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四十二年年初的一天，江西新昌县衙的大门前出现一位”不速之客“，此人中年模样，满脸横肉、面相恶俗，腋下挟着一本厚厚的大书，扬言有一桩大案要告。
新昌县令升堂后，目光向堂下一扫，立刻认出告状之人乃新昌有名的泼皮无赖，王泷南。
新昌县令颇有些厌烦地问道，你要状告何人？
王泷南说，小人要状告乡里举人，王锡侯。
新昌县令哼笑一声说，本县知道你和王锡侯积有宿怨，若要诬告，你是要反坐的。
王泷南听了，扬起手中的大书说，小人不敢，这是一桩大案，请大人过目。
说着，王泷南将手中的大书呈了上去。
新昌县令接过一看，王泷南所呈的大书原来是王锡侯编纂的一本字典，《字贯》。
新昌县令粗略地翻看了两页，没发现有什么问题，于是不耐烦地说，这不过是一本普通的字典，何来的大案？
王泷南跪行几步，上前指着这本字典的序说，王锡侯犯有狂妄悖逆的大罪，他在序言中说，《康熙字典》所收四万六千字有奇，学者查此字遗彼字，每每苦于找遍全书，掩卷而仍茫然。《康熙字典》乃圣祖康熙皇帝御制，王锡侯为了标榜自己编纂的字典有查字之便，竟敢指斥圣祖皇帝所编字典有种种缺憾，这不是大逆之罪，是什么？
新昌县令听罢，再一细看这本《字贯》，王锡侯不过是把一个字的同义字或者近义字排在了一起，这纯粹是为了方便查找，也是一件好事。至于序言中提到的《康熙字典》有查字不便的缺点，这只是指出了字典编排上的一个小问题，如果非要上纲上线，硬给王锡侯扣上一顶”狂妄悖逆“的大帽子，未免有些小题大做，鸡蛋里非挑骨头。
了解了事情的原委，新昌县令本想斥退地痞无赖王泷南，但想到事关文字的官司在乾隆朝一向敏感，为了不出差错，保全乌纱，新昌县令最终踢了一脚皮球，当堂表示，此案将呈报巡抚衙门，一切由巡抚大人裁定。
江西巡抚海成看到新昌县令呈报上来的卷宗，觉得此事小如芝麻，根本不值一提，王泷南状告王锡侯，完全就是无事生非，蓄意找茬。
然而，在乾隆朝，无论官居几品，凡是事关文字，都有一套官场心得，心里越是明白，手上越要宁重勿轻，因为当今皇上阴晴不定，太难伺候。
就这样，江西巡抚海成给乾隆上了一道奏折。在奏折中，海成说，新昌举人王锡侯编纂《字贯》，虽无”悖逆“之实，确有”狂妄“之语，为显示朝廷威严，建议革去王锡侯举人头衔，妥否，请皇上批示。
从官场经验上看，海成此奏，既小心谨慎，又公正严厉，乾隆看了，应该挑不出毛病。
可结果呢？
这一道滴水不漏的奏折递上去，竟差点要了海成的性命。
何以至此呢？
实在是因为乾隆的帝王眼光太阴毒。
接到海成的奏折，乾隆先看了看王锡侯为《字贯》写的序言，感觉海成所奏大体说得过去。但是，乾隆并没有因此将王锡侯所编的字典放下，而是带着极为严苛的目光，仔细查看了这本字典。
这一查看不得了。
乾隆发现，在《字贯》的第十页居然连续出现了康熙、雍正、乾隆三代帝王的名字。仔细一看，原来是王锡侯为了让读者明白什么叫”避讳“，特意把康熙、雍正、乾隆三代帝王的名字”玄烨“、”胤祯“、”弘历“写了出来，王锡侯提醒读者，写文章时凡是遇到这六个字，一定不能写全，要么要少写一个笔划，要么改用其他字。
平心而论，有一说一，王锡侯在此处丝毫没有悖逆之心，有的只是读书人的责任心，仁善之心。
可是乾隆却勃然不怒，一口咬定，此人名义上在提醒别人，实际上却借此明知故犯，此实大逆不法为从来未有之事，罪不容诛。
骂出此番要杀人的话，乾隆还觉得不够，跟着又把矛头对准了江西巡抚海成。乾隆在批复中痛骂海成，说《字贯》中”大逆“开卷即见，你居然说”无悖逆之词“，你就是这样审事，效忠朝廷的吗？你这个奴才，简直”双眼无珠“、”天良尽昧“。
骂完海成，乾隆颁下酷令，将逆犯王锡侯迅速押解进京，交刑部严审。
一件原本是泼皮无赖蓄意陷害乡间良人的恶毒之事，到了乾隆这里，转眼之间就成了古今未有的特大逆案？
中年乾隆这是怎么了？
何至于丧心病狂、暴虐昏庸到如此地步呢？
要回答这一切，还要从乾隆刻意营造维系的所谓”乾隆盛世“说起——
自乾隆二十四年起，得益于康雍两朝的积累，大清在乾隆治下进入所谓的巅峰盛世。对此时的乾隆而言，历史上所有威胁皇权的传统势力都让他清除干净了，他也有了旷世明君的优越感。但是，作为一个极度恋权，又极度敏感的满人帝王，他又有着难以驱除的自卑与警惕心理，大清虽然已经建立一百多年了，可他还是担心民间暗藏着反清复明的思想和力量。在他看来，这是乾隆盛世最致命的隐患，是横在他面前最危险的无形之敌。
很长一段时间，乾隆最阴沉的帝王心机都沉在此处，那就是如何才能彻底铲除这个无形而致命的隐患。
在帝王的御座上，乾隆对自己的”雄才大略“是相当自信的。的确，乾隆的帝王大手有一种可怕的魔力，他能够将浮华虚荣、沽名钓誉、血腥残暴，巧妙地隐藏在他的宏图大业，古今未有的”帝王圣明“之中。
为了解决这个隐患，乾隆祭出的就是这样一双表面伟大实际黑暗的帝王大手。
乾隆三十八年，乾隆下旨，为了大兴文治，他立意修撰一部史上最大的丛书——《四库全书》，此书将囊括中国有史以来的所有文化成果。
此举的伟大显而易见，那么何以说实际上它又是黑暗的呢？
乾隆宣布，为了修撰《四库全书》，朝廷有必要将天下的古籍全都收集起来。为此，乾隆专门派人到全国各省，重金悬赏，大肆搜集民间藏书。为了防止百姓怕”犯忌讳“而不敢献书，乾隆特意颁布谕旨说：”文人著书立说，原不妨兼收并蓄。即或字义触碍，又何必过于畏首畏尾耶！“
这段谕旨的意思说，民间文人学士写书，讲究的是兼收并蓄，岂能要求字字正确。文字即使有些许违碍之处，也不要紧，大家不要害怕，畏首畏尾，大胆拿出来，献给朝廷，我是不会怪罪你们的。
看到这份谕旨，民间百姓深知乾隆老儿得罪不起，该配合的地方还得配合，但配合的同时，民间百姓更知道乾隆在这道谕旨中表现出来的宽厚当不得真，他之所以这么说，为的是”引蛇出洞”，因此，民间百姓在“积极”献书之外，纷纷留了一手。
一年后，乾隆查看搜书成果。
有关方面报告，圣旨一下，一年多的时间，全国各地一共向皇上献出一万三千五百部藏书，搜书成果十分显著。乾隆听了很高兴，可是再一仔细查看这一万三千五百部献书，乾隆脸上的笑意立马就凝固了，嘴里更是骂出了刁民二字。
骂完民间百姓，乾隆没有罢休，跟着下旨指责各地官员说：“各省进到遗书不下万余种，并不见奏及稍有忌讳之书。岂有裒（pou）集如许遗书，竟无一违碍字迹之理？”
乾隆话说得很直接，难道你们不知道全国搜书的目的是什么吗？现在好了，你们弄来一万多本书，竟然没有一本有问题的。真是岂有此理！
各地官员接到这道谕旨，纷纷低头不语，企图蒙混过关。
中年乾隆是个不依不饶的狠主，见全国的官员、百姓统统跟自己玩起了心眼，他也就不再含蓄，直接亮明了野蛮意图。就在宣布修《四库全书》的第二年，也就是乾隆三十九年，乾隆直接命令各地大员：“再令诚妥之员前往藏书之家明白传谕，如有不应存留之书，即速交出。”
乾隆说，既然民间百姓不交，那么你们就派可靠能干的人到那些藏书多的人家去查禁书，不管你们用什么手段，总之一定要让他们把不法违禁的书籍统统交出来。
这是一件很失民心，而且难以办到的事。各地大员都不愿趟浑水，于是能拖就拖，能躲就躲，妄想应付一阵子之后，皇帝老儿能够知难而退，事情能够不了了之。
乾隆见状，手中端着一时无法开火的枪，很是郁闷。
就在这个时候，可怜且无辜的王锡侯撞到了乾隆的枪口上。所以说，乾隆在王锡侯冤案中所表现出来的丧心病狂不是偶然，而是他帝王阴谋的必然。
史书上说，《字贯》的作者王锡侯本质上是个老实巴交的读书人，此人穷苦出身，三十八岁才考中举人，之后又连续九次会试落第。冤案发生的这一年，他已经是六十五岁的老人了，全部家产，把锅碗瓢盆、猪仔母鸡统统计算在内，只有六十几两银子。他之所以呕心沥血地编纂这本字典，为的只是能留下自己的才学，把书卖出去，赚一些散碎银两，补贴家用。
可悲的是，此时的乾隆极度刻薄寡恩，根本不理会这些实情。
为了杀鸡儆猴，有力地推动查抄全国禁书，乾隆四十二年十一月，乾隆做出裁决，王锡侯大逆不道，斩立决；他的几个儿子以及年满十六岁的孙子，一共七人，斩监侯，秋后处斩；他的妻子儿媳以及年龄未满十六岁的孙子，一律赏给功臣之家，永世为奴。
为了震慑搜查禁书不积极的各方大员，江西巡抚海成也跟着倒霉，成了靶子，被判了一个斩监侯。乾隆说，重判江西巡抚海成，就是为了给大家一个教训，“使封疆大臣丧良负恩者戒”。
在上谕中，乾隆还说：“各省地方务须时刻留心省查，倘所属内或有不法书籍刊布流传，即行禀报督抚，严拿重治。”
见乾隆的屠刀已经举起，全国各地的封疆大吏再不敢怠慢，顷刻间，一场满清毁灭中原文化的血雨腥风随之卷席而来。
有史记载，浙江巡抚三宝，为了搜出辖区禁书，将全省的教职人员统统派回各自的老家，三宝要求，返乡人员，要以走亲访友串门的名义，一家家暗访查抄。谁查出的禁书多，就升谁的官。
此法奏效之后，三宝将搜书经验写成奏折上报军机处，军机处随即向全国推广三宝的“宝贵经验”，一时间，全国各地的搜书毁书进展得如火如荼，甚至许多穷乡僻壤也被闹得鸡犬不宁。
那一时期，紫禁城武英殿前树起了一个巨大的字纸炉，不分昼夜地焚烧禁书。
乾隆一共烧了多少书呢？
史载，乾隆销毁的书籍“将近三千余种，六、七万卷以上，种数几与四库现收书相埒”。
章太炎在《哀焚书》中说得更是一针见血，“清人纂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矣”。乾隆这皇帝老儿，实在是混蛋透顶，他一面好大喜功地向世人宣布，修了一部《四库全书》，可背地里他又残暴无耻地烧了一部更珍贵的《四库全书》。
他的功里全是罪！
让后世的清醒文人更加愤怒的是，乾隆烧了一部《四库全书》，还不放心。他认为光靠官员搜书是不够的，要想烧尽天下“反清禁书”，最好是让老百姓彻底地恐惧，主动地悄悄地去销毁家中的藏书。
于是，比窦娥还冤的文字冤狱成了乾隆朝中期的一种常态。
不妨来讲几个。
还是乾隆四十二年，王锡侯冤案发生之后，一个叫蔡嘉树的江苏扬州人，跑到官府，指控一个死人“大逆不道”。
这个死人，名叫徐述夔，是蔡嘉树的同乡，生前他写了一部诗集，《一柱楼诗》。
蔡嘉树说，《一柱楼诗》中有这么一句诗，”明朝期振翮（he），一举去清都“，这句诗根本就是无关紧要的叙事抒情，意思是说，明天早上我要展翅高飞，离开这个城市。但蔡嘉树却一口咬定，这句诗很反动，徐述夔要复兴明朝，还想毁灭大清都城。
蔡嘉树这厮跟江西新昌县的王泷南属于一路货色，都是地方上恶名远播的地痞无赖，他状告死人徐述夔，为的是霸占徐家子孙的几亩良田。
此案层层上报上去，”乾隆圣君“最终是怎么判决的呢？
毫无人性，残酷之极。
徐述夔和他的儿子虽然已经死去多年，但罪不可恕，当以大逆之罪，开棺戮尸，枭首示众。徐家第三代徐食田等活着的五人，判处斩监侯，徐家家产全部没收入官。
类似这样的冤惨之案，在当时还有很多。
湖北黄梅有一个人，名叫石卓槐，一辈子没写过几首诗，结果就因为写了两句”大道日已没，谁与相维持“，”厮养功名何足异，衣冠都作金银气“，最终落了个凌迟处死，亲属缘坐的悲惨结局。
这两句诗有什么问题呢？
无非就是发了两句文人的牢骚，说了一句当今社会风气有些不好，太拜金了。
一句牢骚被凌迟，乾隆盛世投射下的阴影是多么的让人恐惧。
再讲一个，同样让人感到无语。
有个康熙年间的老文人，生前写了本诗集，全诗没有任何问题，就是诗集的名字没有起好，叫了一个《亿鸣集》，结果到了乾隆那里，就成了”追忆明朝“，罪不可恕，其孙缘坐，秋后处决。
文字狱到了如此恐怖的程度，乾隆一统究竟是怎样的一个盛世？
乾隆朝的大学士梁诗正六十多岁终于退休后，曾与密友谈起为官秘诀，他说：”一切字迹最紧要，我在内廷时从不以字迹与人交往，即偶有无用稿纸亦必焚毁。“
至于民间，
天下尽是纸灰，尽是沉默至死······
可叹那一部《四库全书》，吹走面上的浮华，露出的都是山河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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