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主张以自创的新的乐府题目咏写时事。
新乐府运动，诗歌革新运动，由唐代诗人白居易、元稹、张籍、李绅等所倡导，主张恢复古代的采诗制度，发扬《诗经》和汉魏乐府讽喻时事的传统，使诗歌起到“补察时政”，“泄导人情”的作用，强调以自创的新的乐府题目咏写时事， 故名。
“新乐府”一名， 是白居易相对汉乐府而提出的，其含义就是以自创的新的乐府题目咏写时事， 故又名“新乐府运动” 。白居易是新乐府的创始人和领袖，创作了大量的新乐府诗，故其成就为大。
这类诗的特点是：自创新题，咏写时事，体现汉乐府的现实主义精神。
白居易既是中国文学史上的杰出诗人，又是“新乐府运动”的领袖。应该说，中唐的“新乐府”诗，不仅十分贴近现实，干预生活，充分发挥了诗的讽喻作用，而且使乐府诗的发展到了一个崭新的境界。白居易无疑是新乐府诗创作成就最为卓著者，同时也是新乐府诗的理论代表。但是，白居易的诗歌成就是多方面的，而且，他在“新乐府”之外的其他诗体创作可能对诗史发展的影响更大一些。
白居易把自己的诗作分为四类，即讽喻诗、感伤诗、闲适诗、杂律诗。其讽喻诗都是作于任谏官时期。白氏的讽喻诗多是以“新乐府”的形式出现的。因而，白氏“新乐府”代表了其讽喻诗的成就。白居易写作新乐府诗，有明确的创作宗旨，如其在《新乐府序》中所说:“篇无定句，句无定字，系于意，不系于文，首句标其目，卒章显其志，诗三百之义也。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喻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诫也。其事核而实，使采之者传信也。其体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总而言之，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这既说明《新乐府》的创作宗旨，同时也标示了“新乐府”的创作特征。
由于“新乐府”的写作是为了明显而直接的讽喻目的，所以语言十分切直，并无什么余味可言每一首诗，诗人都以一个小序揭橥诗的主旨，如“《新丰折臂翁》，戒边功也。”“《缚戎人》，达穷民之情也。”“《杜陵叟》伤农夫之困也。”“《卖炭翁》，苦宫市也。”等等。“新乐府”带有强烈的讽喻性，多以讽诫当日弊政为目的，其现实意义是相当鲜明的。诗中有生动的叙述，鲜明的人物刻画，如《新丰折臂翁》以一个折臂老人的经历来指斥以边功邀赏者。天宝年间，唐王朝统治者穷兵黩武到处征兵，驱往云南，结果“闻道云南有泸水，椒花落时瘴烟起，大军徒涉水如汤，未过十人二三死。村南村北哭声哀，儿别爷娘夫别妻。皆云前后征蛮者，千万人行无一回！”
当时，诗中主人公为了逃避厄运，于是不惜自残，“是时翁年二十四，兵部牒中有名字。夜深不敢使人知，偷将大石捶折臂。张弓簸旗俱不堪，从兹始免征云南。骨碎筋伤非不苦，且图拣退归乡土。此臂折来六十年，一肢虽废一身全。至今风雨阴寒夜，直至天明痛不眠。痛不眠，终不悔且喜老身今独在。”诗人所写，十分惨痛，把开边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灾难，通过折臂翁的经历深刻地揭露出来。诗人又在诗的末几句直陈主旨:“君不闻开元宰相宋开府，不赏边功防黩武。又不闻天宝宰相杨国忠，欲求恩幸立边功；边功未立生民怨，请问新丰折臂翁！”这首诗在新乐府中是颇为典型的，他如《上阳白发人》《杜陵叟》《海漫漫》《卖炭翁》等，基本写法都类似，有讽有喻，有记叙刻画，也有直点主题。
“新乐府”一方面承继了乐府诗长于叙事的传统，多有形象生动的叙写描绘，同时，又强化主题的力度，作者直接出面宣示题旨。白居易讽喻诗中另有《秦中吟》十首。《秦中吟》是白氏讽喻诗中的重要部分，其中有些篇章深刻揭露了当时社会的根本矛盾，沉重地打击了当时统治集团中的反动势力。白居易在他的《与元九书》中这样介绍《秦中吟》:“闻《秦中吟》，则权豪贵近者相目而变色矣！”可见这组诗对黑暗势力揭露的深刻有力，击中要害！这组诗都写于长安，有《议婚》《重赋》《伤宅》《伤友》《不致仕》《立碑》、《轻肥》、《五弦》、《买花》、《歌舞》十首，其中最深刻者莫过于《轻肥》《歌舞》《买花》。
《秦中吟》往往在前面描写达官显宦生活的豪奢，而在诗的结尾写民众冻饿至死的惨状，构成强烈的对比。《歌舞》中云:“…欢酣促密坐，醉暖脱重裘。秋官为主人，廷尉居上头。日中为一乐，夜半不能休。岂知阌乡狱，中有冻死囚！”《轻肥》中云:“樽罍溢九酝，水陆罗八珍，果擘洞庭橘，鲙切天池鳞，食饱心自若，酒酣气益振。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这种具有强烈对比效果的手法在《秦中吟》中较为普遍，形成了一种艺术上的特色。
白居易的讽喻诗在艺术表现上“其辞质而径”、“其体顺而肆”，剀切明直，无复含蕴。他之所以这样表现有其特定的政治功利目的，主要是为了讽喻的需要，并不代表白氏的总体诗学观。从艺术性的角度来看，白氏的讽喻诗未必是上乘，但它们在诗史上仍。有不可磨灭的光彩。在此后的感伤诗、闲适诗、杂律诗的创作中，就不再有这种写法，而是很有艺术魅力的感伤诗中的两篇歌行体杰作《长恨歌》和《琵琶行》，便是白诗中传诵最广、影响最大的作品。
白居易之所以列“感伤”为其诗的一大类，是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与文学史基础的。在白居易所处的时代，社会境况与盛唐相比，显现出由盛而衰的极大变化，战乱之余，民生凋敝，颇见萧条。而就人的个体心灵而言，很多士大夫都经历了由盛而衰的人事坎坷，正与其时代氛围相吻合。因而，感伤的情调，成为贞元元和年间诗歌创作中的一种重要倾向。其次，《长恨歌》、《琵琶行》的创作体现了元和时期的诗格变化。
白居易曾言:“诗到元和体变新”，可以很好地概括中唐元和时期诗坛上创作风气的转变。尚俗、务尽，排比铺陈的写法成为一时之风。《长恨歌》、《琵琶行》在某种程度上体现出这种诗风变心化。明胡应麟说:“元微之以杜之铺陈终始，排比故实，大或千言，小犹数百。”（《诗薮》）元白集中多有排比铺陈之长篇排律，《长》、《琵》虽非这种排律，但颇见排比铺陈之特征。诗人从各个方面、各个角度来铺排渲染，务求明白详尽，与盛唐诗的意在言外判为两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