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圣外王”这一思想中带有一个“圣”字，所以，很多人认为它儒学理论。实际上，这种思维是有误区的，“内圣外王”绝非儒家思想。“内圣”几乎是每一位儒生都在追求的精神目标，而“外王”却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被儒门视作僭越。
显然，“内圣外王”的思想另有，并非儒家先行提出的理论。
在秦朝以前，儒家子弟的追求是成为匡扶社稷的辅国之才，虽有“内圣”之心，但却不会有“外王”的意向。随着时间的推移，东汉末年乃至隋唐年间，越来越多秉持着儒家思想的士大夫加入到争霸天下的行列之中，王莽、司马懿等儒生起家的权宦篡权夺位。不过，在儒家看来，这种僭越皇权的儒生是备受鄙视的。文人在编撰史料时，甚至会有意忽略掉王莽的所谓“新朝”。
在儒家子弟眼中，“内圣”是自我修养达到极致的表现，“外王”却是企图打破既定秩序的反贼。直到宋代“事功学”兴起，“外王”这才被时下的儒学子弟视作建功立业、加官进爵的代称。从这以后，“内圣外王”便成为一种颇具正能量的词汇。
实际上，“内圣外王”这种说法始见于《庄子·天下》，是货真价实的道家思想。
原文如下：
“是故内圣外王之道，暗而不明，郁而不发，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
《庄子》的朋友都知道，《逍遥游》在庄子哲学中象征着为人处事的至高境界，也是道家门生所追求的内修极致。《齐物论》则对人类与万事万物之间相处的问题展开论述。通过这两篇文章来理解所谓“外王”，这就是一种人类融入自然界，与其他事物和谐并存的“与物化”表现。
显然，此处的“外王”与儒家各阶段所理解的“外王”截然不同。
其实，何止是“外王”，两大学派对“内圣”的理解亦不一致。在道家思想中，“圣人”就是达到“物我两忘”境界的人。达到这一精神层面的人，心中已没有一己之私，且不会被欲望所干扰。“独于天地精神向往来”，天地之间任我逍遥，这才是道家学派的“内圣”。相比之下，儒家的圣人尚有功利心，在保持着较高道德修养的同时，还对全人类发展做出了巨大成就。
如果还不能搞清这两种“圣”之间的差别，不妨将儒家的圣视作“为他人成圣”，将道家的圣视作“为自己成圣”。显然，要成为儒家的圣人，就要在塑造个人和发展事业的方向进行努力，为了“成功”这一目的进行拼搏和进取。
然而，在庄子的眼中看来，“努力”本身就是以人力改变自然的表现，违背了顺应自然发展的初衷，所以，这种人是无法成为道家的圣人的。在老子、庄子的哲学体系中，儒家的圣人所达到的境界，只是“道德”中“德”的境界，距离真正的大道相距甚远。
孔子与老子曾就“道德”这一话题展开论述，孔夫子在最后选择抛开可望而不可即的“道”，侧重于更易于实现的“德”。围绕着“德”来进行发展，最终，开创出了“绝学”。儒学子弟要做的，自然是“为往圣继绝学”，是以将“德”的部分发扬光大。
庄子提到的“外王”，就是与自然界融会贯通，也就是本身成为自然界的一部分，所作所为无不顺应自然界的发展，既不会被外物所扰，又不会干涉外物，是为“物我两忘”。从本质上来说，这种境界是与“内圣”伴生的。
引申到后来的道教体系里，那些圣人无不是跳脱三界，融于自然的修行者。当然，在我国的神话体系里，所谓“神”尚受制于天界，只有超脱轮回的“仙”才算是摸到了“圣人”的门槛。或许正因为道家的“内圣外王”思想玄之又玄，才会被宗教所借用。
那么，为何世人皆认为“内圣外王”的是儒家经典呢？
前文我们提到，这一思想早期并不被儒生认同，甚至，宋代以前的儒生会对其抱有嗤之以鼻的态度。不过，随着宋朝“心学”的流行，“外王”得到了另一种解读，这种解读使其含义更贴合儒家“建功立业”的思想。所以，儒家便将“内圣外王”作为内在的道德修养和外在的事业上努力的最终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