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赫留朵夫青年时代的托尔斯泰 小说成功地塑造了聂赫留朵夫和玛丝洛娃的形象。
聂赫留道夫是托尔斯泰式的主人公，他表达了作品的主要思想。
聂赫留朵夫是一个忏悔的贵族的典型。
小说通过他诱骗玛丝洛娃、在残酷的现实面前忏悔以至追随到流放地为玛丝洛娃冤案奔走的过程，表现了这一形象的复杂性。
作家在这个人物身上既概括了十九世纪末期俄国一些进步贵族知识分子的某些思想特征，也体现他的道德上的自我完善以及向宗教寻求出路的说教。
然而，如果没有卡秋莎这个形象，人民的生活就不能充分展示，《复活》也就不会有如此深沉的感人力量。
他经历了复杂的思想发展过程。
起初。
他单纯、有理想，富于自我牺牲精神。
当意识到土地私有制的不公和残酷后，他把继承来的土地送给了农民，和玛丝洛娃真诚相爱。
但后来的贵族生活使他腐化堕落，成为一个自私自利者，他诱奸了玛丝洛娃，又把她抛弃。
作者说他原来是“精神上的人”占上风的，可是后来“动物的人”占了上风。
由于青少年时期受到人道主主义和民主主义思想的影响，当他在法庭上再次遇到玛丝洛娃时，他被她的不幸遭遇强烈地震动了，开始意识到自己的罪恶，“精神上的人”又在他身上苏醒。
他进而意识到沙皇制度的腐朽，深刻认识到统治阶级的罪恶，最终走到否定现存制度和土地私有制的观点上。
托尔斯泰用人性论的观点解释聂赫留朵夫的思想变化，他的恶的一面是由于受“动物的人”支配，善的一面是由于受到“精神的人”的支配。
他的道德的“复活”是“精神的人”的胜利，聂赫留朵夫的形象集中地体现了托尔斯泰主义的“不以暴力抗恶”和“道德上自我完善”的思想。
玛丝洛娃玛丝洛娃是一个被侮辱与被损害者的形象。
她美丽善良心地纯洁，乐于助人，富有青春魅力，少女时代她相信善与正义的存在。
被玩弄和抛弃后，她坠入青楼，生活和精神陷入空虚，麻木的状态。
和聂赫留朵夫的相遇，使她清醒地意识到富人和穷人的对立，看到宗教骗人的本质，重新回到清白生活的愿望。
她受到聂赫留朵夫真诚忏悔的影响，精神上逐渐复活了。
和政治犯的接触，使她的思想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她的复活是真正的完全的复活，和政治犯的结合，预示着她走向新生。
玛丝洛娃是一个不幸的妇女，她虽为养女，但自幼处于半奴婢的地位。
被聂赫留朵夫诱后，沦落到社会底层，备尝艰辛。
更为不幸的是被诬陷判刑，押赴西伯利亚苦役四年。
作者通过玛丝洛娃的遭遇，概括了俄国千千万万受压迫妇女的悲惨命运。
玛丝洛娃的觉醒、精神“复活”具有它的必然性和典型意义，从中可见作家现实主义创作的深度和高度。
作家写到卡秋莎时，流露出那么真挚的同情和爱。
少女时代，她身为地主家的养女兼使女，但却没有丝毫奴颜婢膝。
她天真无邪，但幼稚无知，凭着一颗单纯的心灵，设想着美丽的世界，沉浸在欢乐的生活中。
被奸污后的卡秋莎还曾有过幻想，直到风雨交加的秋夜，聂赫留道夫坐在舒适明亮的头等车厢里玩牌、谈笑，而卡秋莎在火车旁奔跑、呼喊，却得不到回音。
这时，她才开始意识到他们之间隔着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他们是属于两个世界的人。
她真想纵身跳到车轮下，了此一生。
胎儿的蠕动，激起了她母性的感情，但从此，她眼前失去了光明和希望，在黑暗中摸索、挣扎，“她不再相信上帝和善良”，认识到“所有关于上帝和关于善的那些话，全是欺人之谈”。
卡秋莎·玛丝洛娃形象丰满、真实，在俄国文学史上的女性画廊中独具一格。
其典型意义也是深刻的。
作品正是通过卡秋莎和她的不幸遭遇，反映了“一直到最深的底层都在汹涌激荡的伟大的人民的海洋”（列宁语）。
在形象体系中她与聂赫留道夫相辅相成，体现了作品的主题。
如果说，在托尔斯泰的构思中，复活节之夜聂赫留道夫的情欲是他堕落的开端，那么，凄风苦雨的车站一幕卡秋莎对善和上帝的怀疑与否定就是她沦落的内因。
他们生活的转折都取决于对待永恒法则——上帝的真理的态度。
因此，他们后来的精神复活，首先是皈依上帝，恢复对善和爱的信念。
聂赫留道夫通过忏悔和赎罪，卡秋莎通过宽恕对方，恢复爱的途径。
同时，现实主义大师托尔斯泰也写出了男女主人公关系中的社会因素、阶级对立，使社会的主题与伦理道德的主题紧密结合，融为一体。
政治犯《复活》在监狱里有另一群聂赫留原先非常陌生的人，就是政治犯。
但是因为卡秋莎认识了他们、并发现他们其实是为了别人而入狱的，便尊敬他们、因他们而从心底对人重新产生信任。
当然，卡秋莎也希望聂赫留能为他们帮忙一点在监狱外可做的事。
就这样，聂赫留接触到政治犯。
而原本聂赫留对他们的诸如「暴力」「自命不凡」的成见就消失了。
他们既不尽都是恶棍，也不尽都是英雄，他们中间有好人、有坏人、有不好不坏的人。
在他们当中的第一种人，是真诚的意识到他们应该和邪恶的现实作斗争；第二种人与第一种人相反，是为了利己、虚荣的目的；第三种人为数最多，他们是些精力充沛的年轻人，醉心革命运动，是因为他们贪图新奇、冒险，认为拿生命作赌注是一种享受。
托尔斯泰塑造了一女一男两个政治犯理想典型，一个是玛莉亚，她是将军的女儿，为同志担罪责不让同志入狱，她和卡秋莎其同手足，卡秋莎净化心灵的过程，就是不断模仿着她；另一就是西蒙松，他爱上了不断净化中的卡秋莎。
而卡秋莎到最后尽管信任了、原谅了、甚至可能爱上了聂赫留，却选择跟西蒙松结婚。
卡秋莎选择西蒙松，固然使聂赫留因“她不再需要我”而感到羞耻痛苦，但却没有让痛苦束缚住他。
因为他关切着因卡秋莎而震撼出来的一切问题。
托尔斯泰在最后，是让聂赫留发现一受苦受难的年轻人终于监狱里死了，而思考他受苦是为什么？活着又是为什么？他死前想明白了吗？就是这问题，促使聂赫留焦急的寻找答案，而彻夜读新约圣经。
最后聂赫留想通：“要克服使人饱受苦难的骇人听闻的罪恶，唯一可靠的办法，就是在上帝面前承认自己的罪。
”而生命的意义，就是在于“彻底实践上帝的命令。
”在这里我们看到托尔斯泰透过聂赫留不自觉的呈现出来的矛盾与困境：一个社会体制彻底腐烂的社会，最终的答案不是去改善社会体制、而是让一个个人悔罪、并实践道德诫命。
托尔斯泰把整体性的社会问题用个人宗教道德的悔悟与实践去解决。
这正可看出，不能决断的孤注一掷去和占据统治地位的坏制度彻底对抗的理想主义者，到最后所能走上的最高境界只剩下——反求诸己的自我修行，这是托尔斯泰最终的答案？聂赫留是托尔斯泰的“代言人”，托尔斯泰却安排卡秋莎选择西蒙松拒绝聂赫留，非常明显的把托尔斯泰的矛盾呈现出来。
比之“复活”中控诉出来的土地问题、贵族阶级问题、封建官僚问题、政教挂勾问题、法律和监狱问题、对待革命者问题....，结尾是何其说教又软弱无力。
因为个人的悔罪与实践宗教精神固然重要，但社会制度的问题仍旧得格其弊端，这不是个人悔罪自我修行可以解决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