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称秦统一中国之前的哲学思想为先秦思想或者说先秦哲学。在这个漫长的历史时期中，哲学思维从原始时代人们对精神和自然界关系问题的两种自发的对立倾向，经过殷周奴隶社会的天命神权论和早期阴阳、五行观念，发展到春秋战国时代的诸子百家之学，在剧烈的社会变动中形成了反映各阶级、阶层利益的各种对立的哲学体系和哲学派别。
它们之间互相辩难，百家争鸣，成为中国哲学思想发展史上第一个辉煌的时代。
对于中国来说，公元前500年左右的春秋战国时期，既有若干独立的诸侯国家，又是中国历史上战争最为集中最为惨烈，并且有过重大政治发展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的各国诸侯，正在变成统治各诸侯国的真正君主。不过这一时期的文化发展，不是由发动战争的各国君主而是由代表文化统一的新兴士人所促成的。特别是在君主统治的各诸侯国内，第一次出现了一批创造思想的思想家，这些思想家的思想又奠定了中国的文化传统或思想传统。
通常说的先秦诸子，就是指这一批思想家，也是雅斯贝斯所说的首次出现的中国哲学家。在此之前，当然也有先秦诸子得以创造思想的某些文化或思想渊源，包括周人发展出来的天命观念。在这以后的各个朝代，应该也有发展诸子之学的重要思想家，包括汉代董仲舒和其他的汉儒。然而就像梁启超所强调的那样，以思想家的资格创造思想，惟先秦诸哲独擅其能。
先秦诸子本身分为许多学派，或如余英时所说，从孔子到孟子的士阶层发生了学派的分化，因此又可称为诸子百家。中国思想史上的百家争鸣，也是对先秦各种学派兴起的一种描述。对于这些不同学派，西汉的司马谈曾区分为六家，东汉的班固则划分为九家或九流（不包括小说家）。按照梁启超的看法，在这些学派中，卓然自树壁垒者，儒、墨、道、法四家而已。
把先秦诸子划分为不同的学派，当然是因为他们提出或阐述了不同的思想。举例来说，儒家思想的一个中心范畴是“仁”或“德”，法家思想的一个中心范畴是“法”等等。在一定程度上，这些思想看起来还是互相对立或彼此冲突的。例如，儒家明确主张“以德服人”，法家却相信“力尽而服”。
实际上，儒家早就注意到了各种不同思想的存在，并对儒家以外的其他思想抱有一种相当强烈的反对态度。对于各种不同于儒家的思想，孟子的说法是“处士横议”，荀子的说法是“百家异说”。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韩非甚至更进一步，不仅反对儒墨两家显学，而且反对任何士人的“二心私学”。
尽管存在各种不同的思想，尽管存在学派之间的思想斗争，先秦诸子其实有若干基本的共同点。班固认为：“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皆起于王道既微，诸侯力政，时君世主，好恶殊方，是以九家之术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取合诸侯。其言虽殊，辟犹水火，相灭亦相生也。”班固在这里主要是讲先秦诸子兴起的特定历史背景，同时也涉及到诸子之间的“相灭”反而能够促进他们的“相生”。
先秦诸子之间，在思想上既互相竞争又互相影响，无疑可以促进当时各种不同思想以及精神生活的发展。不过这还不是最重要的。早在西汉，司马谈已经指出：“《易大传》：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
司马谈这里说的“务为治者”，应该就是先秦诸子最基本也最重要的共同特点。余英时认为，先秦诸子无论思想怎样不同，但在表现以道自任的精神这一点上是完全一致的。他们所论的道又都强调人间秩序的安排，因此包括讲“坚白异同”的名家在内，最后都归结到治国、平天下之道上去。这实际上是说，先秦诸子的所谓“务为治”，其实是关心整个天下皆出于治的永恒秩序。孟子的如下说法，或可代表这一批思想家曾经达到的最高精神境界：“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
严格说来，天下以及怎样治理天下，才是先秦诸子共同关注的主题。详尽研究过这一批思想家的梁启超说过，我国先哲言政治，皆以“天下”为对象，此百家所同也。以天下为对象的先秦诸子，当然并不只是影响了当时的天下，也影响了此后两千年的中国历史。“无论那一派的思想家，都以济世安民为职志，差不多一切议论，都归宿到政治。所以当时的政治思想，真算得百花齐放，万壑争流。后来从秦汉到清末，二千年间，都不能出其范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