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国情怀·表达：科学无国界，但科学家有祖国
丁肇中很看重自己是炎黄子孙，在他的科学活动中始终贯穿着中国元素。
1976 年在诺贝尔奖颁奖典礼上，丁肇中第一次用汉语在斯德哥尔摩音乐厅发表获奖演说。“得到诺贝尔奖，是一个科学家最大的荣誉。我是在旧中国长大的，因此，想借这个机会向发展中国家的青年们强调实验工作的重要性……”200多字的演讲稿却铿锵有力，倾注了他对中华民族、对祖国母亲的一片深情。
丁肇中还一直关注中国高能物理的发展。从1975年开始，他多次回国从事学术交流和参观访问。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第二年，丁肇中大力支持中国每年派10人参加他在德国汉堡的马克•杰实验组，这也是中国首次与西方开展大型科学合作；在丁肇中的具体指导下，1988年一座大型高能加速器——正负电子对撞机在北京西北郊建成，随后“丁训班”成立，每年都有中国物理人才到欧洲接受训练；在目前丁肇中主持的ＡＭＳ（阿尔法磁谱仪）计划中，中国多所高校的科学家也参与其中。
丁肇中一直相信：“四千年以来中国在人类自然发展史上有过很多重要贡献，今后一定能做出更大的贡献！”
家国情怀·故土难忘：树高千尺，叶落归根
丁肇中一直为家乡的发展不遗余力。不为名利的他为支持家乡的教育发展，先后担任山东外国语职业学院、日照职业技术学院、曲阜师范大学的名誉院（校）长；很少参与社会活动的他，每每回到故乡，活动日程却是安排的满满当当，如亲自为丁肇中实验中学剪彩，为山东外国语职业学院“丁肇中语境实验楼”揭牌……
听闻日照要建科技馆，丁肇中不仅亲自参加科技馆的开工奠基仪式，同时他领导开展的“测量电子半径实验”“发现J粒子实验”等著名实验也在实验展厅展示，他要给家乡播下一颗科学的种子。
父亲去世了。
父亲突然而又安详的去了。
去年八月我第一次感到不祥的兆头。我在由新加坡到汉城的旅途中，飞机中途停在台北机场，我给父亲打了个电话，得悉他已经不能说话了。去年年底，他的情况已很严重了，医生对他的病已经做了结论。四星期前，我去看望了他，推着轮椅陪他在台湾大学医院做最后一次放射性治疗，他的行动已经很困难了，然而他仍然很平静和安详，庄严地等待着即将发生的事件。
他为我们的小儿子取了一个中国名字，还请我的继母为我小儿子特地刻了一颗名章。他非常艰难地亲自为我的妻子、他的孙儿女，以及他在北京的姐妹们写了信。一月十九日当我向他告别时，他为我写了一首中文诗，鼓励我不要满足于已经做过的一切，而要继续地不断前进。他紧紧地握着我的手。他一点也不为他自己担忧，但是我十分悲伤，我觉得我要永远地失去他了。
父亲的一生，即使在他最后的日子里，他总是能泰然地处置他个人的事情，并且能始终清晰地理解和理智地分析一切事物。
对父亲的回忆，最早可追溯到我五岁的时候。那时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珍珠港事件发生的日子。那时我们全家都在重庆,当时，每天的大部分时间是在防空洞中度过的。那天父亲告诉我，以后日本的轰炸会越来越少了，我们的日子也会慢慢地好过些了。
我七岁的时候，父亲带我去参观了重庆的一个工业展览会。展览会上的那些新机器和工具对我有很大的吸引力。那时父亲是重庆大学的教授，母亲是四川师范大学的教授。这一年我大部分时间是呆在家里，父亲常常向我讲述上个世纪以及本世纪的一些伟大科学家，如法拉第、牛顿、麦克斯韦、爱因斯坦、希尔伯特和冯卡门的故事。他们的成就以及父亲谈起他们时的神态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可能正是童年的这些印象，使我立志要成为一个科学家。
从父亲那儿，我开始知道了原子这个名词。那是在一九四五年八月轰炸广岛以后，他向我讲解了什么叫原子，以及它的应用在世界历史事件中的含义。
一九四六年至一九四七年期间，我单独和父亲一起住在青岛。父亲在山东大学当教授，并为联合国救济总署工作。父亲把我送到由德国修女办的一所非常严格的天主教学校去上学。因为在战争年代，我从来没有受过正规教育，另外，我原来对学校也没有什么兴趣，所以在这所天主教学校中， 我的学习遇到了很大的困难。非常值得感激的是，我的父母从来不管束我，而总是激励我的兴趣。他们不像许多中国父母那样强求自己的子女在学校中得到好分数。
我非常留恋和我父亲在山东度过的那一年的生活。在那里我见到了我的祖母和丁氏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