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甘的妈妈说，人生就如一盒巧克力，你永远不知道下一粒是什么味道。我们则说，人生也像在逛一个唱片店，你永远不知道下一张翻出来的会是怎样的惊喜……
在唱片中，有的人找到了爱与和平，有的人找到了远大前程；有的人找到了人间烟火，有的人找到了六根清净……邂逅过万千不怎么样的唱片，打动人心的可能就是你指头将要检阅的下一张。
有幸生活在广州这个唱片文化发达的城市里，通过唱片，我领略和了解到这个世界上生活着怎样的人，存在着怎样的文化，唱片阅历丰富着我的人生阅历。而其间结识到的外地乐迷朋友，大都艳羡我能够生活在此地，似乎出个门转悠，就总会有所碟获。尤其是在网络媒体尚无过分发达的年代。
待回过头去，作一番检索，发现广州这个在文化资源上无法和北京相提并论的南方城市，之所以在唱片业、唱片资源上能傲然自立，确实是有一段威水的历史作坚实支撑的。
开启新时代的“靡靡之音”，由广州起
改革开放以来，广东文化领域即开始涌现数不清的“全国第一”。1979年，广州东方宾馆的一家音乐茶座开店营业，这是大陆第一家音乐茶座，普遍被视为中国文化娱乐市场复兴的一个标志。
那时的音乐茶座，观众可以边喝茶边看表演，演奏员开始是从艺术院团临时邀请的，演唱歌曲基本上是港澳流行歌曲，以后被音乐界统称为通俗歌曲。表演的风格也变了，不再是原来一本正经地站在舞台中央演唱，而是手持话筒边走边唱或载歌载舞。听众不再是安安静静地“排排坐”，而是分别坐在一个个小圆桌边，边品茶，边欣赏。
由长堤到沙面，开了几家商业性舞厅，大都是用餐厅临时改装的，乐队也是临时邀请的。进场的观众都衣冠楚楚，神情活泼，中断多年的交谊舞重登舞台，但以内地尚未流行的迪斯科为主。
说到演唱和欣赏所谓的“靡靡之音”，更需要点离经叛道的精神。在当时，这绝对是犯忌的不端行为，是文化生活中的禁区。这类歌能不能唱，这些舞能不能跳，连这种边走边唱的方式是否适合都颇具争议。但经济复苏，社会气氛解冻，群众自然出现的求知、求学、求乐的文化需求，有关部门终于给予了宽容和允许，也顺应了社会发展的潮流。
自东方宾馆试水成功后，短短几年时间，广州大大小小的音乐茶座增加到70多家，每天都有上万顾客进场消费。一张茶座的门票，便宜的几块钱，贵的要卖20多元。仅1984年，这70多家音乐茶座的收入就高达2000万元！在当时普通职工不到百元的月薪下，这绝非一笔小数目了。
虽然价格不菲，但音乐茶座的群众基础相当雄厚，来者以追求新鲜事物的个体青年为主。这钱花得也超值，在星级宾馆内的茶座，除了有咖啡糕点享用，劲歌金曲管你够听，还可以“叹上一晚空调”，实在是下班之后的好去处。公园内的音乐茶座，则胜在环境更优雅惬意。
伴着流行乐，卡带如流感般蔓延大江南北
在音乐茶座诞生的同一年，一种新的唱片载体产生了——卡式录音带，也就是我们熟知的磁带，伴着流行音乐迅速席卷全国，成为中国家庭的“新宠”。同时，广州太平洋影音公司成立，打破了中国唱片公司一家独大的局面，正式开启中国音像制作的新时代。
1979年初成立的太平洋影音公司，是新中国第一家拥有整套国际先进水平、全新录音录像设备和音像制品生产线的音像企业，有四条国际先进水平的德国CD、VCD、DVD光盘生产线，年产能达到3000万张。此外，广州还有当时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新时代影音公司。毛宁、杨钰莹便是“新时代”最早签约的歌手，他们的盒带发行量均超百万。
从八十年代开始，广州就是中国内地流行音乐的发源地。从早期对港台音乐及国外音乐的模仿，到本土原创歌曲的百花齐放，广州流行歌坛迎来了黄金发展期，涌现了李海鹰、陈小奇、谢承强、许建强、毕晓世、捞仔等一批著名音乐人。中国唱片业的一个鼎盛时期就此诞生，一大批红遍全国的流行歌手在此风云际会，除了毛、杨两位金童玉女，甘萍、陈明、林依轮、李春波等人陆续闪亮登场。
毫不夸张地讲，八九十年代的广州，正是中国流行音乐人的大本营，而广州的公司也占据了全国90%以上的音像发行市场。
那时候，到新华书店买一盒正版卡带六七元，最贵不过十元。自己心仪的偶像出新作品了，歌迷们跟着激情消费一下，大多数人家还是能承担得起的。遇上唱片店打折清仓，还可以白菜价大手买入所谓的滞销品。卡带的一大好处，是可以自己翻录喜欢的歌曲，这又把听音乐的成本降低了，对流行音乐的传播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广州高度发达的唱片出版丰富了中国家庭的娱乐。凭借着一批优秀的音乐人和超前的市场嗅觉，通过专业的“造星”宣传和形象“包装”，不光让流行歌曲，也让很多歌手从广州走向了全国。
器材市场占据全国半壁江山，有多霸气
用音响界术语来讲，那些承载着音乐内容的介质，都称为“软件”。软件要能够被播放，就需要硬件。广州唱片文化的兴盛，当然也少不了硬件，也就是音响器材市场的同步发展。
广东作为全国主要的音响器材生产加工地，汇集了各类国内和国际音响品牌，形成了多个音响经销市场。荔湾区的西场电器城，越秀区的陶街，这些名字略嫌过气，甚至有点儿“藏污纳垢”的中老年男人淘宝地，其实是一批卖音响器材的老板的发家之地。他们率先富起来，早早地走进上流社会，现在，甚至包办了某些互联网巨头新贵们豪宅的音响方案……
这种凭爱好致富的感觉，应该挺爽的。但他们发家的秘诀，并不是卖所谓的高端器材，那一类的是以Hi-End为标签的，而是一般人所接触到的Hi-Fidelity，也就是高保真。在这些地方占主流的高保真产品，其实价钱亲民，即使随身听的Walkman、Discman，都能够称为达到高保真级别的。
所以要入门其实所费无几，从几百的随身设备，到几千元一套的家居设备，音乐爱好者都能用得放心、听得开心。这些产品还相当耐用，咬咬牙买下来的设备，听了十年依旧如初是毫不稀奇的。
要说当前最为集中的，也是音响发烧友不能不访的，自然是以海印广场为核心的一大圈商家。这里是华南地区最大的音响专卖市场，代理着近千家国内外音响品牌，而且国际上的一线品牌成行成市，用行话来说，动辄就是“全套西装”！
作为长年高烧不退的音乐发烧友，要找最高端、百万级的器材，来这儿就对了。当然，其中的门面可能富贵逼人，倒不是每个路人都够胆进去一窥堂奥吧。
不过，受惠于香港文化同声同气的便捷，谁还不知道“高音甜、中音准、低音劲”的梗呢？广州人就算家里没个音响，也大概率会在某时某地忽然听到传来“一阙悠悠的色士风”的高保真靓声。素以为，音响、音乐文化，其实是老广生活中的切实一环，其普及接地气的程度，并不输于“一盅两件”。
我们不必被那些发烧佬的夸张气焰吓怕了，其实大有大玩，细有细玩，能够以自己的预算把效能最大化，才是发烧的本质。这里有数个层级，10万左右可以获得相当不俗的声音，如果你银码沓沓，再上去，几十、几百万又是另外两个层次……再要精进，恐怕就不只是钱的问题了。
神秘的舶来品，乐迷的恩物
随着90年代中期，广州本地乐坛逐渐开始出现颓势，不再能诞生有全国影响力的歌手和音乐人。这时却有一种神秘的舶来物，使广州的唱片文化再度开挂，呈现出“东西南北中，淘碟来广州”的空前气派。
少时读书，看到万恶的资本家因为牛奶生产太多，卖不出去了，宁愿倒进沟渠里，也不分给劳动人民一滴。后来，在现实中又见识了另一种商品，因为资本家打错了算盘，生产太多而白白销毁了。不过奇怪的是，这种被销毁的垃圾却漂洋过海，来到我们面前。
这就是所谓的打口CD（也有打口磁带，只是非主流），他们处理的手法，要么用机器直接切口，要么钻洞，要么用激光添上邪恶的一笔。切口的CD能否听完，要看口子有多深，还有CD内容的长短。钻洞伤害的是唱片的引导区，打口商人只要用电笔焊一下，就完成补天的伟力（唱片骑师保禄·弥勒说“一张唱片就是一个宇宙”）。
激光的伤害和切口类似，相信有不少碟片因上不了台面而已被粉碎，但也有渡过种种劫数而竟完好无损的，被称为原盘，自然价值较高。但即使是以清仓价出售，打口商人依然毛利率惊人，因为他们是以进口塑料废品的价格入货。能想到以塑料垃圾来当文化产品来卖的人，是天才。而中国的乐迷们也得以用蔗渣的价钱，尝到烧鹅的味道。
一般的唱片价格在10~20元之间，能上30，这唱片必有一点来头。在世纪之交，30元钱够两个人上茶楼吃一顿了。至于40元以上的，大概又是数年之后比较多见。所谓千金难买心头好，这价钱平乎？贵乎？全看买家对音乐、对唱片的热情吧。
大沙头旧货市场，坐落在海印大桥的北边，与海印各大电器城相呼应。这是早期打口音像制品最集中的据点，但因为其中店铺林立，卖各种碟片的商家都有，如果没有“盲公竹”带路，还真不能直捣黄龙。
随后，敏感的商人又看中了岗顶的天河购物中心，这里接近五山的多所高校，属于天河新贵的领域。也不知道是地点真的好，还是酒香不怕巷子深，去到地底三尺都有人挖，是的，搜刮唱片到了一定程度的人都自称digger，他们最喜欢的就是digging了。从和大沙头双雄对决，到完全取代大沙头，岗顶大概就花了一年左右的功夫，不过不少卖家也只是搬迁过去的老脸孔。
这门生意的兴旺也引得更多人入场，最鼎盛的时候大概占了购物中心半层的位置。打口商人的路数明显也在增加，除了传统上的美国五大主流唱片公司，出现了其他地区出版的唱片，尤其是日版最引人注目。
鉴于日本人的工匠精神，日版唱片总给人良心之作的感觉。某些欧美唱片音乐内容一流，但包装却非常粗疏，日本人总会在原有的封套设计上加以升华，文本上加上解说，甚至总有加歌，令大家的淘碟收藏热情不知又高涨了几倍。
做买卖的也不全是在商言商的所谓奸商，那些更会做生意的，早就赚够了，并转型到其他生意。他们中不乏后来成为乐评人、著名乐手的，比如去年夏天开始名声大躁的“道山靓仔”五条人，便曾经是广州购书中心门外的卖碟走鬼。
还有成为专职乐评人的邱大力，人品正直，长期只卖低价，注重以碟交友论道。曾有一位专门来广州寻宝的碟友打电话给我，说打算夜探，我没去，待第二天见面，他已在大力处折腾了一个通宵，托着“一整条”的打口战利品昂然而至。
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
风水上有十年转一大运之说，若拿到碟市检验，似乎也符合此说。从2008年奥运前夕开始，国家开始“限塑”，打口商人也遭遇了工商管理部门的频繁查访，自此开始走下坡路。这个转折点，其实比所谓年轻人“不知道什么是CD”更早发生。
这里想加插几句香港对于广州唱片文化的重要影响力。其实香港更在于用流行曲解决了一部分人“听什么”的问题，地缘文化的接近，老广们都早已习惯了香港流行曲的无孔不入，然而在香港唱片业最发达的年代，正版CD随便就是100元以上，是很难让我们普通市民随心所欲地购买的。
到了打口CD流行的年代，倒是有一定数量的香港二手商人往来于粤港，购置品相完好的碟片回港销售。当然，香港的鸭寮街也一直向广州的二手黑胶市场输送着为数不少的旧黑胶碟。这些有着更温暖模拟声的声音载体，在目前仍然坚持着黑胶情怀的碟铺里仍能觅得踪迹。在那里，你甚至能见到好些依旧活在七八十年代的人类。
目前最后的打口文化根据地，得算是盛贤大沙头旧货市场。在这里，电子电器照相机甚至发电机等各种玩意儿都有，往来的各色人种也为数众多，他们像是老手般，气定神闲地和店家讨价还价比划着，到处充满着快乐的空气。
但和鼎盛时期的岗顶相比，这里无疑是破落不少。当初聚拢布道的唱片店早已消散，黄金淘碟热仿佛一场过眼云烟的狂欢，一场梦。或者说，二十年来的购物体验，假设它既无进步也无退步，也亟需一场革命了。
线上音乐发展势头一往无前，却也使复古成为时髦，尤其黑胶唱片，再一次成为文青们的新宠。许多人不听也买买，或者，因为买了唱片，才继而买了唱机、耳机，倒逼出前端的消费。
广州作为爱乐人群的唱片福地，并不是没有来由的，而它也在这40年的岁月中，以一个辐射内陆城市的重要据点、流散地获得了相当崇高的江湖地位。以改革开放的南风窗敢喝“头啖汤”，到实打实的用音乐人、音乐作品影响全国的流行趋势，到作为全球化到内循环的重要一环。就算现在各地城市、小镇，通过网络不难享受到同样的音乐资源，相信资深的乐迷依然会对广州充满感情。
如果你是年轻的入坑乐迷，而无感念广州这个先行者的角色，不妨来了解下这段广州作为唱片福地的历史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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