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问题明显是忠奸二元论者所言，事情要从王荆公与司马光说起。
二人在宋神宗年间势同水火政治理念有很大的不同。
王安石和宋神宗都是刚愎自用之人，且荆公之论多不校唐太宗谓今人自可法尧舜。
自身有很大的自信与气节治理天下。
这与宋朝的人文学术有很大关系，从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可见一斑。
而司马光则又是另外一位颇具气节刚正不阿的一位大史家，著有传世典籍《资治通鉴》。
史家研经术之学，在政治上一般较为偏因循施为不逞剧变。
所以这两位旷世才子在变法一事上存在莫大的分歧，随导致朝野分垒互相攻讦。
王安石幸有乾罡独断神宗庇护，开始变法。
由于朝中老臣多属司马光一派。
所以王安石大量启用新人，可是随之而来的却不是饱学正义之士反而是一些奸佞小人。
所以有的法令变得越变越乱，非但没有解决原有问题反而使人民疾苦不堪。
再加之王安石变法急功近利，思速利就逞一时之快加之自恃清高才具，遂惹得正直之士多自离去。
想曾巩苏轼便是其中之人。
后来神宗死司马光得为宰相，却也范了遽革的毛病。
一力全数废除新法，一些已经开始卓有成效的法令遭到破坏。
遂使前功尽弃，实为宋朝之悲。
北宋后又在废立新法上几经反复，党派争斗几经变换。
遂使得朝野疲敝，国家民力凋亡。
以至于后来的败退南国，是为南宋。
南宋惩前毖后，盖棺论定。
多归咎与熙宁变法使国家空耗若许年，所以有人把责任一股脑推给了王安石，说他是古今第一小人。
但试问这种非忠即奸，靠现世的精明肆意剖评古人的做法又有什么可取之处呢？王荆公死后有灵，当一笑置之罢了，够为天下夫复和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