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转载自公众号“DT财经”（ID:DTcaijing）原创文章《“房租连涨7个月后，我辞职了”》；本文作者：沈慧，编辑：唐也钦、阿米，数据：张倍笛，设计：张灿、郑舒雅。
大城市的不容易，常常是从租房开始的。
不同于电视剧，现实中的租房是无数次退让和妥协组成的。离公司近租金 1500元、离地铁近租金 800元、有独卫租金 500元……房租成了年轻人走向经济独立路上的第一只拦路虎。
虽然城市给人留下了无限可能，但交了房租之后，年轻人的可支配收入已经拉响警报，城市留给他们的选择也只剩下了沙县、黄焖鸡和兰州拉面。
从2021年的数据来看，如果刚刚毕业的大学生，想在城市里住上一间体面的房子是困难的。
举个例子，深圳的2020届应届毕业生平均月薪近7000元，如果你想在这座城市住上30平米大的房子，那每个月你有43%的收入要交给房东。在北京，这个数字是42%，在上海，这个数字是38%。
一线城市的魔力越大，房租收入比可能就越高。
从房租价格的趋势来看，年轻人的房租负担可能还在不断变大。
根据全国房价行情网的数据，2021 年全国14座主要城市的房租同比都在上涨，而且不管是整租还是合租，部分城市的涨幅都比较明显。
如果你要合租，北京和上海仍然是中国合租租金最高的城市，平均月租金保持在2500元左右。广州、深圳等城市的租金同比增长最明显，均超过了25%。本就因为价格问题选择了合租的年轻人，有可能在过去一年里，胆战心惊地接收房东的每一条微信。
整租方面，京、深、沪的整租月租金和其他城市拉开了明显距离，这三座城市的平均整租租金均超过了8000元/月。
但从涨幅来看，武汉的整租租金同比涨幅明显，达到了35%。在“留下百万大学生”的号召下，高薪企业和优秀工作机会的到来，也许让武汉的租房市场一定程度上成为了卖方市场。
而且，如今即使愿意付出高房租的年轻人，也可能住不到城市的中心地带了。
如果想单独拥有一整套房子，北京最核心的东城区、西城区平均租金价格在1.3万元/月上下。上海的租金天花板出现在黄浦区，在这里，平均整租租金达到了1.39万元/月。
在价格压力下，多数人只能选择合租。2021年，上海主要行政区的合租租金保持在2000-3000元/月的区间。北京的情况也类似，想要住在朝阳、海淀等核心区域，平均月租金也在3000元左右。
在各地租金都在上涨的时候，我们将以3位上海青年的蜗居困境为范本，带你走进他们的租房生活。从这 3 位背景不同的年轻人，一起看看 2021 年的大城市生活究竟如何。
“公司有沙发，盖块毛毯就能凑合睡一晚”2019 年，小陈来到大城市。作为一个新入职的编辑，小陈的收入没多少，租房的要求却有点高。她需要靠近地铁站，方便她出门采访说走就走。因为她经常要在家写稿，室内环境也不能太差。
小陈的运气不错，她在公司附近找到了一个二房东直租的房子，18m² 的主卧，朝南，带独立阳台，和室友共用厨房和卫生间。唯一的缺点就是贵，加上水电费，小陈的房租一个月 4000 多元，当时她试用期的工资不过 8000 元。
在父母的资助下，小陈还是搬进了这套房子，她感觉自己过上了都市丽人的生活：客厅有电视、沙发，她和室友周末经常窝在一起吃饭、看综艺。家斜对面就是一个购物中心，有优衣库、名创优品等品牌，她下班后偶尔会去逛逛。
来到 2021 年夏天，房子合约到期后，小陈没打算续约。房东涨了 10% 的租金，涨得不多，但小陈依然承担不起。“今年我 24 岁了，再让父母贴补房租，我不好意思。”小陈说在她小的时候，妈妈告诉她要自立。后来家里人从“供你读完书就要求你经济独立”到“工作了以后还每个月补贴房租”，一路让步。
于是小陈想在租房上省点钱，实现经济独立。她把预算降到了 3000 以内，但她对租房的要求仍然没降，“远就远点，但我住得一定要舒适”，还增加了一条，“主卧独卫，卫生间干湿分离。”
考虑到经常要出差，小陈把找房范围锁定在了火车站附近。很快，她通过长租公寓租下了一套位于郊区的两居室主卧，采光好、房间大、书桌宽敞，带独立卫浴，加上服务费，每个月房租也就 2800 元。
距离城市中心有一定距离的郊区是租房的洼地之一，但缺点也显而易见：小陈的通勤时间从原先的 30 分钟骤升到 80 分钟，小陈开始经常迟到，“虽然公司不打卡，但每天都是办公室最晚一个到，我也觉得很羞愧。”
小陈说，为了防止自己第二天迟到，每个工作日晚上 20:45，小陈心里那个看不见的闹钟会咔哒一声，提醒她，差不多该出发回家了。而她总会因为这样那样的工作再拖一小会儿，等到坐上地铁再一看手机，快 21:30 点了。回家路途漫漫，小陈要先坐 2 号线到终点站前一站，再换乘 17 号线坐 4 站，最后步行 15 分钟才能到家。“回家后稍微收拾下房间，洗个澡，就过零点了。我还有点睡眠障碍，无法立刻睡着，刷会手机听会播客可能就凌晨 2 点了。”
由于通勤时间太过漫长，小陈每天只能睡 6 小时不到，因此她有时候会选择在公司里通宵，公司有沙发，盖块毛毯就能凑合睡一晚，这样的事情每个月都会发生 3-4 次。
“有时候写完稿就凌晨一两点了，回到家洗漱完就是三四点，第二天八点又要起床，还不如在公司多睡一会。”
小陈也试图在漫长的通勤中找点事干，比如在手机备忘录里写稿、刷刷社交软件找选题，来让通勤时间变得有效率，“但实在太累了，在地铁里摇摇晃晃时只想暂时闭上眼，休息一会。”
“小区是新开发的，周边连麦当劳都没有”从 2017 年到 2021 年，美羊羊在上海搬过 6 次家。前 3 次美羊羊都选择了和朋友合租，直到第 4 次美羊羊才开始和陌生人合租。
这一次室友多，美羊羊开始体会到合租的麻烦。每天早上，美羊羊把洗漱用品拿在手里，竖起耳朵听被占用的洗手间什么时候开门，随时准备冲过去。在家休息时美羊羊需要安静，但是每天都有快递和外卖员咚咚咚地敲门。
自从隔壁搬来两个女生，居家生活就更让人头痛了。她们都有男朋友，经常会和对象一起在家里做饭，一到周末就会占用厨房、大厅等公共空间。于是，一年租期住完，美羊羊没有续租下去。
第五次找房的时候，美羊羊下定决心要整租。当时美羊羊在淞虹路上班，她在上海青浦区整租了一套一室厅，这是她在上海唯一租到的一个带有密码锁的房子，每个月房租 3700 元，40 分钟左右的通勤时间，美羊羊觉得还是很划算的。
“所有人都告诉我青浦不是上海，但我无所谓。反正优先考虑通勤时间嘛对不对？我也没有说天天要出去玩，我住得很偏，那就住得偏吧。”
但等到美羊羊搬家了之后，她发现，住在郊区的出行成本太高了。但凡她要在周末和朋友见面，来回就需要三小时；关系再好，她也不会邀请朋友去她家做客，因为一旦邀请别人就要坐两个小时的地铁，美羊羊不好意思开这个口。
小区是新开发的，周围没有任何的娱乐设施，连麦当劳都没有，美羊羊的社交开始变得很少。“我在上海好像变成了一座孤岛，那时候我和我的猫就每天一起玩、做做饭、看看日落，还算开心，但和我理想中的生活还是会有一点差距，住在郊区还是会对生活有一定影响的。”
半年后，美羊羊选择降薪换了份自己喜欢的工作。办公地点在上海的宇宙中心南京路，她的通勤时间骤升到 90 分钟，工资也不足以承担每个月 3700 元的房租。于是她开始找房，列出了这一回的硬性要求，“地铁周边、通勤时间控制在 1 小时内、房租不超过工资的三分之一。”
开始找房前，美羊羊就意识到了上海的居住压力，“转租时，我本来担心房东不让我转，因为重新找租客签房约很麻烦。但我发现她很开心，跟我说往外面挂房租 4800 元，我说我签约是 3700 元现在挂 4800 元，哪个冤大头会接？房东说有的是人要租。”果不其然，不到一周内房子就转租出去了，最终成交价是 4500 元，接盘的也是一个独居女孩。
“我开始找房时，才发现上海租房哪哪都贵，贵得莫名其妙。”美羊羊从 7 号线看到 2 号线看到 1 号线 看到 13 号线最后看到 12 号线，“当时我看了一个月的房子，手机界面在 5 个租房App之间切换，自如、链家我都去看了，要么下班去看，要么周末我在外头看一整天，因为一旦中介放出房源，立马就没，都得抢着去看房。”
最后，美羊羊在上海老浦东租下了一套两居室的主卧，月租 2800 元。“最近要交最新一季度房租时，我深刻体会到了什么叫贫穷，真应了那句话'我辛辛苦苦打工，我的房东发财。”
“房租涨到 7000 元，我还不如回老家付房贷”搬家期限的最后一天，上海 35 度，孙祺站在楼下树荫处守着摊儿，搬家师傅用小拖车把他的家当陆续运下来。有十个用胶带封好的纸箱，还有一只猫。猫是他辞职后在路边捡到的，就领养了。这是孙祺在上海第三次搬家，5 年前他刚来上海工作的时候，身边只有一个行李箱。这一次，孙祺收拾好了所有家当，目的地是江苏老家。
对于孙祺回老家这件事，他的妈妈特别不能理解。“电话里我妈沉默了一阵，问我日后有什么打算，我说我就想回老家随便找个活儿，我妈觉得我没出息。”
孙祺 32 岁，之前在上海某互联网大厂当码农，收入可观。他坦诚地表示，房租涨价，仅仅是离沪的导火索。“996 只是互联网公司的一种说法， 我离职前的工作时长，加起来根本就不止 996。”项目忙起来的时候，孙祺根本不会回家，因此他对住房没有太高的要求。在上海时他住在娄山关路附近的三居室主卧，房租每个月 5800 元。
孙祺也曾享受过工作，“因为我们敲下一行简单的代码，可以对整个互联网行业造成非常大的影响。至少我曾经是这么安慰自己的。”但这点追求，在今年被另一个追求所替代。7 月房子的合约到期时，孙祺的房东通知他，房租涨到了 7000 元。“我还不如回扬州付房贷，绰绰有余。”
孙祺在大城市漂泊近 10 年了，手头也存了点积蓄，想着也是时候谈恋爱、结婚，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于是便辞职了。
回到家乡后，孙祺没急着买房，倒是先买了辆车。有时候烦，天气不好的时候他就半夜开车出去，拉几个滴滴的活儿，车上听听 podcast。“碰着那些暴风雨天里赶路的，能给他们送到地方，心里还挺满足的。”
孙祺打定了主意，不会再回到大城市了。不久前，他和发小干起了“收垃圾”的买卖，“就是你理解的，从一个工厂收了垃圾，分类处理了再倒手卖出去……金属最值钱……倒也不是觉得这事有赚头，但起码得给自己找点事做吧。”
总结在本次研究过程中，DT 君寻找采访对象时，还与北京、深圳、杭州等地的朋友聊了聊。在这些人中，不乏本人或身边的同事因各种现实原因离开了大城市。
北京朋友章鱼因为身体原因病休了一段时间，收入减少，她的存款基本为 0，因此选择回到了家乡河北。“在北京时我住在一个 10 多平的次卧，家装老旧，要在蹲坑上盖层塑料板才能洗澡。我北漂了两年，却一点钱都没存下来……不明白我为什么要吃这个苦。”
深圳朋友小智曾就职于北京某互联网大厂，“有一阵子忙得能在零点前回到家都心满意足，但那个月工资到手也就一万出头，甚至连下一季度的房租都得靠借呗，心一横就辞职回老家了。”回到家后没多久，小智收到了深圳某大厂的 offer，他又来到了深圳。“'过好日子'的欲望足以把任何阻力消化掉。但什么叫好日子呢？我也不知道。”
租金占据月收入的大部分，交了房租、花钱吃喝，每个月底银行余额所剩无几，已经成了众多年轻人的真实生活写照。
在大城市漂泊的年轻人，空着手来，空着手走。
也许他们在故乡积攒了足够的能力与勇气之后，会卷土重来，又或许，他们再也不会回去了。
（应受访对象要求，文中小陈、美羊羊、孙祺、章鱼、小智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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