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 高佳
编辑 | 刘海川
农民工就业正经历从发达地区向家乡回流的区域再配置，这一过程因疫情暴发而加速，但并未因疫情稳定而放缓。农民工持续回流不是发达地区就业需求下降所致，而是县域经济发展的“引力”和举家城镇化成本高昂的“推力”共同作用的结果。
上述观点，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部研究室主任卓贤和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项目主任杨修娜联合撰文提出。
农民工回流不是新兴现象，文章中提到，跨省农民工的绝对人数出现下降始于2015年，2015年-2019年下降了359万。而疫情加速了跨省农民工的回流，2020年跨省就业农民工比上年减少456万人，超过了此前五年的下降总和。
对于农民工回流带来的近忧与远虑，卓贤和杨修娜分析称：“农民工持续回流造成了劳动力市场的空间错配；从中长期来看，农民工持续回流有可能造成机器替代、劳动降级和收入增长停滞。”
界面新闻联系到三位曾经的跨省农民工，他们都在近年做出了返乡决定。他们当中有的偶然“成名”，决定回到家乡以网络直播维生；有的“北漂”20年后，选择回乡创业；有的为了兼顾照料家庭，返回县城做外卖员。他们讲述了返乡决定背后的缘由，也袒露了回乡之后，生活仍存忧虑。
以下是他们的口述：
吴恩师（39岁，在深圳打工15年，在大排档卖唱，回乡后做网络主播）：
我是广西省河池市人，19岁离家，由于上学晚，那时刚初中毕业。我家乡的年轻人外出务工首选广东城市，我最早去了东莞，后来又到过佛山。当时杂志上到处是关于深圳特区的介绍，我知道深圳有个地方叫大芬村，是画油画的，我喜欢书法，很想有机会到大芬村去。
恰好有位在深圳打工的同乡，他所在的工厂招工，2005年，在他介绍下，我终于来到深圳，那年我23岁。因为得过肝炎，体检不过关，我没能进厂，只能另寻一个没那么正规的企业做搬运工，后来又陆续换了几份工作，在自行车厂做过工人，在大芬村做过油画学徒，也当过邮递员。
在深圳打工当然不轻松，但我还是决定留在那里。我喜欢深圳，喜欢它的大和繁华。在深圳，赚钱看上去比在别的地方容易一些，我也想看看有没有属于我的机会。
准确地说，我的机会是在2016年6月15号那天到来的。来到深圳的第一个月，我拿到的工资是317块。6月15日晚上，在欧洲城路口，我第一次在街头卖唱，唱了两个小时，赚了140多。
我已经30多岁了，悟性不好、工作能力不强，同龄人当上主管时，我还是只能做普通销售员，这让我挺受挫，那次卖唱之后，我决定不再找工作，开始做全职卖唱歌手。
在深圳15年，卖唱是我认为最理想的一份工作，平均每个月有1万多元收入。我能从这份工作里得到满足感，唱歌是我唯一能认真做好的事。从2018年开始，我常把自己的唱歌视频发到短视频平台，2020年4月，我在发布的一条视频里翻唱了《他不爱我》，这条视频火了，播放量有90多万。
我的粉丝开始猛涨，在那个春天涨到了40万，有几家经纪公司跟我打电话，说要和我签约。我选了一家武汉的公司，他们承诺给我一笔几万元的预付金，我想用这笔钱装修老家的房子，只是到后来才知道，这笔钱并不付给我，是借给我的。
2020年9月，我回家装修，在家里学着做直播，发现收入竟然还不错。直播间里一般有八、九百人，多的时候到上千人，打赏最多时，我一天能收入几千块。在这种情况下，我不想再回去做“深漂”，年底时，就回到深圳退掉了出租房。
在家的生活当然比外面好很多，我有两个小孩，一个读小学六年级，一个还没上学，之前没时间陪伴他们，现在正好能做些补偿。但回家一年后，我才清楚，直播这个工作是做不长久的，不会有人一直在直播间给我打赏，这没什么意义。我的粉丝近半年没有再增长，最近两个月，我每天收到的打赏不超过300块。我也开始焦虑，担心之后靠直播挣的收入越来越少，不得不再出去打工。
在我们县城，找个理想的工作很难，餐厅服务员这类的服务性工作工资在2000元左右。我想，如果真需要再次外出打工，我还是会选择深圳，在我熟悉的地方，还是靠卖唱挣钱。只是，尝到了做小网红的滋味，再回去看别人脸色工作，对我来说，会更觉得失败吧。
李海霞（46岁，在北京打工20年，服装厂厂长，回乡后创业）：
我18岁时，北京的一家中外合资服装厂来县里招工，名额大约30人，我很想去。那是1993年，在我家乡山东省菏泽市郓城县，像我这样的女学生，高中毕业后没有别的出路，只能在农村田里干活，我想，如果有出去闯的机会，我一定要抓住。
家里人都不同意，但我还是上了去北京的火车。在厂里，我最初的工作是踩缝纫机，第一个月拿到100块工资，我觉得特别满足，算下来，到年底攒够四、五百块，足够还上出门时借的父亲的钱。那时，我父亲一个月赚5块，我在厂里工作三个月，工资涨到150块。
工资能大大贴补家用，弟弟妹妹上学不用再担心学费的问题，于是我决定留下来，之后20年一直待在这家工厂，我的家也安在北京，丈夫和孩子都在北京生活。
有一年春节回家，我见到曾经一起到北京打工的姐妹，她在北京工作了三年，回家结婚，生了四个孩子，家里没一点积蓄。她羡慕我：“什么时候我们也能像你一样，有份工作干着呀。”从那时开始，我有了一个念想，“什么时候能回家带动她们一起干活？”这个事儿要是能做成，我觉得我心里肯定特别舒服。
2012年，我35岁，从工厂一线员工做到班长、车间主任、厂长，把服装厂经营的所有流程完整走过了一遍。我决定辞职回乡创业，办一家制衣公司，做服装设计、生产和销售。2013年，公司刚起步，租地皮、建厂房，办理各种繁琐的手续，采购面料、培训员工，再加上客人催货，亏损了30多万元。后来随着人员稳定、管理精进，很快扭亏为盈，2020年，我们公司的营业额达到一千多万元，得到县里颁发的10万元“返乡创业奖”。
我很感激自己当时做了返乡的决定。我个人经济上的提升是很明显的，在北京打工年收入十来万元，目前行情好的情况下，一年收入能顶以前十年。而且，由于公司效益不错，能给100多名留守妇女提供工作岗位，这给我带来的幸福感也更强。
近三、四年，回到村里的务工者确实变多了，有的是在外工作好多年，买不上房，决定回老家；有的是找了老家的对象，生了孩子，不舍得再丢下孩子出门。我招工时经常碰到她们，“以前我在青岛干的”、“从前在上海干过”，她们说。问她们为什么不再出去，“再出去的话，孩子学习成绩都跟不上了。”
我在农村办厂，也遇到一些棘手问题，比如“打不了硬仗”，没办法积极调动，紧张生产。工人们都有孩子，以家为重。孩子四、五点钟一放学，她们就要回家做饭，加不了班。
原来在北京，一个月后交货的订单，我们25天就能完成，在村里，35天都完不成。“战线”拉长，对企业来说，效益受影响，工人的工资也跟着受影响。城市里的企业能高速运转，管理方法也成熟，把这种方法生搬到农村来，许多时候实施不了，很容易被农村的生活习惯打破，这是我现在碰上的最发愁的问题。
郭庆光（39岁，在厦门打工10年，胶卷厂主管，回乡后做外卖员）：
我是山东曹县人，在福建省厦门市工作10年之后，2014年回到曹县。做这个选择主要是为了家庭，在那之前，我的妻子和小孩从厦门回了老家，孩子开始在家里上小学。
我是1982年生人，高中毕业两年后，21岁来到厦门。那时，家乡出去打工的人不多，外地工厂招工很严格，工作并不好找。因为我有个朋友在厦门做工，比较熟悉当地情况，我心里有了底，才下决心出门闯荡。
到了厦门，我每天都跑去工作介绍所，最后终于在柯达胶卷厂谋了个岗位。在厦门十年，我一直都在这个厂里上班，从作业员做到车间班组主管，工资能拿到五、六千元。胶卷厂的工作不论是在待遇上，还是工作强度上，都比较符合我的期望。只是为了照顾、陪伴家庭，返乡看上去是更合适的选择。
回到曹县之后，有近两年时间，我什么工作都没做。我尝试过进厂，去了一家医疗器械厂，但曹县工厂跟厦门很不一样，工作时间长，管理模式也不同。这可能跟时代变化也有关系。2003年，我在厦门找工作时，工厂难进，对学历有要求，进厂之后每年还要考核。等我再回到老家，工厂对工人的要求已经越来越低。
从前我做工人，工作上出现问题，组长、班长可以随便训话，现在在厂里，领导都会叮嘱管理人员，“要好好跟工人讲话，不能训斥。”工厂用工关系跟以前很不一样，我在这家医疗器械厂做了一段时间，实在觉得适应不了，就离开了。
只能开始重新找工作，我在我们本地的信息港网站上看到美团外卖员和邮政快递员的招聘。我选择了做快递员，工作了两天，感觉工资不理想，车辆设备也不理想，又换做外卖员，从那之后，我一直在外卖行业工作，到现在已经做了四年。
外卖工作的优点在于不用待在一个地方，不像长期在工厂，有被束缚的感觉。我给自己安排的工作时间比较长，早上9点开始接单，夜里12点下班，在这期间，我有一小时休息时间，能接送孩子。我每天接五、六十单，一个月赚六、七千元，这在县里算不错的收入，其他服务行业的工作，例如服务员，月工资在三千元左右。
现在曹县在网络上火了，但我们的实际生活包括我的收入，没有什么变化。我对未来也有忧虑，外卖员的工资虽然高，但这是用工作时间换来的，再过几年，如果身体吃不消，我想这份工作很难长久地做下去。可目前，我也没有别的打算，这是我在曹县能找到的最合适的工作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