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的小说，故事情节基本上都置于特定的历史背景下。换言之，金庸选择的历史背景，仅为构结故事服务，从而表现出人文思想，读者知道这是小说，并不是某一段历史。金庸的武侠小说好看，金庸是当之无愧的大师。
历史剧由来已久，并且都少不了虚构。《下陈州》中有一段经典唱词：“听说那老包要出京，忙坏了东宫和西宫。东宫娘娘烙大饼，西宫娘娘剥大葱。”观众一听，就觉得可乐，但绝不会认为这是真的。艺术真实，是文艺创作的真实，是经过作家筛选后写进作品的、符合生活内在逻辑、能显示社会生活本质的、具有审美价值的真实，而不是相反。否则，作家与作品就只能归于“大忽悠”。
清代题材的作品，红火了很多年，值得注意的倾向，就是在社会生活本质的真实上走得太远。封建帝王不是不可以歌颂，但不能违背历史事实，不能离谱。对康熙、雍正和乾隆皇帝的歌颂，相关文艺作品实在离谱，从而颠倒了历史的本来面目。
一些清宫戏中，康熙帝成了“内圣外王”的化身，雍正帝后只吃“四菜一汤”，乾隆帝则是一个“宽厚仁爱”的慈祥老人，清王朝带来中国历史的逆流被完全掩盖，所谓的“康雍乾盛世”，作者充满了发自肺腑的赞叹与景仰，把一个极端黑暗、落后的专制社会，描绘成流光溢的文明。
“康雍乾盛世”真的是这样吗?中国历史上，有“三大盛世”之说：汉武盛世，开元盛世，永乐盛世。清代的“康雍乾盛世”，是一个很不严谨的史学命题，同样不被认同。
在长达130余年“康雍乾”时期，有一些“盛世”的表象，这就是人口的增加。以安徽桐城县为例，似乎还有点“盛世”的迹象。明成化十七年（1481），桐城县计有9610户、109650人。明清易代，清顺治三年（1646），桐城县人口降至5010户、25530人，较明成化年间减少了75%。清康熙三十二年（1693），桐城县人口恢复到了12407户、109165人。清雍正二年（1724），桐城县计增加到20万人。清乾隆八年（1743），桐城县计有40余万人。乾隆后期，桐城县的人口突破了100万大关。
一个地方，人口不断增加，是不是意味着人民安居乐业，赶上了“盛世”呢?只有不负责任的小说家才会这么认为。
历史的意义，在于透过现象看本质。清代人口的增加，关键在“天”而不遇上了“明君”降世。气象历史表明，明代后期“小冰期”降临中国大地，极度的寒冷造成粮食产量锐减，农耕社会遭受极大摧残，民不聊生遍及中国，社会动乱由此产生。而“小冰期”的结束，正好出现在“康雍乾”时期。“天意”如此，农耕社会自然复苏。如果明王朝赶上了，同样会是一种繁荣，满清占的就是这种“便宜”。
“盛世”的评判，并非全无标准，可归大体结于三个方面：社会秩序比较稳定，国家政治比较清明，经济文化比较繁荣。
清朝本质上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呢? 这是一个来自东北密林深处的野蛮民族，在冷兵器时代，趁着一个文明王朝不堪重负抄了它的家，犹如一个肌肉发达的流氓抄了书生的家，让人感觉流氓比书生更有本事！
满清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怪胎：以高压强权为前提，创造了一个政教合一的庞大帝国。在汉人地区，他们奉行儒家礼乐制度；在满、蒙、藏等边疆地区，奉行喇嘛教这一精神纽带。清朝的帝王，在汉人这边称“皇帝”；在蒙古大公那里，则是草原盟主大可汗；在藏人那里，竟是文殊菩萨。在清朝统治的近三百年里，通过科举将汉人驯化成俯首贴耳的奴仆，并且还没有资格称“奴才”；通过喇嘛教，规定蒙古家庭必须有一定比例的孩子出家，让蒙古人口从清初的一千多万，下降到清末的一百多万。
制度是检验社会文明还是落后的重要标准，清王朝的根本制度其实就是皇权专制。中国的制度，唐宋时期基本成熟，重要标志是皇权与相权的划分。明初取缔了宰相制度，皇帝成为独裁者。但明代很快出台“内阁制”，国家权力向着现代文明迈开了新的一步。但清代以军机处取代内阁，但军机处只是皇帝的秘书处，皇帝独裁在中国封建社会的末期，专制居然达到了顶点。
近三百年里，满清在中国大地都干了些什么?最突出的就是愚民。入关不久的清廷，即在全国府学、县学树立一块卧碑，颁布三大禁令：
第一，生员不得言事；
第二，不得立盟结社；
第三，不得刊刻文字。
违犯这三大禁令，一律杀无赦。事实上，“康雍乾”三朝“杀鸡儆猴”的“文字狱”，几乎一天没有停止。连《天工开物》这样的纯科技读物，也在康熙手上下令查禁。
明朝自永乐时代，国门基本上是开放的，大明王朝创下了郑和七下西洋的壮举。清朝自康熙开始，关闭国门，直到自身难以为继，被洋人的坚船利炮打开国门。
明朝是世界上最庞大的经济帝国，清朝如何呢?自己认为也是大国，其实并非如此。刘逖在《1600——184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估算》中认为：1700年，中国人均GDP不到英国人的三分之一。1840年，中国工业产量只占全世界的6%。铁与布匹的生产总产量，始终没有达到明末的水平。
晚明时期，东南一带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与世界的发展基本接轨。但到了清朝，将晚明的农商并重，恢复到重农抑商，从制度上将经济恢复到了原始状态，与世界的距离越拉越大。
对这样一个落后甚至是反动的王朝，一些作家竟打着“历史”的旗号，着力讴歌，尽力颂扬，宣扬的价值观完全是混乱的。
科尔·凯戈尔说：“我最大的奢望，就是但愿我能阻止一个知识分子向世俗化的堕落。” 一个作家的作品，如果基本的价值观都是错误的，他的作品还有什么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