人认出来了，有一个在当地开了家酒店，另一个是用合肥话说唱的音乐人。他们感慨，合肥已经变得不认识了。刘涛很兴奋，带他们去看酒吧，去看深夜市集，去看凌晨的打工者聚集地。他们聊得天南地北，直到天亮。
在刘涛这儿，合肥并非“霸都”，也不是“赌城”，更无关“风投”，而是一个个人，在城市发展驶入快车道后，跌跌撞撞、起起伏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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