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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密大学时期：逢其知音
斯密和休谟的友谊始于斯密就读格拉斯哥大学期间，对斯密自由主义思想影响非常大的伦理学教授哈奇逊发现了他在道德哲学领域的才华，将他介绍给了自己的朋友，已经小有名气的哲学家休谟。休谟青睐斯密的才华，斯密能理解休谟的想法，两个终生未婚完全投入研究的人，为了各自的观点进行了无休止的讨论，友谊在这一过程中也愈发牢固，持续了近40年后以休谟去世告终。
像他们这样因才华互相吸引产生深厚友谊的不算少，甚至有互相掰弯的比如兰波和魏尔伦，但是如斯密和休谟这般，亦师亦友，即使观点不同也能兼容并包，继而在争论交锋中完善自己理论的却不多，音实难知，知实难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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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密教学时期：智识交锋
这种因教育背景相似观点契合，可以聊人生聊理想，又因相识多年，可以互相吹捧一起说别人（卢梭）坏话的单纯友谊，让他们视对方为绝对可以信任的人，他们无话不谈，最多的是关于学术的交流。比如让对方给自己的书稿提意见：我的伦理与政治论文集拟出一新版本，您对该著作如有意见，拟加以增益或删削。（休谟致斯密 1752）。
斯密于1750年受聘任格拉斯哥大学教授，之后在那里工作了13年，主要是教道德哲学（类似现在社会科学，包括政治、法学、经济学等）。1759年斯密将自己的伦理学课程讲义结集出版成为了《道德情操论》，作为道德哲学家一举成名。
与顺风顺水的斯密不同，1937年就完成了《人性论》的休谟，因为观点累及前途，多次谋求教职失败，甚至被教会指控为异端差点进了监狱，好不容易到1954年《大不列颠史》出版后立刻畅销，休谟以历史学家身份出名，这本书又陷入了党派斗争的漩涡，可谓是时运不济。
然而，境遇的截然不同并没有影响到他们的友谊，《大不列颠史》出版后，休谟向斯密询问意见，斯密称休谟为“当代最杰出的哲学家和历史学家”，而斯密写《国富论》时亦保持着与休谟的通信。他们的交流是基于双方思想体系的兼容性，不同著作彼此互为注释，斯密把历史溶入了道德哲学体系，休谟则支持历史经济动力，以经济进步、而不以王朝更迭为时代进步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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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密游学时期：互相影响下的转变
而他们对彼此的影响并不仅限于学术上的直接交流。1759年休谟为了帮助宣传新书，将斯密的《道德情操论》送给了很多朋友，斯密因此获得了作为家庭教师陪同小公爵游学法国的工作，此时休谟在英国驻法大使馆工作，在他引荐下斯密拜访了伏尔泰等法国知识界的知名人士，尤其是一些重农主义学派经济学家，受益匪浅。也是在法国期间，斯密为了消磨时间，开始写一本关于经济学的书，《国富论》由此诞生，斯密也因此被认为是古典经济学的创立者。
经济学发展的主要流派大致划分为五个阶段：启蒙阶段（重商主义、重农学派）、古典学派、新古典主义、凯恩斯主义、新古典综合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