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人员在异地（两个不同省份）试机的情景。女的在桂兴村，显示器里男的在外地，两人在视频通话，他们用的都是座机。（老厂职工提供）
桂兴村老厂留存的粮仓遗址。 记者苏展 摄
“三线建设”，一个在此前老厂故事里被反复提及的词汇。1970年以前，兴安县没有桂兴村，因为“三线建设”，1970年8月的一天，一批“姓军却不穿军装”的人来到这里，这里便有了桂兴村。
桂兴村并非典型的桂北农村，它虽坐落于群山之中，但“村民”从事着的是全国最先进的国防通信设备生产任务。它其实曾是一座国防工厂，今天故事的主角——邮电部兴安通信设备厂，也叫邮电532厂。
“红色”土地上建起的“红色工厂”
上世纪60年代，中国为了应对复杂的国际政治局势以及发生大规模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国家一声令下：“三线建设要抓紧”，全国400多万人便只身或拖家带口迁徙到了偏远的荒芜之地，建起一座座工厂。而桂林的兴安县在这一时期也迎来了一座“三线厂”。
说起桂林的“三线厂”，此前老厂故事里已经写过的有桂林轮胎厂、量具刃具厂、橡胶机械厂、星火机械厂，还有大家都很熟悉的长海厂。它们都是在这一时期，这一战略部署下，迁移或定址到桂林建起来的“三线厂”，它们与普通的地方国营厂不同，有着鲜明的特点，其中一点便是选址要“隐蔽”。有意思的是，纵观桂林这些“三线厂”，虽然选址都符合这个特点，但基本也位于桂林市区内，而邮电532厂却选在了兴安县城以南一处三面环山、远离公路的山洼地里，这在桂林“三线厂”里面是很少见的。
该厂厂志记载，当时由国家电信总局抽调的筹备组到广西按照相关要求前前后后考察了17处地点，在桂林除了兴安，还考察过桂林市郊、灵川、龙胜、资源等地。但经过反复比较最终选定在兴安。既然其他几个县也去看过，那为何偏偏是兴安？
“三年不饮湘江水，十年不吃湘江鱼。”广西北部一句民谣道出当年湘江战役战况之惨重，战士们的鲜血染红了江水。兴安这个地方对于老红军来说意义非凡。
而当初筹建这个厂的主要人员中，建厂指挥部领导中就有3位是经历过长征的老红军，另外在第一批建厂人员中有近百名“五七干校”的干部，在众多备选地都符合条件的情况下，他们希望把这个厂建在兴安，以这样的方式纪念当年牺牲的战友与先烈。
正是在这样的“红色”背景下，这个厂最终落到了兴安这片“红色”土地上。
“远看像村庄，近看像民房，进去是工厂”
之所以叫“桂兴村”，即取桂林、兴安首字。“远看像村庄，近看像民房，进去是工厂”，把工厂布局得像农村一样，这也是“三线厂”的特点之一。当时这个厂由国家直管，军方派军代表驻厂，包括很多兴安本地人在内并不清楚，这个“村”竟是一座国防工厂。
未开工前，这里杂草丛生、荆棘满地、田塘坡地间隔，到处是坑洼不平的处女地。最开始过来的一批建设者只能住在兴安县城，每天跨山步行往返十六里，不久后住到了厂区周围的老乡家，农村没有自来水，只有山沟塘，洗澡都困难。
由于地处偏僻，当时大型机械设备进不去，只能靠人力肩挑背扛。设备到了兴安火车站后，需要人工运到厂里。最重的一台机床重达130吨，创业者们采用钢管垫底、人推车拉，一步步滚动的原始运输方法，耗时四天半，滚完5公里路程才将其运至车间。人们劳而无怨，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参加施工人员最多时达2500人左右，就这样以“人海战术”在大山里建起了一座新村。
上级一开始在桂兴村布局的其实不止一个厂，而是三个厂，即五三二厂、五三三厂、五三四厂。三个厂形成一个“品”字形，彼此是独立的，有各自的生产任务，各自建有配套车间与仓库……直到1975年，国家邮电部决定将三个厂合成一个厂，才统一改为“邮电五三二厂”（以下简称“桂兴村”）。“三合一”体量之大不言而喻，建厂初期职工数量就已接近3000人，总厂区占地1500亩，差不多相当于1.5个桂林轮胎厂，这种规模在当时整个桂林都是数一数二的。
而在此做事的“村民”也都是当时国家顶尖的人才。当时，一个新厂的建立往往需要另外一两个老厂的支援，比如桂林橡机厂是由沈阳厂援建，桂林量具厂由哈尔滨厂援建……而这个厂光是援建厂就有4个，即北京506厂、上海519厂、西安503厂、武汉535厂，还有其他研究机构的支持。第一批调过来的“老师傅”基本都来自这些老厂。大学生也都是从当时中国唯有的三所邮电大学，即北京邮电大学、南京邮电大学、重庆邮电大学中优中选优。青年徒工则在桂林、南宁、梧州等地“上山下乡”知青中挑选最优者。人员来自五湖四海。
“当时这个厂去北邮选人，我们两届毕业生约有1500人，最后优中选优选出了45人。”1970年，25岁的马盛之从北邮毕业被选中进厂，成为第一批进厂的大学生。
“去南邮挑人也是要求每个班上前五名才有资格去，第一批南邮去了55人。”同年，与马盛之年纪相仿的翁学成也被选上。
“那时候去灵川挑选下乡知青进厂，我们一个公社大概3000人，最后综合考量选了6个表现最好的走。”当时同样20岁的毛解玉就是这6个人之一。
人们能进这样的工厂工作，以当时来说算是进了“红色保险箱”，“三线厂”基本是一个独立王国，一个厂建有自己的食堂、医院、煤站、招待所、邮局、托儿所、中小学、电大……社会设施无所不包，衣食住行无所不管。
“这里的田径场是按照标准的四百公尺跑道建造，中间是足球场。”
“大礼堂可容纳上千人，可以看电影。”
“当时兴安县医院都还没有照X光设备，我们厂医院就已经有了，医生都是从北京、上海以及部队调来的。”
“当时兴安县领导去市里开会，都要到我们厂借车。”……“村民”每每谈起这里曾经的生活，脸上都是满满的骄傲与自豪。
从这里起飞
桂兴村的厂歌叫《我们从这里起飞》，强大的人才储备和生活保障为桂兴村的“起飞”打下坚实基础。这个厂体量大，产品多，种类齐，其中主打的“三大王牌”产品属通信电源、微波通信、传真机，也就是合并前三个厂分别主攻的项目。
先说通信电源。这是这个厂最早生产，也是后来销量最大的产品，可以说是这个厂的“吃饭产品”。在厂区还没有完全建好的1972年，这里就试制出了一批电源产品投放市场，当年就实现产值140万元。
“之所以能这么快，一个是当时整厂人员水准高，再一个就是来自535厂的帮助。”1971年，32岁的李嘉英作为技术人员从邮电部武汉535厂调到桂兴村支援“三线”。武汉535厂是我国通信电源领域的“老大哥”，在当时那个年代，全国“一盘棋”，且并无“专利”可言，武汉来了一批“李嘉英”，同时也将全套的产品图纸无私地供给了桂兴村。
有了武汉的支持，桂兴村在通信电源领域迅速站稳了脚跟，加上本身强大的研发能力，桂兴村在电源新产品开发、试制工作中不断有新进展，市场反响热烈，产品供不应求。
之前说过，桂兴村就如一个独立王国，建有自己的招待所，这个招待所除了接待上级领导，也接待客户。“我们程控电源最红火的时期，使用单位从全国各地开货车到厂里，就住在厂招待所等货。”李嘉英从进村开始便一直跟着电源产品走到退休，对此记忆深刻。
后来，考虑到北方客户开车到南方拉货太远。他们便干脆在山东威海联合一家企业开了一家桂兴村电源产品的分厂，以此满足北方客户的需求。可以说，当时放眼全国，如果在通信电源方面桂兴村自居“老二”，那么也只承认曾经作为“师父”的武汉厂为“老大”。
再说微波通信。在光纤通信问世之前，微波通信曾是长途电话、数据、广播电视的主要传输手段。该厂自1975年开始为我国提供了多条干线微波通信设备。
年轻的你可能不知道，1981年以前桂林人民想收看央视是很困难的，当时桂林市电视差转台差转广西电视台的信号弱。于是，桂林在1980年3月开始建设大头山微波台，与湖南省广播局协商，从湖南跳马山电视台开口，建立湘桂微波支线。这条微波电路一旦建成就意味着桂林人可以舒舒服服看央视节目，而这条线路便是由桂兴村负责勘测、制作、安装与调试。
经过大概半年的努力，这条线路于1980年12月14日接通，从此桂林以及湖南南边的人民都可以收看到广西电视台、湖南电视台和中央电视台。“为了保障信号稳定，我们要派专人在各个微波站值守。”1981年除夕夜，36岁的马盛之便是值班人员之一，他是在微波站里吃着泡面度过的，而桂林人民家里有电视的都看上了央视迎春节目。是年，桂林市人民政府向桂兴村送来锦旗“感谢对湘桂微波工程的大力支援”。
如今互联网发达了，传真机已经很少被使用，但过去人们传输资料经常要使用传真机，而桂兴村曾是全国传真机唯一生产厂家。1972年，桂兴村就开始试制传真产品，1975年5月第一台单路真迹传真机通过邮电部鉴定，之后又相继开发了文字传真、相片传真、气象传真三大类多种型号传真机产品。
正在看报纸的你也许是纸媒的忠实粉丝，但你可能不知道上世纪70年代初，全国人民想同步看一份《人民日报》并不容易。也就是说，假如当时北京当天发行报纸，送到新疆人民手中可能已经是5天后了。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答案就是传真机。
有资料记载，北京电报大楼从1976年至1979年，先后开办了北京至广州、南宁、昆明、兰州、乌鲁木齐等地《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参考消息》的版面传真业务，从此祖国各地可与北京同步看到当天的主要报纸。而当时用到的传真产品与技术便都是由桂兴村提供。
也就是在北京电报大楼开办传真业务那年，当时32岁的商新良作为技术人员与几位桂兴村同事一起住在北京为正在安装的传真机进行调试。1976年7月28日，河北省唐山市丰南一带发生强烈地震，史称“唐山大地震”。“当时我们的传真机都还在调试阶段，但情况紧急，就直接用上了。”商新良记得，当时他们正在北京调试机器，附近所有有线通信全部中断，这台“赶鸭子上架”的60路电信传真机便派上了用场，前后为中央与地震灾区传送20余份文件，为此次救灾提供了通信帮助。
“在深圳华强地段往下扔砖头，有可能砸中一个桂兴村的人”
以上故事在桂兴村的“成绩单”里只是一小部分，那些年，放眼全国各个级别的大小科技奖项，但凡叫得出名字的，桂兴村基本都拿过了。然而，随着时代发展，“三线厂”的弊端开始显现。
地处偏远就是阻碍其发展的问题之一。1991年初，桂兴村根据上级“就近转移”的指示，开始将部分产业向桂林市转移，在桂林高新区建立桂林分厂，这意味着在桂兴村奋斗了20年多年的“村民”们将有机会换一个环境开始新的生活。而当时由于户口、制度、个人意愿等种种原因，最后只有大概一半人员家属迁入了桂林。
至1994年，桂兴村基本完成了桂林分厂的建立和产业转移。在这段转移期间，桂兴村厂依然保持着红火的态势。据资料显示，从1991年到1995年工业产值完成5.005亿元，而从1985年至1994年，桂兴村厂创造的税利就可以再建三个桂兴村厂。
但到了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市场经济的浪潮开始翻涌，“国退民进”的无形手开始大浪淘沙。大家熟悉的中兴、华为等一批通信行业后起之秀开始大放异彩，而桂兴村曾引以为傲的传真机产品，也遭遇日本传真产品的强力冲击，产值开始不断下降。看着厂里效益式微，许多人萌生了跳出去看看外面世界的想法。
“那几年，几乎每年都有技术骨干跳槽。”
“到深圳中兴、华为的很多，到移动、联通、电信的也不少。”
“当年华为到桂林招人，条件开得很高，要求也高，至少本科以上，但如果是桂兴村的人，技术工都要。”
“在深圳华强地段往下扔砖头，都有可能砸中一个桂兴村的人。”这句是曾经许多桂兴村“村民”之间的玩笑话，话虽然夸张些，但也侧面说明了桂兴村在一段时期遭遇了严重的人才流失，技术骨干纷纷远走深圳发展的现象。而不可否认的是，在桂兴村历练过的人是普遍受到市场欢迎的。
进而有为，退而有序
至上世纪90年代末期，各种原因综合影响最终导致桂兴村的生产和技术开发落后于市场，加上大量技术工人的流失，国家对该厂进行政策性关闭。2007年12月27日，曾经辉煌一时的桂兴村宣告破产。
桂兴村的最终停产是政府政策性的一个决定，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它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桂林分厂的大楼后来成为七星区政府的办公楼之一。而兴安县厂区现已改造成兴安县桂兴村工业园区，更多企业入驻园区，接过了振兴桂林工业使命的大旗。
2009年，桂兴村危房改造安居小区项目启动，就在桂兴村原厂址中心地带建起了桂兴村小区，当初未迁入桂林的大部分“村民”得以在此安置。可以说，曾经的桂兴村在时代更迭中真正做到了进而有为，退而有序。
“冠山为我们作证，灵渠为我们助威，在这高高的越城岭下，我们建起新城……红旗下又站起一代新人，我们从这里起飞，我们从这里起飞……”厂歌也许不再唱起，但这勇于拼搏、甘于奉献的“三线”精神将激励每一代人接续奋斗。
来源丨记者苏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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