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是民国二十年，凄风苦雨遍布多难的中华大地。由于全国大部分地区长时间的强降雨，引发的水灾危机，南至百粤，北至关外，东抵苏北海岸，西达四川盆地，长江、黄河、淮河、珠江、闽江等各流域大小河川，尽告涨溢，泛滥无忌。尤以江、淮流域为甚。
在面临没顶之灾的危机中，在浊水淤泥中，芸芸众生们是如何苦苦挣扎、辗转求生的呢？当时的国民政府是如何赈灾的呢？效果如何？
1931年气候反常，6～8月3个月内，全中国大部分地区出现长时间连绵淫雨。珠江、长江、淮河、海河以及辽河、松花江流域降雨日数多达35～50天，桂林最多达59天。期间不断出现大雨和暴雨，尤以长江、淮河流域暴雨强度最大。6月28日～7月27日最大30天雨量在300mm以上的雨区，在长江中下游和淮河流域的范围即达76万km2，相应降水总量达3 423亿m3。
大范围、长历时的大雨和暴雨，使洪灾区域几遍全国。
珠江流域自4月至8月发生多次洪水，其中北江横石站洪峰流量达19 600m3/S，仅次于1915年历史最大洪水。西江上游红水河洪水也很大，东兰河段洪峰流量19 700m3/S，与历史最大洪水流量（1891年）仅差1 900m3/S。梧州市尽遭淹没。
黄河三花区间伊、洛河暴发近百年来特大洪水。龙门镇、洛阳、黑石关洪峰流量分别为10 400m3/S、11 100m3/S、7 800m3/S。
海河流域的永定河、大清河，以及松花江上游嫩江也都发生灾害性洪水。
特别是，长江各大支流普遍发生洪水，岷江高场站洪峰流量达40 800m3/S，为近百年来第二大洪水。岷江和金沙江洪水遭遇后，使宜宾以下江水急涨，至重庆，又汇入嘉陵江洪水，使干流寸滩站8月6日出现洪峰流量63 600m3/S。由于乌江等支流洪水汇入，长江干流水位有增无减，8月10日宜昌洪峰流量64 600m3/S。
长江中下游江堤圩垸普遍决口，荆北大堤下段齐家堤口（即麻布拐附近）于7月1日决口，荆北平原尽遭淹没。洞庭湖区、鄱阳湖区、太湖区大部被淹。8月19日汉口站水位达到28.28m，洪峰流量59 900m3/S。如果将河湖溃口水量全部回归河槽，合成最大流量，城陵矶站将达103 200m3/S，大大超过河道泄洪能力。
淮河流域干、支流也同时暴发洪水。从1931年6月下旬开始涨水，7月底8月初相继出现最高水位，淮堤节节溃决。7月27日，正阳关最高水位达24.76m，蚌埠站7月30日出现最大实测流量8 730m3/S，如果考虑不决口还原计算，洪峰流量将达到26 500m3/S，为历史最大值。浮山站7月31日洪峰流量16 100m3/S。进入洪泽湖洪峰流量为19 800m3/S，洪泽湖在加大泄量的情况下，湖水位仍然急剧上涨，超过15.00m的时间长达31天，8月8日水位达到16.35m，是1855年黄河北迁以后湖水位最高的一年。
淮河大水，使蚌埠上下淮北大堤100余千米尽行溃决，苏北运东大堤失守，溃决80多处，里下河地区10多县沉没。
1931年淮河山区洪峰流量与近百年内发生的最大流量比较，除灌河略高于历史最大洪水流量外，其余都低于历史最大值。之所以酿成严重水灾，其原因主要是当年汛期暴雨次数多，洪水总量大。
据《汉口大水写真》一书记载，当时飞机从上海飞往汉口，一路航程，俯瞰地面，展现在眼前的景象是洪水在不断地延伸，地面一片汪洋，除能看到极少的树和一些屋顶外，几乎什么也没有。江汉平原、洞庭湖区、鄱阳湖区、太湖区大部分被淹。武汉市水淹达百日之久。京汉铁路长期停运，津浦铁路中断行车54天。
据《申报》报道，湖南“山洪暴发，排山倒海，推沙转石，一泻数十百里。滨湖各县更水势滔滔，概成泽国”。
另据当时灾情报告。淮河泛滥，泗水横流，沙河溃决，巢湖满溢，洪水所及，受灾极惨：
“壮者栖上树顶山阜，老弱则随流浮沉。甚至全家老幼，因逃死无所，以绳索系成一串坐以待毙者比比皆是。里下河东西两堤漫溢而遭空前浩劫，崩溃最大处万寿宫左右已冲成大塘，由上夹河穿过大街入里下河，男女浮尸，满街漂流……”
1931年的水灾，先南后北，殃及中国大陆的16个省的672个县（市）。尤以长江、淮河流域的灾难深重，湘、鄂、赣、浙、皖、苏、鲁、豫8省合计受灾人口5127万，占当时人口的1/4，受灾农田面积973万km2，占当时耕地面积的28%，全国死亡约40万人，经济损失达22.54亿元。
可以说，这场特大洪水危机，是20世纪中国水灾之最，成为20世纪中国受灾范围最广、灾情最重的一次大浩劫。黎民百姓在滔天洪水中，形同鱼虾，命若游丝。
赈济方针洪水威胁着数千万灾民的生命。在此非常时期，各地方当局、各慈善团体以及热心绅商，纷纷发起“水灾急赈会”，开展了全国范围内的赈灾活动。国民政府也成立了“全国水灾急赈会”，统筹赈灾事宜。
1931年国民政府确立的水灾赈济方针为：
“以救命为前提，但不以救命为止境。以培养人民元气恢复，并增进人民的生产能力为目标。注重标本兼治，除散发急赈外，实施各项防灾计划，如水利移垦等。充分利用灾民协助工作之实施，以谋引起人民对于农业复兴之兴趣与决心。”
武汉是这次洪灾中遭难最烈、受灾最重的城市。
20世纪30年代的武汉是中国的第二大都会，其地位的重要和美国的芝加哥、英国的曼彻斯特、日本的大阪不相上下。而这次水灾把整个汉口、半个武昌和一部分汉阳，统统泡在水中，水深自数尺至丈余，最深处达15.8m。浸泡时间少则37日，多则133日之久。
虽然武汉事先通令，一方面设法就地收容外地难民，一方面设置关卡，不准入境，但仍然聚集难民近40万。8月19日“湖北水灾急赈会”组织临时医院，尽量收容医治难民，一概免费。中国红十字会汉口分会也组织救护队、掩埋队、医药队，分别在武汉各处转运收容难民，打捞浮尸、浮棺，掩埋尸体。汉口美国总领事电请美国拨款救济，美国红十字会特筹拨10万美金，以作急赈之用。8月23日，“全国水灾急赈会”武汉分会在汉口成立。
面对如此灾害，湖北及全国水灾急赈会武汉分会与各慈善团体举办事项甚多。尽管如此，终因灾区太广，灾民太多，灾情太重，无力应付。就武汉一隅而言，赫山、洪水饿死、病死的灾民都来不及掩埋，只好挖几个千人坑，层层堆埋。
1931年特大洪灾时，时任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全国救济水灾委员会主席的宋子文叹道：
“如此水灾之大，所费金钱，纵无限量，所筑堤岸，纵极强固，亦无术抗此洪流。”
果真是“无术抗此洪流”？显然这是塞责之词，因为此时的国民政府在忙别的事，不会专心去抗洪救灾，或者说是力不从心。
掀开史册，就可以看到国民党政府在忙于打内战，在水洪危机正甚的几个月里，国民党却对共产党领导的中央苏区连续发动了两次“围剿”。9月18日，日本人又在东北制造了“九一八事件”，国民党政府疲于应付。国民党内部也正在搞内斗，出现了所谓的“宁粤分裂”的局面……
如此等等，使国民政府怎能尽全力于抗洪救灾呢？匆匆应付一番之后，只能任“国民”们在凄风苦雨、恶泥浊浪中自生自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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