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期著名的军事家吴起，虽然他的各方面才能都要远胜于孙武，但却一直被各种史书战卷排名于孙武之下，史称“孙吴”。
孙武与吴起，由于各自所处的时代、环境不同，置身其中的文化氛围有异，特别是个人所经历的军事实践活动有较大差别，因而二人的兵学思想就不可避免地显示了时代与个性的差异。吴起在学习和继承孙武兵学时有取舍，有侧重，有损益，有创新。孙武是在齐文化的熏陶下成长起来的，他的兵学更多地体现了齐学的特点，即重实效，崇功利，举贤才，尚法制。他的战争指导原则是以最小的代价取得最大的成功，为达胜利的目的可以不择手段。所以，他不厌其烦、淋漓尽致地阐发“诡道”，津津乐道于“用间”之术，特别强调以军纪军规约束和规范将帅与士卒的行动。吴起曾拜曾申为师，接受儒家教育，在鲁国浓重的礼乐文化的氛围中学习
和生活过，因而其兵学思想有着较明显的鲁文化的印记，强调道、义、礼、仁等观念，认为胜利之师也应该成为仁义之师：
“凡攻敌围城之道，城邑既破，各入其官，御其秩禄，收其器物。军之所至，无刊其木，发其屋，取其粟，杀其六畜，燔其积聚，示民无残心。其有请降，许而安之。”(《吴子·应变》)
《史记》记载，孙武见吴王时即呈献了《孙子》十三篇。因此可以判定，此书是在孙武入吴前在齐国写成的。此时，他还没有亲临疆场指挥一次象样的战役，还缺乏战争实践的亲身体验。因此，他的兵学更多地继承了前人的成果，总结的是前人和他人的战争经验。由于孙武对军事具有特殊的感悟能力和超常的思辩水平，因而他的兵书更具理论色彩，显示了对战略战术等一系列战争规律的高度抽象和把握，涉及的具体战例则较少。大多数学者认为，《吴子》一书是吴起在任魏国的西河守时与幕僚们一起编纂的。此时的吴起不仅具有深厚的兵学素养，而且已经身经百战，有着丰富的战争实践经验，所以，吴起兵法较之孙武兵法，尽管在总的战争规律的探索上没有大的明显的突破，但在具体战术原则上则有不少新的阐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