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之学者必有师。
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
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惑而不从师，其为惑也，终不解矣。
生乎吾前，其闻道也固先乎吾，吾从而师之；生乎吾后，其闻道也亦先乎吾，吾从而师之。
吾师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是故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
嗟乎！师道之不传也久矣！欲人之无惑也难矣！古之圣人，其出人也远矣，犹且从师而问焉；今之众人，其下圣人也亦远矣，而耻学于师。
是故圣益圣，愚益愚。
圣人之所以为圣，愚人之所以为愚，其皆出于此乎？爱其子，择师而教之；于其身也，则耻师焉，惑矣。
彼童子之师，授之书而习其句读者，非吾所谓传其道解其惑者也。句读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师焉，或不焉，小学而大遗，吾未见其明也。
巫医乐师百工之人，不耻相师。
士大夫之族，曰师曰弟子云者，则群聚而笑之。
问之，则曰：“彼与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则足羞，官盛则近谀。”
呜呼！师道之不复可知矣。
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君子不齿，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其可怪也欤！圣人无常师。
孔子师郯子、苌弘、师襄、老聃。
郯子之徒，其贤不及孔子。
孔子曰：“三人行，则必有我师”。
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
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
李氏子蟠，年十七，好古文，六艺经传皆通习之，不拘于时，学于余。
余嘉其能行古道，作《师说》以贻之。
白话释文
古代求学的人一定有老师。
老师，是可以依靠来传授道理、教授学业、解答疑难问题的。
人不是生下来就懂得道理的，谁能没有疑惑？有了疑惑，如果不跟从老师学习，那些成为疑难问题的，就最终不能理解了。
生在我前面，他懂得道理本来就早于我，我应该跟从他把他当作老师；生在我后面，如果他懂得的道理也早于我，我也应该跟从他把他当作老师。
我是向他学习道理啊，哪管他的生年比我早还是比我晚呢？因此，无论地位高低贵贱，无论年纪大小，道理存在的地方，就是老师存在的地方。
唉，古代从师学习的风尚不流传已经很久了，想要人没有疑惑难啊！古代的圣人，他们超出一般人很远，尚且跟从老师而请教；现在的一般人，他们的才智低于圣人很远，却以向老师学习为耻。
因此圣人就更加圣明，愚人就更加愚昧。
圣人之所以能成为圣人，愚人之所以能成为愚人，大概都出于这吧？人们爱他们的孩子，就选择老师来教他，但是对于他自己呢，却以跟从老师学习为可耻，真是糊涂啊！那些孩子们的老师，是教他们读书，帮助他们学习断句的，不是我所说的能传授那些道理，解答那些疑难问题的。
一方面不通晓句读，另一方面不能解决疑惑，有的句读向老师学习，有的疑惑却不向老师学习；小的方面倒要学习，大的方面反而放弃不学，我没看出那种人是明智的。
巫医乐师和各种工匠这些人，不以互相学习为耻。
士大夫这类人，听到称“老师”称“弟子”的，就成群聚在一起讥笑人家。
问他们为什么讥笑，就说：“他和他年龄差不多，道德学问也差不多，以地位低的人为师，就觉得羞耻，以官职高的人为师，就近乎谄媚了。
”唉！古代那种跟从老师学习的风尚不能恢复，从这些话里就可以明白了。
巫医乐师和各种工匠这些人，君子们不屑一提，现在他们的见识竟反而赶不上这些人，真是令人奇怪啊！圣人没有固定的老师。
孔子曾以郯子、苌弘、师襄、老聃为师。
郯子这些人，他们的贤能都比不上孔子。
孔子说：“几个人一起走，其中一定有可以当我的老师的人。
”因此学生不一定不如老师，老师不一定比学生贤能，听到的道理有早有晚，学问技艺各有专长，如此罢了。
李家的孩子蟠，年龄十七，喜欢古文，六经的经文和传文都普遍地学习了，不受时俗的拘束，向我学习。
我赞许他能够遵行古人从师的途径，写这篇《师说》来赠送他。
扩展资料
创作背景
《师说》大约是作者于贞元十七年至十八年（801—802），在京任国子监四门博士时所作。
贞元十七年（801），辞退徐州官职，闲居洛阳传道授徒的作者，经过两次赴京调选，方于当年十月授予国子监四门博士之职。
此时的作者决心借助国子监这个平台来振兴儒教、改革文坛，以实现其报国之志。
但来到国子监上任后，却发现科场黑暗，朝政腐败，吏制弊端重重，致使不少学子对科举入仕失去信心，因而放松学业；当时的上层社会，看不起教书之人。
在士大夫阶层中存在着既不愿求师，又“羞于为师”的观念，直接影响到国子监的教学和管理。
作者对此痛心疾首，借用回答李蟠的提问撰写这篇文章，以澄清人们在“求师”和“为师”上的模糊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