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甬坚
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理学博士，主要从事历史地理学、环境史学的研究。
摘要：从古代历史文献的考订，到近现代新疆、河西地区大量简牍文书的发现和论证，中国西域屯垦史已积累较多的研究成果。本文再次提出屯田区概念，试图构建一个中国西北边疆史的西域屯田发展系统。通过对历代西域屯田区的实证举例，可见其经历的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由弱到强、反复变化的过程。本文从中归纳出屯田区的基本内涵：即以遗址、遗迹形式见存的古城及其附属的防卫建筑、堆放粮食等物质的仓禀建筑、屯田人员的居住建筑、靠近河流建立的水利设施、沿河流两岸分布的屯田田地（农业生产范围），靠近沙漠、戈壁、山脚、民田等不同地貌的屯田区边界等。本文提出应在屯田区域研究中注意淬炼和使用行之有效的复原方法：史料考订的历史学方法、考古学方法、历史地理学方法、绿洲学方法、遥感影像和GIS技术等，以在新的高度和层次上推进西域屯垦史研究。
关键词：西域；屯垦史；屯田区；历史学；考古学；历史地理学；绿洲学；遥感影像；GIS技术运用
屯田区即屯田区域的简称，也称屯垦区，这是一项内涵丰富而又十分艰深的历史研究课题。自西汉王朝的边疆拓展到西域，因时事因地利建立屯垦制度以来，形成了跨越漫长历史时期的西域屯垦史，犹如一座储藏丰厚的宝藏之山，留待学人们认识和挖掘。
本文尝试在前人基础上，建立起中国西北边疆史的西域屯田发展系统。试图以历代屯田区之盈缩作为探求西域历史发展的一条线索、一个界面，由此归纳出屯田区概念的基本内涵。另一个重要的考察内容，是梳理前人使用过的概念和研究方法，思考它们曾经支撑过何种研究，产生了何种结果，在对各种方法进行淬炼遴选后，又可以取得怎样的进一步的研究成果。
一、屯田区概念再提出
前人基于自身的知识积累，或对西域历史及地理的认识，对于屯田区有过不同的表述。
20世纪初，英国考古学家奥里尔·斯坦因（1862-1943）服务于印度政府，得到印度测量局派员协助，对亚洲腹地的中国新疆地区的古代文明遗迹进行了勘察和发掘，称其为“探险”。在他的《西域考古记》里，有过这样的记述：
从地图上看来，这一大片地方很像是“自然”有意在地球上发生大文明的几处地域之间，造了这样一座障壁，隔断了它们在文化方面彼此的交流。因为在这片地方以内，自东到西径长一千五百英里，自南到北也在五百英里以上，而生物可以居住的只严格地限于几线沙漠田，这些沙漠田除去些许地方以外，比较又都是很小的地方，此外就是一望无垠的沙漠了。这些沙漠无论是散布在高峻的山脉之上，或是位于山麓携带冰川，穷荒不毛，以及流沙推动的平原上，几乎是任到何处，滴水全无。
此处“障壁”是指分布在新疆周边的天山、帕米尔高原和昆仑山及其绵长的余脉。相比沙漠之广大，“这些沙漠田除去些许地方以外，比较又都是很小的地方”，是道路所经、村落城邑所在，旅行者必定会借住于此，在旅行中多有所见。
斯坦因采用“沙漠田”的表述，着重于农田存在于沙漠之中的客观地理条件，其面积大小因地而异。1951年，简牍研究专家劳榦（1907-2003）发表《从历史和地理看过去的新疆》一文，对散处新疆沙漠边缘的农田，则表述为“水草田”：
新疆中、南、北三区，因为地形的不同，所以就形成了三种不同的区域，北部是准噶尔盆地，以草原为主；中部是天山山脉，以山地为主；南部是塔里木盆地，以荒漠和水草田为主……
农业的发展，应当和沙漠中水草田有若干关系的……
但凡定居之所和开垦农田的地方，随着人口增加和农业技艺提高，耕种面积必定逐渐扩大。“沙漠田”“水草田”这样的表述，如今已被学界习用的绿洲（Oasis）概念所替代，即沙漠中存有水草和绿色的土地。
此外，我们还注意到一些学者使用过“屯田区”这一概念，例如：
1957年，陈连庆（1916-1989）在《东汉的屯田制》一文中阐述：东汉“明帝时应有楼兰屯田……均与前此的说法不太相同。总之，这一部分是想就钩稽所得的史料，企图发现每个屯田区的特点，进而找出它们彼此之间的关系的”。鉴于北匈奴在天山北面的实力，“故戊己校尉更互屯焉”，由史料中的“互屯”转而探讨屯田区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可取的。
1974年，管东贵发表《汉代的屯田与开边》长文，认为“西域虽多为沙碛之地，然沿天山山麓如轮台、渠犁、车师，以及稍东的伊吾一带，则仍多为沃壤，宜于耕种”。作者确有“区”的概念，使用的河套区、河西区用词即是，说到屯田之地多使用“一带”来表示。论文所附《汉代屯田开边图》（原刊第89-90页折图），兼及整个版图，标示西域屯田地点有轮台、渠犁、伊循、赤谷城、焉耆、车师（包含交河城、柳中、金满城、高昌壁）、莎车（北胥健屯田）、伊吾，包含地名最全。
1989年，方英楷所撰《新疆屯垦史》出版，全书上下册78万字，偏重历代“屯垦分布区”的列表和文字描述，对清朝更是分期分区予以表述，附录二为《历代在新疆屯垦总表》，数据多见于表格中。这一著作展示了新疆屯垦史的继承性和连续性。
2001年，张德芳在《从悬泉汉简看两汉西域屯田及其意义》一文中，强调指出“轮台和渠犁，是西域开辟最早、位置最为适中、持续时间亦最长的屯田区”。这两处屯田地点已成为本地区西汉考古最具有代表性的位置。
2012年，王希隆发表《唐代西域屯田述略》一文，阐述“唐代西域屯田以军屯为主。最初，西域开设的屯垦区主要集中在西域东部伊、西、庭三州，所谓‘屯守常千人，屯士数年一易’而已。自阿史那社尔平西域置四镇之后，随着安西四镇的设立与北庭大都护府的设立，唐朝对西域的控制全面加强，设立了更多的屯垦区，天山南北皆开设屯田。”以屯田区为先导和基础，带动和促进民屯，这是唐朝屯田的特点。
2017年，宁欣在《西域屯垦经济与新疆发展研究·序》中写道：
目前对屯垦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屯垦史、屯垦戍边、屯垦与国家安全等问题，很少有专门研究单纯的屯垦经济发展史的研究成果。新疆作为中国屯垦的典型区域，尤其需要梳理其两千年来屯垦经济发展的背景、屯垦群体、屯垦区域、屯垦绩效等问题，以便于更为客观地了解中国这个特殊区域内所进行的屯垦经济的历史进程。
这是近些年来立足屯垦经济发展史研究目标，对学界做出的最明确指向。
2018年，达吾力江·叶尔哈力克发表《汉武边塞与西域屯田——轮台、渠犁屯田考古发现初论》一文，特别指出：“以往对于汉代西域屯田的讨论更多集中在屯田开始、延续和中断的时间，对于屯田可能的区域以及区域的选择并没有深入地探讨”。职是之故，论文以历史文献记录与考古勘察结果互证，对轮台、渠犁屯田进行实证研究。
从上述事例可见，历代西域屯田区的范围如何，本身即为一个客观事实，其经营过程亦具有明显的历史地理学意义，厘清地面上的遗迹、屯田人员的日常生活及与诸方面的关系，将会成为此类研究的必然走向。
二、不同时代屯田区域复原的尝试
西汉是开启西域屯垦的时代，其遗迹和影响因延至后世而意义非同一般。今人欲做屯垦史研究，为寻求根源，建立可靠的研究基础，更加离不开前人的奠基之功。下面谨举汉、唐、元、清及现代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屯田区方面的事例，以回顾学界已取得的进展。惟视野有限，所举事例挂一漏万，尚请高明者指教。
1.汉代西域屯田区举例
屯田区最重要的征象即为历史地名。张德芳认为：西汉在西域的屯田基本分布在轮台、渠犁、车师、伊循、赤谷城等地，最早始自李广利伐大宛之后，最晚到王莽时代，前后约一个世纪左右。
西汉楼兰区域内的伊循城，其地望长期以来争论不止。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于志勇对此曾有非常细致的归纳和评述：
“伊循城”地望的研究，约始自清代徐松，在《汉书西域传补注》里，徐星伯据《水经注》所记“河水经伊循城北，又东注泽，泽在扜泥城”，认为“是伊循在楼兰国西界，”并且《水经注》所记敦煌索劢屯田是“伊循屯田之事”。具体地望位置的考察和研究，则起始于20世纪初斯文·赫定发现楼兰之后实地调查和发现对西域史地研究的冲击。20世纪初，A.斯坦因等在踏查若羌至罗布泊地区汉唐遗址后，依据沙畹和伯希和等对楼兰出土简牍文书、《新唐书》、《水经注》以及敦煌所出《沙州伊州地志残卷》的史地研究结果，将米兰遗址比定为楼兰国“扜泥城”，将汉代“伊循城”定在今若羌，德国学者赫尔曼则将“伊循城”定在米兰，而将“扜泥城”定在若羌。两氏均将“扜泥城”和“伊循城”定在罗布泊南部，即今天的米兰绿洲和今若羌县城所在的绿洲。之后，日本学者藤田丰八、大谷胜真、松田寿男以及中国学者黄文弼、冯承钧等多赞同将伊循定在南道若羌绿洲；1970年后，马雍、陈戈、侯灿、饶瑞符、章巽、余太山、黄盛璋、王守春、张德芳、伊藤敏雄、李炳泉等认为，米兰遗址为伊循城，元凤四年之后，鄯善国都南迁，扜泥城在今若羌。与上述学者主张的“伊循城”位于罗布泊南部的观点（简称“南道说”）完全不同，长泽和俊、孟凡人、赤松明彦等学者认为，“伊循城”应该位于罗布泊西北部、西汉通西域的丝绸之路北道上，并且分别推定为土垠遗址、斯坦因编号LK古城遗址（简称“北道说”）。
从清人徐松到日本学者赤松明彦，再到本文作者于志勇，参与伊循城地望讨论的研究者有20余人，这是西域地名考证的一个缩影，最后作者又提出最新的考古学结论——罗布泊西北部的LE古城应当是伊循城故址所在。作者也解释了“南道说”和“北道说”两种观点产生的原因：一是学者们对史料的不同理解或疑惑，导致在辨析和取舍史料时各持己见，众说纷纭；二是由于实地调查极为有限，考古发掘工作和研究工作明显薄弱，长期缺乏能够有力支持南、北两说的准确而可靠的考古材料。
以考证精细著称的藤田丰八（1869-1929），将其所著《扜泥城与伊循城》放置在《西域研究》一书首篇位置。他观察到汉唐间文献所记二城地理位置有“正属东西相反”的现象，“殊堪惊异”，有所解释又不能断其正误。后来黄文弼根据《水经注》的记载，批评斯坦因，又批评藤田丰八“欲以《水经注》之伊循城与东故城，配合唐之屯城与石城镇，亦限于时空不相容之谬误，两者皆非也”。于志勇也评论道：“首位专论‘伊循’地望的学者藤田丰八对史料相互矛盾的困扰和踌躇，也可见于字里行间；长泽和俊先生还不客气地批驳这位前辈‘南道说’为‘谬说’”。此例表明历史地名地望的考证工作是相当繁复的，经过百年争论尚未有定论，但其学术推动作用却不可小视，时值今日，学者们还可以通过其他途径——如考古学研究来予以推进。
学界前辈陈连庆用过“屯田区”概念，在其早年论文《东汉的屯田制》里提出了东汉时代西域屯田的三个阶段：自明帝永平十六年（73）到章帝建初二年（77），是第一阶段，屯田地点为伊吾、柳中、金满、楼兰等处；自和帝永元二年（90）至安帝永初元年（107）为第二阶段，屯田地点为柳中和伊吾；自安帝延光二年（123）至献帝建安元年（196）为第三阶段，屯田地点与第二阶段相同。在每个阶段中，伊吾和柳中都相当重要，伊吾屯田共有87年，柳中共有94年，在东汉各地屯田中时间最长。末了，他说“我希望研究中国历史分期的人们能注意东汉屯田的历史实际”。
2.唐朝西域屯田区举例
魏晋南北朝时期西域地区诸民族极为活跃，丝路沿线交通时断时续是基本情况，中原王朝经营的屯田也相当不稳定。隋朝争取西突厥的归顺，西域经营又进入新的阶段。
《唐六典》卷七《尚书工部》记屯田郎中、员外郎的职责是“掌天下屯田之政令。凡军、州边防镇守转运不给，则设屯田以益军储。其水陆腴瘠，播殖地宜，功庸烦省，收率等级，咸取决焉。诸屯分田役力，各有程数”。所记河西道屯田地点有：
河西道赤水三十六屯，甘州一十九屯，大斗一十六屯，建康一十五屯，肃州七屯，玉门五屯，安西二十屯，疏勒七屯，焉耆七屯，北庭二十屯，伊吾一屯，天山一屯。
今新疆范围内有安西、疏勒、焉耆、北庭、伊吾、天山六处，共五十六屯。其中“大者五十顷，小者二十顷。凡当屯之中，地有良薄，岁有丰俭，各定为三等。凡屯皆有屯官、屯副。”朝廷官修政书胪列屯田事项，便于今人开展屯田区域研究。
2012年，王希隆发表《唐代西域屯田述略》一文，专论唐代西域屯田的规模及屯垦区分布，划分出七个以军屯为主的屯垦区，称若以每屯50顷计，46屯总计2300顷、23万亩。七个屯垦区具体情形如下：
（1）伊州屯垦区 分布在哈密一带，伊州下设伊吾、纳职、柔远三县。散在甘露川两岸，即今巴里坤县城东北的大河古城遗址一带，农耕条件甚好，每年所获屯粮，除供给当地驻军外，还供给庭州驻军。
（2）西州屯垦区 西州下辖高昌、柳中、交河、天山、蒲昌五县，在伊、西、庭三州中编户齐民最多。天山县位于今吐鲁番托克逊县北部，靠近天山，水源充足，耕地广阔，适宜屯垦，故驻军及屯垦区冠以天山之名。
（3）庭州屯垦区 贞观十四年（640）设庭州，辖金满、蒲类、轮台三县。长安二年（702）设立北庭都护府，管辖天山以北直至今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地区。庭州驻军增多后，主要依靠屯田供给军粮，而生产是依赖天山雪水灌溉。开元年间，屯垦区面积与安西大都护驻地龟兹相同，也是20屯，10万亩左右。该屯垦区中，以轮台屯田成效最为卓著。在庭州西北七百里处的清海，即今石河子市附近也开设了屯田，当地驻军名为“清海军”，屯田面积万亩以上。
（4）龟兹屯垦区 龟兹即今库车，是为西域大国，居西域中心地带，位于东西交通孔道上，唐朝于此设立安西大都护府，为西域的政治军事中心。龟兹也是龟兹都督府和龟兹镇所在地，当地驻军人数当居西域各地之首位。龟兹是塔克拉玛干沙漠北部的著名绿洲，当地驻军利用土地肥沃、水源充足、物产丰盈的自然条件大兴屯垦。至开元年间，当地开设有20屯，面积也在10万亩左右。
（5）疏勒屯垦区 疏勒即今喀什，是通往中亚、西亚和印度的必经之地，唐朝于此设有疏勒镇和疏勒都督府。疏勒河水源充足，当吐蕃陷安西，“四镇路绝”之时，安西大都护郭元振率军屯驻疏勒水岸坚守，少了断粮之忧。开元年间当地开设有七屯，耕地面积当在3.5万亩左右。
（6）焉耆屯垦区 焉耆位于今博斯腾湖西北，是连接西州与龟兹通道的必经之处，当地设有焉耆镇与焉耆都督府。焉耆屯垦区的开设较早，至开元年间，设有七屯，当有3.5万亩左右。规模远超西州、伊州，反映出当地驻军人数较多，而驻军用粮主要依赖屯田供给。
（7）碎叶屯垦区 碎叶位于今吉尔吉斯斯坦托克马克附近，地当丝绸之路北道要冲。安西大都护府建立后，唐将王方翼筑碎叶城，史载“渡伊丽河，至碎叶界。又西行千里至碎叶城”。《新唐书·地理志》记载当地“有保大军，屯碎叶城”。碎叶屯垦区规模较大，有人认为当其盛时应有屯田军万余人，屯地10万亩左右。
《唐六典》记载已说明“大者五十顷，小者二十顷”，差距有五分之三。因此，需要评估每一个屯田区的自然及生产条件，才易于掌握屯田区的实际情形。
3.元朝西域屯田区举例
唐朝之后，喀喇汗王朝、西辽王朝在中亚、西域地区很有影响，鼎盛时期影响及于今新疆东面，蒙元兴起后又逐渐形成向西发展的势头。
据研究约1219年，成吉思汗曾命哈剌亦哈赤北鲁在天山北部的独山城屯田。其原因是独山城“当北来要冲”，地理位置非常重要，具有军事战略价值。忽必烈统治时期，为平定西北诸王反叛，加强西域地区的防御能力，稳定元朝在西域的统治，元朝政府派遣了大量军队进入西域。为了解决军队的粮食问题，元朝政府在别失八里（今吉木萨尔北）、曲先（今库车）、斡端（今和田）、阇鄽（今且末）等地设立屯田区，命令驻军和百姓开展屯田，取得了显著成效。
4.清朝新疆屯田区举例
明朝历史上与哈密、吐鲁番关系密切，却缺乏屯田方面的建树。
清朝在新疆的屯田颇有成绩，学界一直作为重点。清朝新疆屯田区的研究有一个很好的范例，1990年王希隆著作《清代西北屯田研究》，时隔22年又有了增订版。2007年，刘翠溶、范毅军合作《试从环境史角度检讨清代新疆的屯田》一文，采用的研究方法是“以王希隆整理的清代新疆各类屯田的数据为基础，用地理信息系统来呈现屯田在时间与空间上分布的变化，”还叙述了“屯田造就的人为景观”。该文有鉴于相关著作大都“没有地图可助读者对屯田的空间分布有清楚的认识，”便采用嘉庆二十五年（1820）行政区界为基准，分区考察各类屯田的分布与规模。本文所绘地图是以中研院依据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所建置的《中华文明之时空基础架构》为底图，套叠30公尺分辨率的NASA七号测地卫星（Landsat7）影像，再参照《钦定皇舆西域图志》与《新疆乡土志稿》绘上屯田区的分布。这项研究至今受到学界重视，说明采用新的方法做出的富有创意的研究结果，必然会得到关注和好评。
《试从环境史角度检讨清代新疆的屯田》一文按区域绘制屯田分布图11件，从图7“清代新疆屯田总图”、图11“清代新疆屯田面积统计图”中（图1），人们已经注意到的史实有：清朝新疆屯田初期主要是以兵屯为主，民屯、旗屯为辅，主要分布在北疆、东疆、南疆三大垦区、24个地点。
由此例可见，王希隆所著《清代西北屯田研究》是将文献和数据做扎实的第一步工作，之后就易于展开地理信息系统技术手段的运用了。
民国时期的新疆，曾多次推行屯垦政策，对十分重要的区域还设置过类似伊犁屯垦使这样的官职。抗日战争时期，“开发西北”的呼声很高，屯垦也是当时经常谈论的话题。
5.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屯田区
从1954年10月组建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到现在纳入国家体制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这一机构承担国家赋予的屯垦戍边职责已有60多年的历史。
为增强新疆屯田区的纵向对比，我们在此引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牧团场地理位置示意图》，以考察中国西北边疆发展史和新疆屯田区在现代的发展演变状况。
图1《清代新疆屯田面积统计图》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当年遵照上级部门的指示，“不与民争利”，通过垦荒、接管、借用等途径获得土地的经营权，在莽莽荒原安顿下来，形成今日的分布情形。简要归纳兵团屯田区设防布点所依据的原则，计有：（1）保卫国家安全，有利于边疆稳定；（2）有利于边疆各民族的生产和发展；（3）具有水土资源开发的条件，有利于开发和建设边疆。自50年代开始，兵团依托三山（天山、阿尔泰山、昆仑山），逐步建设了南疆农垦带、北疆农垦带和边境农垦带。赵予征认为，这种布局“大体上是沿着‘丝绸之路’部署的，根据屯垦戍边的需要，主要集中在北路和中路，”相应章节的各垦区分布，就是据此而来。（图2）
图2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牧团场地理位置示意图
（审图号：新S（2002）069号；地图审核：新疆测绘局）
6.屯田区概念基本内涵的归纳
在中国历史上，西域屯田呈现出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由弱到强、历经反复变化的过程。两汉属于草创时期，后经过唐朝的七个屯垦区，到清朝的三大垦区、24个地点的分布，再至现今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各个农牧团场，屯田区已然成为储藏丰厚的宝藏，若赋其名，即为西域屯垦史。
屯田自西汉军屯始，在历史的长河中逐渐增加了民屯、商屯、遣屯，清代民屯因部族的不同，又有回屯、旗屯的区别，这反映了中原王朝对西域地区的亲和力、控制力均在增强。而这些屯田区事实上是在延续的，它们有的在延续中得到扩展，有的是在顿挫中走向收缩，但一有复苏的机会到来，又会重新兴旺起来，一个基本的条件就在于高山上的冰雪融水汩汩流下，地势略低的地方就可以垦殖为业，这是自然基础在起到支撑作用。从这个角度思考，西域屯垦史的丰富内容可以建立一个系统来展开全面的研究。
凭藉前人已经做过的大量历史、考古、地理、民族等领域的研究工作，屯田区概念的基本内涵应当包括：以遗址、遗迹形式见存的古城及其附属的防卫建筑；以遗址、遗迹形式见存的堆放粮食等物质的仓禀建筑；以遗址、遗迹形式见存的屯田人员居住建筑；以遗址、遗迹形式见存的靠近河流建立的水利设施；沿着河流两岸分布的屯田田地（农业生产范围）；靠近沙漠、戈壁、山脚、民田不同地貌的屯田区边界。希望有机会再予以细致地阐述。
三、屯田区研究方法的淬炼
从上述事例来观察，屯田区研究多有难度：（1）早期文献记载简略，幸赖简牍文书具有明显的增补作用，却又有连贯解读上的不足；（2）部分地名准确定位难度较大，长期处于众说纷纭状态；（3）屯田区的范围和边界不明，需要结合自然地理方法进行实地考察加以查明；（4）屯田区本身自然条件变化较大，遗址被风沙覆盖或土地沙化后，给田野考古和实地考察工作增添较大困难；（5）屯田区的历史继承中，不同时代的遗迹易于混淆，断代分辨上存在困难；（6）官方屯田与地方民田间的区别方式，尚有待在实践中提出和淬炼等。在上述困境下，惟有研究方法的改进和引进，屯田区研究长期踟躇不前的状态才有可能得到改观，西域屯垦史中的“区域”面貌才会逐渐得以显现。
1.历史学研究方法
历史学包含的专业、学科甚多，尤其是专门史一项，可依据研究需要确定名称，与时俱进不断深化论题，如本文所及西域屯垦史即为其中之一。又如本文所提倡的西域屯田区研究，事实上又包含屯田区田野考古、农业生产、土地关系、组织管理、环境变化等研究内容。
对于历史文献和出土文书的考订乃历史学者之长。以西汉为例，如池田雄一所论，“对西北部的经营，可能是西汉时期最大的外交课题，”对匈奴的战争、对河西的经营、对西域的经营这三个时期史实的叙述和分析，都必须从文献上逐步展开。这项工作管东贵曾做过，他注意到一个事实：“但是汉代对于西域却始终只进行过军屯，而没有像经营河套、河西那样，实行大规模的民屯；西域军屯规模最大的轮台、渠犁一带，亦只不过一千五百人”。他给出的解释是：“第一，汉之向西域发展，根本动机在于对付匈奴，所以在政策上只是联合西域的力量来共同对付匈奴。”“第二，西域离长安数千里（如车师前国去长安即八千余里），与汉仅靠一线河西通道维持关系，而河西通道是一狭长地带，夹在羌、胡之间，所以对维持在西域的势力而言，建设初期转输之烦费固为一大负担，且通道之安全尤难有绝对把握”。这些掷地有声的不易之论，皆为研习文献而来。
对于屯田区的基本状况，则可以从出土的简牍文书里来了解。借居延汉简试论，“守府移将戍田卒□五一〇、二一”，即屯田主体人员戍田卒，“□为注渠一二〇、一八”，系引居延地区额济纳水溉田。“以九月旦始运粪七三、三〇”、“□除沙一人积大司农麦……（B二）四七九、六”，可见屯田生产中的运粪、除沙、积麦等日常内容。“右第二长官二处田六十五亩，租廿六石三〇三、七”，则透露了屯田官员、田亩数、租额之类实际内容。在文献史料分析整理基础上，再结合考古方法、历史地理研究方法，还可取得新的研究进展。
2.考古学研究方法
最早掌握现代历史和考古方法进入新疆考察的中国学者，是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成员黄文弼，20~50年代的4个10年里，他都亲赴新疆考察，中国的田野考古、西北考古皆因此而起。1949年以后新疆的田野考古发掘、文物调查工作，尤其是1980年初著名的楼兰故城、1985~1988年楼兰伊循道的考古调查均取得重大收获。只是针对屯田区域的考古调查及发掘工作还有待开展。
进入新疆屯田遗址进行勘察的考古工作者，事先已做过大量基础性的资料、考察方式、勘察重点等工作的讨论。最新的事例是达吾力江·叶尔哈力克对渠犁城与渠犁屯田的考察。他首先分析《汉书·西域传》等文献记载、前人黄文弼的研究和塔里木盆地北面古城的分布情况，推测出轮台县草湖乡第12号古城遗址或为汉代渠犁屯田校尉城。之后以新疆第三次文物普查资料为线索，掌握了轮台县、尉犁县的古遗址分布情况，结合遗址附近冲沟里发现的汉代铁犁铧等证据，得出了汉代轮台、渠犁屯田遗址就在今天的轮台县、尉犁县境内的结论。文中可见之前的考古学者对这一论题的研究，而这样的研究就好似接力一样，在不同的研究区域都有研究实例。
如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局编著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成果集成》的各类专辑，如《新疆古城遗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辖区内不可移动文物》《新疆坎儿井》《新疆岩画》《新疆古墓葬》《新疆古建筑》等，及国家文物局主编的《中国文物地图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册》均已出版，有利于考古工作者在实际工作中参考使用。
3.历史地理学研究方法
刘文锁作为考古学者，所著《历史地理汇考》依据自身经验，感觉“似乎存在两种历史地理和历史地理学，一种是史书记录的内容以及从中获得的知识；另一种是考古学和地理学发现的历史地理现实以及从中获得的知识。很显然，后一种是更‘实在’的”。这就是走出书斋，走向野外的历史地理工作方法。这一情形，可以视为20世纪60年代侯仁之沙漠历史地理考察的继续，当时考察小组里就有考古学者俞伟超。
野外实地考察的方法，在新疆地区尤不可缺少，也是历史学学者习用的研究方法。此处可举李并成关于古瓜沙地区的一项研究为例证。1994年，他发表了《瓜沙二州间一块消失了的绿洲》，其工作方法是：首先确定历史文献记载这一带地名的地理位置，如古沙州，其治所在今敦煌市沙州故城；古瓜州，其治所在今瓜州县城东南约50公里的锁阳城；唐代苦水，即今芦草沟，自祁连山北麓流入山前土地。依据考古资料，确定了甜涝坝古城、五棵树井古城（甜水井二号遗址）、阶亭驿的位置。依据各种地图资料，将上述河流及其支流、古城、驿站绘出，得到《芦草沟下游古绿洲示意图》(图3)。
图3 芦草沟下游古绿洲示意图（李并成论文附图，1994年）
依据五棵树井城内采集到的残损铜器、铁器、陶器等百余件遗物，前敦煌文物研究所考古组和敦煌县文化馆推测：该城与甜水井一号遗址中均发现了大量铜镞、弩机等兵器，表明二者都是军事上的驻守城址；与武器一起发现了农具，又表明还兼有农业生产的性质，二城可能是汉代进行屯田的戍卒居住的城堡，有可能是汉代县级以下的军事戍所或乡、驿驻地。此城址周长不足六百米，虽不似汉县城址，却可能是西魏所置效谷郡东面的东乡县治。此城东北3.8公里的甜水井一号城址，仍是汉代屯田兵卒驻所；在北魏、西魏则应是东乡县下辖的某乡的乡城，亦或仍为驻军之所。
图4 Google卫星地图所见芦草沟下游区域
关于这块古汉唐绿洲消失的情况，论文得出的结论是芦草沟下游绿洲的沙漠化过程始于唐安史之乱以后，盛于唐代后期，而终于元代中后期，前后延续了五个多世纪。（图4）
4.绿洲学研究方法
绿洲学是地理学科在干旱半干旱地区推进学术研究所产生的贡献。1948年周立三在《地理》期刊上发表《哈密——一个典型的沙漠沃洲》，开创了绿洲学科的先河，绿洲研究成为地理学科中的一个小分支。七八十年代，黄盛璋在环绕塔里木盆地考察中认识到，各绿洲边缘与沙漠之间的过渡地带可以有戈壁、沙地、沙丘、红柳包、雅尔丹、荒地、碱地、盐滩、草丛、芦苇、灌丛、胡杨林等各种类型的地貌形态，它们可以相互组合成为复合的地貌类型，形式不同，其发生原因、过程，就不可能完全一样。他倡导研究绿洲，较早阐述了绿洲被沙漠所包围的地理形态，并指出：中国西北地区开发绿洲已有两千年以上的历史，其“形成之久，延续之长，分布之多，也是世界少有的”，积极倡导建立绿洲学，为绿洲发展提供启发和借鉴。2000年，地理学者对十分兴盛的绿洲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也发表了改进和提高的建议。
历史工作者也可以加入绿洲研究的行列，侯灿即可视为其中的代表者。90年代他已认识到：塔里木盆地内“现在的绿洲城镇，远离考古遗址点从几公里至一二百公里，总的趋势是现在绿洲城镇向盆地边缘退缩，而考古遗址点远在沙漠或荒漠之中”。这一方面反映了古代丝绸之路与今天的交通路线是有所不同的，再就是在河流的最下游，“缺乏水源是遗址废弃、沙漠扩大的主导因素，”而人们的趋利为用、急功近利行为则是绿洲环境恶化的重要因素。应该说，古代的情形更是如此。
现今地理学领域的绿洲研究，按形成的历史年代分为古绿洲（千年以前所形成）、旧绿洲（20世纪中叶以前）和新绿洲（20世纪中叶以后）三个阶段。按绿洲所处地貌部位，划分为扇形地绿洲、沿河绿洲和干三角绿洲。扇形地绿洲分布在河流出山后冲洪积扇中下部的泉水溢出带附近，这里以亚砂土—亚黏土为主，土层深厚，土壤肥沃，地下径流畅通，水质好，土壤次生盐渍化小，如和田绿洲、若羌绿洲、莎车绿洲等古绿洲，千百年来直至现在仍是重要的农业基地。沿河绿洲分布在水量较大的河流低阶地上，或河流深切不严重、引水较方便的河岸地带，沿河流呈狭长分布，伸展范围也不大，如哈达里克古绿洲、桑株绿洲等。干三角绿洲分布在较大河流的终点附近，深居沙漠之中，这里地势平坦，冬季比山麓地带更暖和，一些著名的古绿洲，如尼雅、喀拉墩、丹丹乌里克、且末等即分布在这里。下表介绍我国地学领域自然科学工作者的成果，以观其以河流为技术路线的研究方法和展示方式。
表1 塔里木盆地南缘古城镇一览表（节录）
资料来源：刘东生主编：《西北地区自然环境演变及其发展趋势》，中国工程院重大咨询项目《西北地区水资源配置生态环境建设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自然历史卷》，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143-148页。含有古代国名者按朝代顺序调整表格，扜弥国、精绝国遗址为更正后文字，其余照录。
5.遥感影像和GIS技术运用
遥感影像分析手段进入科学研究领域始自改革开放时期，当时航空遥感技术的试验和应用，预定目标就包括勘察自然环境和自然资源，探索遥感技术在科学研究与生产中应用的可能性。1991年，刘沛林、吴宏岐就发表了《遥感技术应用于历史地理学刍议》的论文。蓝利、穆桂金、齐乌云等将具有较高分辨率的遥感影像，运用于古居延绿洲渠系分布的研究中，借助这种技术找出渠系的引水口以及古渠道的走向，判断古居延绿洲主要分布在现代绿洲的东侧，至少有6处引水口分布于雅布赖、东城圈和马圈城一线西侧的水道上，渠系由西向东进入各垦区，各引水口随水道西迁向西延伸。论文最后依据渠系与遗址、古耕地和红柳包间的联系及碳十四测年数据做出推断：多数渠系始建于汉代，以后长期延用，盛于西夏，弃于元末明初。古居延绿洲早期荒漠化始于距今1300年的唐前期，天然水系向西迁移最终导致了古居延绿洲的废弃和完全荒漠化。2016年，中国科学院大学骆磊完成题为《丝绸之路（南道）屯戍遗址空间考古研究》的博士论文，选择汉唐时期米兰绿洲屯田灌溉工程景观来做空间考古研究，估算出米兰屯田系统的主体面积为8000ha（公顷），并详细讨论了屯田中不同景观要素在“山地—绿洲—荒漠”生态系统（Mountain-Oasis-Desert Eco System，MODES）子系统中的特征与作用。上述技术分析过程及其结果，尤其需要得到历史文献资料、考古学研究工作的印证。
值得一提的是，目前学界已有采用遥感影像技术方法印证西域都护治所位置的考古定位实例。2013年，林梅村发表《考古学视野下的西域都护府今址研究》一文，着力甄别前人的各种见解后，将汉代西域都护治所遗址确定在今新疆轮台县东南的奎玉克协海尔古城。时过7年，于丽君、聂跃平、杨林等发表论文，基于该古城遗址的地望、距西域各国城址的距离、城址形制、规格、绝对年代测定等综合考证，采用多源遥感影像综合分析作业，提出奎玉克协海尔古城就是西域都护治所的假设。两项研究充分发挥自身之长，又有直接的印证，增加了研究结论的说服力，体现了现今学界提倡的相互验证作用。
前引《试从环境史角度检讨清代新疆的屯田》一文，利用清代新疆屯田的历史学成果展开地理信息系统的分析，是一条比较牢靠的研究路径。此外，借历史空间之威名，执GIS之利器，对西域屯垦史展开的研究已有一些案例。
上述历史学、考古学、历史地理学、绿洲学研究方法及遥感影像和GIS技术的运用，皆是针对新疆屯田区研究的实际需要加以介绍的，在实践中还有较大的提高空间。而历史地理学坚持长期的实践过程，注重历史文献记录、考古学证据与地理学原理的结合，对中国西北边疆史、环境变迁研究领域提出的思想和方法，在田野考察中具有特别明显的作用和意义。
四、屯田区研究有助于推进西域屯垦史整体研究
清嘉庆十七年（1812）年底，遭遣戍的徐松到达伊犁戍所惠远城，住入南墙下的第三排（戍馆）。此时，一名进士出身、受职翰林编修的读书人该做什么？“甚么样的著作能够站在一个前无古人的高度，将时空经纬中不断变换着的西域面貌纵横有致、清晰全面地描述出来呢？历史将这一机遇赋予了嘉道之际的徐松”。——这是朱玉麒《西域水道记》“前言”中的一段话。
1994年3月，笔者发表《区域历史地理申论——构建中国历史地理学科体系的重要环节》一文，在末尾做了一个归纳：“从事区域历史地理研究必须时空并重，最重要的是从空间上对区域进行分区、分类、分级的研究，从时间上进行区域空间发展过程的研究，集中探讨区域内部的组织结构以揭示其区域特性，充分关注不同类型和同类型、不同等级以及同等级区域之间的疏密关系，以把握区域的历史地位和未来走向，最终在高度综合、多维空间的基础上形成区域发展系统，而这一结果，正是区域历史地理的研究方向”。就本文论题应取的视角来思考，屯田区类型的区域发展系统，是西域屯垦史研究中一项有待深化的内容。
既然是具有区域性质的科研工作，那就需要考虑采用地理学分区的理论和方法，其中主要是依据自然地理状况——绿洲分布及其演变作出区域的划分，提出命名方案。新疆地质地理状况和格局的形成，始自久远的地质年代，经历过历史时期的自然变迁及人为作用，以屯垦为主线和特征发展起来的农业历史，均为屯田区命名和研究的基础性素材。
在以朝代为时间轴的横向剖面上，需要汇集和提取已有屯田区研究中产生的数据资料，构成屯田区发展系统的面上图件，供GIS技术手段加以分析处理。在以长时段（多个朝代）构成的纵向剖面上，将一个个屯田区作为子系统建立起来，确定好自身的位置和图标，再汇集为一个整体系统，即为我们建议建立的西域—新疆屯田区发展系统。
从以上阐述不难看出，细化一个区域——即某个屯田区的区域史过程是建立系统的基础性工作和关键，因为处理历史材料之间矛盾的基本经验要从这里产生，子系统之间的边界和关联性要从这里拟定解决办法。
前人有关西域屯田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所做过的大量有益工作，通过屯田区发展系统得以延续和光大其学术价值和应用性，着实令人欣慰的。更重要的是为建立这个系统，必然会集中人力智力，针对研究难题奋力而为，势将推动我国西北边疆西域屯垦史的整体研究。
【注】文章原载于《西域研究》2020年第3期。
责编：魏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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