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首先由博古作关于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史称“正报告”），他在报告中强调第五次反“围剿”失败是由于敌人力量强大、党的各项工作没有做好等客观原因，而基本否认他和李德的军事指挥错误。周恩来接着在关于反对敌人第五次“围剿”的军事工作报告（史称“副报告”）中，实事求是地指出了反“围剿”战争中在战略战术方面存在的问题，诚恳地进行了自我批评，同时也批评了博古和李德。随后，张闻天根据会前和毛泽东、王稼祥讨论的意见，作批判“左”倾主义军事路线的报告（史称”反报告”），他尖锐地批评了博古、李德的“左”倾军事路线。
毛泽东接着发言，他运用事实驳斥了博古所讲的各种客观原因，认为红军具有粉碎敌人“围剿”的有利条件。并且就具体的战术问题和军事指挥问题，如对诱敌深入、集中优势兵力、运动战、游击战、战争的持久战和战役战斗的速决战、保持有生力量和保卫苏区领土的关系、战略转移与实行突围的问题等，作了深刻的论述。
王稼祥在发言中旗帜鲜明地支持和赞同毛泽东的意见，批评了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和战略战术上的错误，拥护毛泽东出来指挥红军。
朱德、李富春、聂荣臻、刘少奇、陈云、彭德怀等纷纷发言，“完全同意洛甫及毛王的提纲和意见”，认为博古的报告“基本上是不正确的”。
只有凯丰替博古辩护，“不同意毛、张、王的意见”，博古“没有完全彻底的承认自己的错误”（凯丰、博古后来都认识了他们的错误，为党做了大量的工作），李德“完全坚决的不同意对于他的批评”，并辩解说他本来只是作为顾问提提建议，是中国同志自己搞坏了。
会议最后决定：“（一）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二）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三）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四）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会议还“一致决定改变黎平会议以黔北为中心来创造苏区根据地的决议，一致决定红军渡过长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苏区根据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