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物质文明的视角看，中华文明向来将人本身置于中心地位，“德惟善政，政在养民”离不开“正德、利用、厚生、惟和”。
中华文明也具有“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的中庸精神，持经达变、与时偕进的“时中”气质，以及尊重差异、包容异己的“中和”法则，这些精神传统在当下具有特别的优势，可以避免僵化思维，进而发挥多元共通的交融优势，确保经济转型渐进平稳而非激进动荡，确保经济发展多元共融。
中国自古就把“经济”视为“经世济民”，具有浓厚的政治意涵与公共属性，儒家伦理与殖产兴业并行不悖，“义利之辨”为经济生活注入浓厚的伦理品质；在道家的政治理想和后世的政治实践中，治理者“以百姓之心为心”，不但不与民争利，而且“因民之所利而利之”。
儒家和道家的经济理念有殊途同归之妙，在历史上一脉相承，使治理者积极介入生产分配各环节，有力统筹整合各地域和各阶层经济生活，在节流和开源之间、安全和财富之间、局部和全局之间、眼前和长远之间努力维持平衡。
从政治文明的视角看，中华文明拥有“民惟邦本、政得其民，礼法合治、德主刑辅，为政之要莫先于得人、治国先治吏，为政以德、正己修身，居安思危、改易更化”等国家治理思想资源。中国形成了以“大一统”为根本的国家治理制度惯性，并高度重视“经国序民，正其制度”，积累了大量历史上行之有效、足以维系一个广土众民大国的治理经验，有效处理了传统中国国家治理的基本课题。
从精神文明的视角看，中华文明具有“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等思想精华和道德精髓；拥有立德树人、人文化育、改易更化等人文主义柔性治理的精神特质。
即便是深受西方列强压制的晚清士人，依然对实现富强与追求王道有清醒认识，认为“自古有不王道之富强，无不富强之王道”，在力求富强的过程中，依然对王道有坚守有追求。
在孔子时代，果敢质朴的北方之强和宽柔忠恕的南方之强各有其强，二者本来是一种价值判断，也许孔子更推崇南方之强，也许他认为的理想状态是把二者结合起来；而在现实中，只有在汉唐盛世的少数时期，儒家的理想某种程度上变成了现实，北方之强和南方之强共同构成了天下之至强。历史上，兼具二者之强的时代实为罕见。而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将是超越地理方位、超越东西分歧、包容万方的文化强国。
从社会文明的视角看，中华文明向来具有家国共同体、礼乐共同体等共同体本位的鲜明特质；而对于共同体中的个人，则追求“明明德于天下”，期待每一个社会成员都彰显其美德，彰显其在共同体中的主体性。这些思想传统，足以为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提供厚重的本土资源。
从生态文明的视角看，中华文明蕴含着深刻的生态智慧，儒释道三家都致力于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古人在价值理念上以“天人合一”为诉求，为实现这一诉求，历世历代都进行了一系列的制度设计。在几千年的生活实践中，广大人民群众也都在探索实践，追求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想状态。这些自古以来的理念诉求和实践探索，对解决当前生态危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具有很强的适用性。
中华文明孕育出中国道路，滋养了中国精神，不仅存诸青史，更泽润当下。一言以蔽之，当代中国与中华文明一脉相承，已然初步呈现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面貌。当代真实的中国，是仁爱民本、立己达人、互惠共赢、稽古开新的中国。
在新时代，我们要深入研究中华文明、中华文化的起源和特质，形成较为完整的中国文化基因的理念体系，更好阐扬中国文明、坚持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让世界更好地认识和了解一个和平的、文明的、可亲的中国。
一.中国文化的核心是汉文化，汉文化在国家战略及国家利益上的最大核心就是——大一统。
二.中国文化最主要是表现在强势的汉文化。但汉文化不是一味的追求王者霸道，而是如浩瀚的大海，任何更强势的文化到了汉文化这里，只有被汉化，只有被融合。
三.中华文化自然就是中华民族的文化了，它是中华民族特有的民族文化，精髓应该是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因为一个民族的文化是必须从它的民族精神开始发源和扩散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