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开始发展的历史要早一些。早在春秋时期苏州就被吴国作为都城，相传苏州城就是吴王阖闾时伍子胥所造的阖闾大城。《史记正义》记载：“寿梦（吴兴王）卒，诸樊（吴顺王）南徒吴，至二十一代光（吴道王阖闾），使子胥筑阖闾城都之，今苏州也。”
吴国南邻越国，在后来的吴越之争中，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灭掉了吴国，自然苏州也并入了越国。在进入战国时期后，为了加强对国内，特别是对吴地的控制，越王翳于又（从琅琊）迁都苏州。
当时吴有姑苏，越有会稽。
到了秦朝统一天下，地方行政方面采用郡县制，设立了会稽郡。会稽郡以会稽山得名，管辖吴越两国故地，郡治在吴县，这个郡治就是郡守府署所在的首县，也就是苏州。
东汉时期设吴郡，郡治仍在吴县。三国时期，孙策平定江东后领有吴郡，并以此作为都城，直到建安十三年，才由孙权迁都京口（今镇江）。正是吴和东晋的开发，使江南地区成为中国经济的强力发动机
在都城、治所的有利加持下，苏州较早地得到了发展，从两汉至六朝，苏州一直都是江南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之一。到了隋唐朝时期苏州已相当繁荣，也正是从隋朝开始，撤郡建州，苏州从姑苏成为了“苏州”
随着隋唐大运河的开凿，经济中心逐步由黄河流域转移到江南，这期间苏州经济之繁荣一言以蔽之：“当今国用，多出江南；江南诸州，苏为最大。”
杭州异军突起，杭州位于中国东南沿海北部，地处长江三角洲南翼，浙江省北部，东临杭州湾，与绍兴市相接，西南与衢州市相接，北与湖州市、嘉兴市毗邻，西南与安徽省黄山市交界，西北与安徽省宣城市交接，是长江三角洲重要中心城市和中国东南部交通枢纽。
杭州地处长江三角洲南沿和钱塘江流域，史称余杭或钱塘，历史沿革与苏州类似，都曾属越国、属会稽郡、属吴郡，隋王朝建立后，废南朝陈钱塘郡为州，州治设余杭，名杭州，“杭州”之名第一次出现。
杭州的得名与大禹治水有关，据《郡县释名》：“禹巡会稽至此，舍航登陆，杭、航古字通用，故名杭。”“相传”大禹治水曾到达杭州，并在此弃舟登陆，“杭”通“航”，就是船的意思，大禹弃舟的地方，就叫“禹航”，因此就有了余杭的说法。现今在余杭城区还有一条道路保持着“禹航”的叫法，就叫禹航路。
五代十国时期，吴越国建都于杭州，吴越王钱镠励精图治，尽量避免战争，在四处战乱的环境中，仍保持了国内长达数十年的安定，百姓休养生息，经济繁荣发展，杭州开始显示其重要地位。
这算是杭州第一次被定为首都了，虽然这主要是因为吴越是偏远的割据政权，而定都苏州等地又过于危险。
北宋时期，设两浙路，“路”是宋朝一级行政区，两浙路包括苏州、杭州等14个州，杭州上位，成为两浙路路治。据《宋史》记载，当时杭州人口已达20余万户，为江南人口最多的州郡，被宋仁宗誉为“东南第一州”。
南宋时期，杭州继续上位，被选为都城，进入鼎盛时期，繁荣之景一度号称“江南第一大都”。
苏杭在一起被称誉，互相之间的实力也是此消彼长。苏州出道很早，早在公元前六世纪就是一方诸侯的都城。而杭州则一直处于吴越争霸的边境线上。大约在汉代，西湖才真正变成一个内湖。
然而随着政治资源的转移，杭州一度超过苏州。宋高宗南渡“留下”之后，整个南宋时期，杭州地位都远超苏州。
不过，明清时代，苏杭再次出现逆转。苏州的地位上升，超过了杭州。有两个关键指标说明了这一点：一是苏州贡献的税赋占比超过杭州；二是在科举考试中，苏州出的状元人数远远超过杭州，位居全国第一。
到1949年之后，苏州和杭州的地位开始发生了新的变化。在新中国的行政区划里，苏州成为了一个地级市，而杭州则成为了省会城市。
改革开放以后，又出现了所谓的浙江模式和江苏模式的分野。浙江模式，是小政府、大社会的模式，民营经济发达；江苏模式，是强政府、高效吸引外资的模式，在苏州身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90年代之后，“上海+苏州”模式的开启，使得苏州的经济增长令人震惊，经济总量一度紧紧咬着深圳、广州，俨然有“按着喇叭超车”的迹象。
但苏州的增长很快在六七年前遇到瓶颈，跟广深的距离陡然拉开，被天津、重庆超越，在中国城市的顶级争夺战中，从第五名滑落到了第七名。而最近几年，杭州迅速崛起。虽然GDP总量仍然没有苏州多，但“资金总量”（金融机构本外币存款余额）已经越过苏州。
不只是现在，历史上“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中苏杭一词前后之名一直是两地人争论的热点，但不论怎么争论，苏杭堪比天堂的美誉依旧不变。苏杭获此赞誉，一方面当然得益于“水光潋滟晴方好”的江南美景，另一方面也需要有足够满足人需求的繁荣的经济与文化，否则，那只是块圣地，而不是有着幸福美好生活环境的天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