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国王室在法理上跟英国、日本等君主立宪国家一样，早就从权力的核心里退了下来，不再干预政务，但这不过是表明现象而已，事实上泰王是如今全球最有实权的君王之一。
在中国，帝王术的至高境界并非是“乾纲独断”，而是挂在中和殿上那块牌匾上所写的“允执厥中”——阴阳平衡，中正之道，而拉玛九世无疑就是天生君王，深得其中三昧。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全球但凡君主立宪的国家，除了泰国以外，尚无一例能够逾越君宪藩篱，君王真正掌握实权。而泰国之所以能成为例外，全然是因为拉玛九世这位已经故去的泰国国王高超的政治手腕，在风云变幻莫测的半个世纪里竟从无败招，最终缔造了现代史上无前例的“王权复兴”。
拉玛九世这一脉其实本是王室旁支，只是拉玛六世一生无所出，虽然在人生最后关头侥幸让王后成功怀孕，但诞下的却只是一位公主，最后拉玛九世的伯父才能登基成为拉玛七世。
泰国现代政治的祸根也开始萌发，国际时局上英属缅甸、法属印支东西对进，泰国诚是危急存亡之秋，国内政局里文官系统又跟留欧士官系爆发冲突，内外交逼之下，再加上东亚帝国爆发革命，最终王室彻底丢掉驾驭文武两派的力量，文武王室三角力量的脆弱平衡就此形成。
拉玛七世人生坎坷，在位不久就遇见美国“大萧条”年代，全球爆发金融危机，泰国亦当其冲。拉玛七世试图开源节流，结果遭到文武双方的联手反对，国内政治矛盾激化，泰国因此在文官跟军方的联合政变之下成为了君主立宪的国家。
但泰国王室虽然被架空，可留下的权利真空却引起文官政府跟军方的剧烈冲突，最终泰国第一代军政府在披耶帕凤的手中诞生，而王室的地位也越发边缘化。
御庙布施被禁止，王室礼仪被简化，甚至就连御耕仪式也不再进行，国王除了空有一个名头，几乎已经一无所有，论处境今日泰国虽是全球最富的王室，但在当年恐怕比印度的土王都大为不如。
可随着二战爆发，军政府竟与盟军背道而驰，战后文官集团得以在帕荣的带领下卷土重来，而此时在位的泰王也成了拉玛八世，然而拉玛八世才留学归来，准备联合文官政府亲政视事，却不想竟在卧室之中离奇饮弹毙命，由此引爆泰国政治危机，军方再次得以执政。
而拉玛九世正是在这风谲云诡的局势之下登基为王。
但在他最初登基的几年里，军政府并没有给他插手政治的余地，事实上在他登基的当年便回转欧洲继续留学，一直到1957年沙立·他那叻政变上台，拉玛九世才真正寻觅到了可供互助的同盟。
沙立在上台后察觉此前军政府执政不过是凭借长枪大炮而已，但实际上既无法理也无道统，甚至泰国在这数十年的政局变幻里，经济相较此前并无长足进步。而以武力要挟或许能趁一时之强，但数十年来军政府三起三落，已经说明这种恃强无有可持续性。
可沙立既想一展抱负，同时又不想在此起彼伏的反对派对抗之中一着不慎就黯然下台——上代军政府首脑銮披汶正是因为处置国内矛盾失当，结果被美国借他之手推翻。
而政治之道，其实不过合纵连横而已。
对于沙立而言，既然反对派是天生对头无法和解，那么就只能寻求王室的联手。
此时的泰国王室虽然几经变乱，但因为拉玛诸王缔造的曼谷王朝得国极正，乃是驱逐缅甸人复国而来，再加上拉玛四世和五世时主张开明政治，引进西化改革，锐意振作之下才为泰国留下了这一通折腾的本钱。
所以在二十世纪民族主义大行其道的彼时，泰国君主立宪之后王室虽然被刻意矮化，可泰国底层大众始终对泰国王室保有敬意，甚至在那动荡的时局之中，更加怀念王权政治的时代，这就为拉玛九世的崛起立下了民意基础。
对于沙立而言最关键的是泰国王室在君主立宪之后，权力几乎被尽数剥夺，他只需要付出不多的代价，就能获取国王的友谊跟支持。
两厢一拍即合，沙立重新将王室推到台前，不仅全盘恢复了王室礼仪，而且还继续了在开明时代就已经被废除的跪拜礼。同时沙立还将王室最为重要的仪式，几乎等于中国“天子祭天”的“御庙布施”予以恢复。
泰国笃信佛教，僧团力量极其庞大，当年拉玛四世在幼年时被庶出长兄夺嫡篡位，后来正是因为其得到了僧团力量的支持，在成为一代高僧后让拉玛三世投鼠忌器下，最终觅机得以恢复王位，而正是这段苦难经历，才使得拉玛四、五两世泰王爱惜民生，锐意革新。
除了维护王室权威之外，沙立更有心发挥拉玛九世的王权影响力。
鉴于过去军政府镇压反对派运动虽然大多时候成功，可因为局势动荡不休也导致军政府势力越发衰败——颂堪的政治人生转折点正是在镇压反对派运动之后，被不满于他的海军士兵趁其上舰视察时将其扣押，虽然后来在警察和陆军的支持下，颂堪得以化解危难，但从此之后泰国军政府的权力实际就是三巨头共治的格局。
所以沙立有心让拉玛九世成为“善后大总管”，表面上的第三方调停人，为此他不惜花费重金支持拉玛九世的“惠民政策”。
拉玛九世一生为人所称颂的政绩“兴修水利”、“推广农耕技术”以及备受赞誉的“铲除泰国北部山区罂粟计划”等工程计划无一不需要财力支撑，拉玛九世若无沙立的鼎力支持，这些“收拢民心，再建王范”之举根本就是空中楼阁。
正是因为沙立的支持，使得拉玛九世逐渐将王权稳固下来，以至于到了后来，昔年本质上辅助军政府的王室却渐渐变成了凌驾于所有泰国政治势力之上的力量。
而这一增一减的原因，其实还是因为军政府“治国不正”。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此时冷战如火如荼，意识形态之争遍布全球，泰国也难逃此劫。但军政府只得一杆“拥王大旗”，可反对派们只谈君宪不废国王，正中军政府七寸之处，由此爆发1973、76年两次震动泰国的大规模抗议。
王室因此趁势而起，在1973年拉玛九世第一次打开了君权的枷锁，尝试着在奇托达拉的宫殿里接见了反对派们，在发觉时任军政府总理他侬元帅没有激烈反应之后，他进一步宣布废除他侬元帅的职位，而由反对派大本营的法政大学时任校长塔玛莎逖成为新总理。
但很快军政府卷土又来，并在1976年于法政大学发动了震惊泰国的大屠杀之后，拉玛九世又出来善后局面。
由此，反对派希冀于泰王主持公道，留存星火以待来日。泰国民众希望拉玛九世维护社会平稳，而军方也同样仰仗拉玛九世来平稳局势。拉玛九世的权力就这样在军政府跟反对派力量的拉扯之中，越来越壮大。
但反对派力量跟泰国民众在经历了近半个世纪的社会动荡之后，也发觉了军政府跟王室背后的联手，尤其是在泰国土改法案被拉玛九世两度拒绝后，虽然最终无奈签署，但不久军方就发动政变废除了该法案，由此王权跟军方的同盟就几乎“路人皆知”。
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局面又开始渐渐变成世纪初的二元格局——反对派与王权、军政府的对峙。
缺少第三方斡旋的泰国政局，很快引发了九二危机，军方因为在曼谷血腥镇压反对派，最后几乎彻底激化国内外矛盾。面对形势急转直下，军政府无奈之下宣布总辞职，由此泰国才真正开始重启了君主立宪下的民选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