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以为只要下面有一批听话、好使唤的小吏，就可以治理天下了。但是，秦朝二世而亡，让汉朝的皇帝明白了，光有治理术不够，还得解决统治的合法性问题。从汉武帝开始，开始重视儒家，兴太学，实行五经博士制度。文官制度，成了皇权的行政支柱。
文官政府的头就是宰相。汉代以前，宰相是私臣，君主的家事和国事，公私不分，都是宰相这个大管家来打理。
汉武帝之后就不一样了，国事和家事分开了。家事主要是皇帝自己管。宰相率领文武百官执掌朝廷。重大决策由皇帝拍板，政府管理由宰相实施。这种划分君权和相权的方式，有点像现代的企业管理。皇帝是董事长，有用人之权，宰相是总经理，执掌日常事务。宰相的权力很大，君主的命令必须经由宰相的副署方能生效。比如说，唐代的时候就有规定，军国大事，哪怕是皇帝的命令，宰相有权决定是否同意颁布，盖上宰相印，皇帝的命令才生效。所以，历史上常常发生宰相拒绝副署、退回皇帝诏书的故事。
汉唐的皇帝为什么不学学秦始皇，给自己留有更大的权力呢？非不欲也，乃不能也！为什么？除了我刚才说的治理天下要有专门技艺之外，最重要的是，在汉唐两朝，士大夫背后还有功臣家族和门阀势力撑腰，君主对他们也有点奈何不得。
到了北宋，虽然世家大族衰落了，但宋太祖为了防止藩镇割据，杯酒释兵权，要制约武将，就要重用文官，尊重士大夫。北宋的君主，大都开明大度，对读书人礼让三分。这要感谢宋太祖留下的好传统。宋太祖当政的时候，宰相赵普要提拔某个人，太祖不喜欢他，拖着不批。赵普不高兴了，批评皇帝说：“赏罚分明是古往今来的规矩，岂能以陛下个人好恶来定夺？”皇帝还是不理，走开了。赵普急了，追上去，不肯罢休。太祖自知理亏，竟然拗不过宰相，只能悻悻然批准了。
宋太祖曾经立下一条规矩：“不杀大臣和言官！”宋代的士大夫地位是很高的。宋朝的君臣关系，君像一个君，臣像一个臣，大都符合儒家的圣君贤相标准。前几年有一个问题问历史学家：假如时光可以倒流，你愿意生活在哪个朝代？你猜到了吗，许多历史学家选择的竟然都是宋代！
元明清的绝对君主专制
可惜的是，这种共治的局面，并没有持续下去。
有一句非常流行的话，叫“崖山之后无中国”。崖山一战，南宋的残兵被蒙古大军全部歼灭。很多人认为，中国文化从此断绝。这个说法未必准确，因为元代以后，中华文明依然还在延续嘛。不过，如果换一种角度，宋朝灭亡之后，士大夫跟君主共治天下确实终结了。崖山之战，确实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关键节点，这就是宋元之变。
在元代以前，不管是功臣集团、世家大族还是士大夫，总有一种势力可以跟皇权抗衡。但是，崖山之后，这种势力不存在了。这当然跟蒙元的异族统治有关。
元朝的统治者把臣民分为四等，蒙古人、中亚来的波斯人、阿拉伯人都是可靠放心的阶级，而汉人即使做官，也不能担任正职。至于宰相大臣，更是轮不上了。蒙元皇帝是说一不二的大可汗，是丛林世界的狮子王，卧榻之旁决不容他人酣睡，哪里还容许有士大夫和大可汗共治天下？
不过，元朝开创了绝对的君主专制却不懂得如何把它制度化。真正让它变成一套制度的是继之而起的明朝。别看明朝回到了汉人当皇帝的时代，但朱元璋在政治上继承的却是元朝的绝对君主专制，而且将它制度化了。
朱元璋废除了宰相制，这是中国政治史上的大事变。士大夫能够跟君主共治天下，制度上靠的就是相权。如今，宰相没有了，六部尚书直接向皇帝报告，对君主负责。儒家士大夫的文官政府再也没有能跟皇权相平衡的相权。
明清的官员，不要说权力，连性命都捏在皇帝的手上。宋太祖曾经定下“不杀大臣”的祖训，所以宋代士大夫有安全感。到了明朝，朱元璋把读书人看成奴才和家畜。他稍不满意，便在大庭广众之下，剥掉臣下的裤子，打得血肉横飞，当场打死的也不在少数。
回过头来看秦汉到明清的历史，非常令人感叹。皇权越来越集中，文官的地位越来越低，成为秦始皇建立大一统之后的总趋势。这一点，从君臣见面时所行之礼就可以看出来。汉代的丞相面圣，皇上必须起身相迎；唐代的三省长官去见君主，皇上还能请坐赏茶，君臣在一起坐而论道；到了宋代，宰相在君主面前，只能毕恭毕敬站在那里，叫作“立奏”；明朝呢，从首辅到文武百官觐见皇上，就要行三跪九拜之礼了。
皇帝这么厉害，明朝的士大夫是不是都给吓坏了呢？错了。我之前讲过，到了明朝儒学发展出阳明心学，给士大夫很大的精神鼓舞。明朝士林当中，竟然形成了这样一种风气，谁给皇帝提意见，提得越尖锐，名气就越大，如果因此而受到廷杖，那就是流芳百世了。于是前赴后继，一个倒下了，另一个又站出来了。
最出名的莫过于海瑞了。海瑞在奏疏中批评皇上虚荣、自私、多疑，气得嘉靖皇帝大声喝令：“抓住这个人，不要让他跑了！”旁边的宦官不慌不忙地跪奏：“万岁不必动怒，这个海瑞向有痴名，听说他已自知必死无疑，他在上奏之前，已经买好一口棺材，召集家人诀别。仆从早已吓得统统逃散，这个人是不会逃跑的”。嘉靖最后命锦衣卫将海瑞抓到死牢，差点杀了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