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的版画中的马桶。（BBC中文网）
“不能再忍气吞声，太臭了！”
1858年，伦敦《城市新闻》评论文章发出这样的疾呼。
这里说的“太臭”有一层隐喻的意思：指政客无为，不采取行动治理显而易见的大问题。
伴随着人口增长，伦敦处理污水污物的系统越来越难以招架。为了缓解化粪池的压力，当局鼓励市民将污水污物倾入入排水渠。旧有的化粪池本身已经存在许多弊端：泄露、溢出、释放甲烷等。
1849年的卡通“肮脏的泰晤士河——更像露天下水道”
但是，新举措又引发另外一个问题：排水渠的设计初衷是排雨水，直接通入泰晤士河。
这就是那个字面意义上的“太臭”：泰晤士河成了露天下水道。
霍乱流行。一次爆发导致14000伦敦人丧生，几乎占当时总人口的十分之一。
土木工程师约瑟夫·巴瑟杰（Joseph Bazalgette）提出一个构想，修建全新的密闭排污系统，将污水排放到远离城市的地方去。当时，政客面临尽快通过这项计划的巨大压力。
1858年夏天，伦敦遭遇酷暑，泰晤士河臭气熏天，想躲也躲不开，谁也无法再和颜悦色、“忍气吞声”地谈这个问题。
那年夏天，成了后来著名的伦敦“大恶臭”。
卡明的S弯管对抽水马桶的普及起到巨大推动作用
如果你生活在一个拥有现代卫生条件的城市，你可能很难想像，每时每刻身边都弥漫着人类排泄物令人窒息的恶臭，这是怎样的可怕。
能有今天，我们应该感谢许多人，但是，最应该感谢的那个人或许有些出乎意料，他是亚历山大·卡明（Alexander Cumming）。
“大恶臭”之前，卡明是伦敦的手表技师，以擅长精密、复杂工艺出名。乔治三世曾专门请他制作记录大气压力的精密仪器；卡明还研制出切片机，能把木头切到非常、非常薄，用于显微分析。
但是，卡明改变世界的创新发明却和精密工程学毫无关系，那不过是一段管子，卡明将它扭成弯状而已。
1775年，卡明注册S弯管专利。这个弯管是制作抽水马桶依然缺失的成分。
有了抽水马桶，才有了现在意义上的公共卫生系统。
抽水马桶的广告
此前，抽水马桶一直没能成为可行的选择，原因是臭气：管子把马桶和下水道连接起来，能把排泄物冲走，但也会让下水道的臭气上返，除非你能有什么招数把马桶密封。
卡明的办法非常简单：把管子扭弯。水留滞在弯处，彷佛闸门，防止臭气上返，每次冲马桶后这里重新蓄水，关闸。
现在，弯管的名字从S型发展到了U型，抽水马桶的工作原理并没有改变。
但是，抽水马桶的推广非常缓慢，直到1851年在伦敦还是稀罕物品。抽水马桶在水晶宫举办的“万国工业博览会”上参展，引起大批人驻足。
使用抽水马桶的费用是一便士，因此，后来英语中就有了一个委婉的表述方法：“花一便士”，意思是上厕所了。
博览会上，成千上万的伦敦人排队花了一便士，慨叹崭新设计创出的美好奇迹。
如果说，万国博览会向伦敦人展示了未来公共卫生系统应该是怎样—干净、无味，毫无疑问，政客们拖拖拉拉、不肯给巴瑟杰设计的排污系统拨款，一定让伦敦人更加不满。
奈洛比的贫民窟，这样的排污水沟很常见
170多年过去了，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现在全世界大约有三分之二的人用上了所谓的“改良卫生”设施，比起1980年的四分之一前进了一大步。
但是，这仍然意味着，世界上还有大约25亿人没有用上“改良卫生”设施，再说，“改良”这个词本身的标准并不高。它的意思是能“用卫生的手段将排泄物与人类接触分开”，但并不一定包括污水处理。能够用到这样级别的公共卫生系统的人还不到世界总人口的一半。
长期未能推广妥善的公共卫生系统造成的经济代价很多，比如治疗腹泻性疾病的医护费用，在意卫生条件的人不愿意来旅游损失的收入等等。
世界银行“卫生行动经济学”报告给它贴了个价签。报告说，在一些非洲国家，卫生条件太差导致GDP缩水1到2个百分点，在印度和孟加拉是6个百分点，在柬埔寨是7%！
一滚再滚，雪球很快越来越大。
1862年，巴瑟杰（右上角）参观施工现场
挑战是，公共卫生设施并不是市场必须提供的。厕所要花钱，但是，在街头随意大小便是免费的。
比如说吧，我修一个厕所，我要负担所有费用，但是街道更清洁的好处却是人人受用。
用经济学词汇来形容，这叫“正面外部性”（positive externality）。有“正面外部性”的商品通常比社会整体期望的采纳速度要更慢。
最明显的一个例子是肯亚首都奈洛比的基贝拉（Kibera）贫民窟中“会飞的厕所”。
“会飞的厕所”运作方式是：人们将大便排入塑胶袋。半夜三更，拎起塑胶袋举过头顶，猛转几圈，扔到越远越好。
把“会飞的厕所”改成抽水马桶是要花钱的，马桶的主人当然会享受到好处，但是我敢打赌，邻居一定也更高兴。
反过来说，手机。买手机也要花钱，但是，好处基本上只我一人享受。
S型弯管的历史比手机长将近10倍，但是现在有手机的人数远远超过有抽水马桶的人，这也是原因之一。
1858年，伦敦“大恶臭”期间的议会大厦
如果你想拥有抽水马桶，你最好还要有下水道体系，把马桶连上去。但是，修筑下水道是重大项目：成本高、规模大。
巴瑟杰最终总算得到拨款、开始修建他的伦敦下水道，项目历时10年才完工，总计挖掘250万立方。
因为上面说到的那个外部性问题，这类项目可能不受私有投资者的青睐，通常，这需要政客有决心，纳税人愿意付出，还要有运作良好的市政府。
看起来，这些必需品都比较短缺。根据2011年发表的一项研究报告，印度城镇只有6%成功修建了哪怕只是覆盖一部分地区的下水道系统。
拖延能力看来真是无穷无尽。
同样，伦敦“当官的”也曾经一拖再拖，但是等他们最后行动的时候，相当神速。
史蒂文Halliday(Stephen Halliday)在他撰写的《伦敦大恶臭》一书中说，议会只用了18天时间就通过了巴瑟杰项目动工所需的所有法律草案。
怎样解释他们突然敏捷到令人眼花的原因呢？
地理优势！英国的议会大厦恰好座落在泰晤士河边。“大恶臭”期间，工作人员曾经把窗帘浸上氯化液，试图遮掩臭气。这样做根本没用。不管下多大功夫，议员还是逃不掉被熏。
《泰晤士报》调侃说，看到议员离开议会大厦图书馆，“每位绅士鼻子上都捂着手绢。”
如果引起政客关注总是这么容易该有多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