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6日，驻丰台的日军清水节郎大尉率领着他的中队在炮兵的配合下，通过宛平县城，然后拐到铁路北面的大瓦窑，开始以卢沟桥为假想敌的攻击演习。
中国守军金振中营长为了侦察敌情，在午饭后，换了便服，扛着铁锹向大瓦窑附近日军的演习地走去。他刚过卢沟桥火车站，就远远地看到日军队伍，这些日军不顾雨淋和道路泥泞，以卢沟桥为目标，进行攻击式演习。后面炮兵如临大敌，紧张地构筑工事，再后面隆隆不绝的战车也开了上来。金营长凭一个军人的直觉，感到不同寻常，见机溜了回来。
回到营部，马上召开军事会议。金营长摊开军事地图，一个连一个连地询问战斗准备工作。问到卢沟铁路桥守卫排排长的时候，金营长特别叮嘱铁路桥与石桥同等重要，而铁路桥没有拱卫城，只是桥头一片空地，兵力无法调动，只能死守。 前面已经介绍，当年修建卢沟桥和宛平城目的是拱卫京城，宛平城在桥东，京城一侧。而现在态势已和以往不同。日军已经占据丰台，兵出其后，扼守卢沟桥已不是保卫京城而是守住北平与中原通道。兵力部署方向也要和当初相反。永定河东岸(北平一侧)兵力部署的突出部位就是宛平城。宛平城内驻守着9连和重机枪连、轻迫击炮连，城北铁路桥东头是11连，城南一带沿河驻守12连。重迫击炮和预备队均在河西。假如当年建桥和建城的先民忽然活过来，他们怎么也不会理解这些枪口对着京城的队伍，是在保卫北京(北平)！建设平汉铁路的先辈，在建设卢沟铁路桥之时，恐怕也没有想到，此处将是中日交战的焦点。而更难设想敌兵出击方向是在北平一侧，有了铁路桥更增加了中国军队扼守的难度。
7月7日上午，驻守丰台日军河边正三旅团第1联队第3大队第8中队，由中队长清水节郎率领，又到回龙庙和大瓦窑附近演习。回龙庙在宛平城西北，大瓦窑在宛平城东北，宛平城、回龙庙、大瓦窑各距约1500米，成三角形。
此时，37师110旅旅长何基沣已在头一天接到219团3营金振中营长关于日军有异常情况的报告后(此时团长吉星文在庐山参加军官训练团学习，10日回到宛平)，已命令吉星文219团密切注意监视日军行动，并命令全体官兵“如遇日军挑衅，一定坚决回击！”
何基沣对当天日军演习动向也感到异常，于是就电告正在保定的冯治安师长，并催促他马上返回北平。此时谁也不会想到5个小时以后，在宛平城下，中日两国两个民族的命运决战轰然爆发。
7月7日，暮色降临，在大瓦窑演习的日军迟迟不撤，并加紧构筑工事。为防备万一，宛平警察局在天黑前把东门关闭，不许出入。
晚7时30分，清水节郎大尉下令部队开始夜间演习。部分军官和假想敌旋即到东面活动。天完全黑下来以后，清水率600名官兵向假想敌所在的东方移动起来。
22时40分，宛平守军突然听到城东北日军演习位置响起一阵枪声，共18响(据日方统计)。
从当时华北形势看，中日双方军队频繁演习，无论是空弹还是实弹，都是极为平常的事，可是，这十几声枪响，却揭开了中日全面大战的序幕。
在当时情况下，两军经常演习，枪响也不算回事。但这回枪响，据日方称1名新兵失踪，这名新兵叫志村菊次郎，是一位向假设敌传达命令的传令兵。
据日本联合通讯社驻上海分社的负责人松本重治的回忆录《上海时代》中“卢沟桥畔的枪声”一节记述：“清水中队长听到枪声，立即以无线电向丰台的大队本部报告了中国军队的不法射击。同时，集合中队点名，发现缺少一人，因此也向大队长报告了‘士兵一人下落不明’。实际上，约3小时(另一说20分钟——编者注)之后，下落不明的士兵归了队，并非被中国方面绑架去了。这个新兵担任传令兵，在离队解手返回时，在黑暗中走了相反的方向，因此延误了归队时间。
一木大队长听了清水中队长的报告，对士兵一人下落不明之事非常重视，立即将事件报告给北平的联队长牟田口廉也大佐(上校)。一木大队长奉命带领丰台的一个中队士兵急赴现地，与中国方面进行交涉。
曾任日本关东军参谋的田中隆吉有一段记述：
7月8日，我由内蒙化德乘飞机到达天津。晚间，在芙蓉馆(日本料理)辟室与天津特务机关长茂川秀和少佐对酌，他说：“放枪的事，是共产党学生干的……”我和茂川曾经在参谋本部共过事，我了解他一向和北平共产党方面的学生交往密切，所以就追问他一句：“那么，教唆他们干的元凶就是你啰？”他满脸通红点头承认……茂川还承认，中日双方于7月11日达成停战协定后，他又多次唆使部下趁夜在中日两军之间鸣放鞭炮，企图激化冲突，扩大战火。
北平警备司令部军法处和保定绥靖公署军事法庭1946年6月审判战犯茂川秀和的问答笔录对谁挑起战争有过涉及：
法官问：“七.七”事变是谁挑起来的？
茂川答：是日本军国主义。
法官问：“七.七”事变近因是为什么？
茂川答：(日军)北平驻军外出演习时被打击了。有这个事情。
法官问：这责任应当谁负？
茂川答：在日本军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