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载于《三联生活周刊》2018年第14期，原文标题《为什么别人都过得比我好？》，严禁私自转载，侵权必究
在社交媒体上分享内容已经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但对于社交媒体如何在心理层面影响我们，我们却知之甚少。如果“希望超过自己的邻居”是我们的天性，社交媒体无疑将这场竞争导向了更惨烈、更肤浅、更盲目、更漫无边际的方向。
主笔 | 陈赛
美国心理学家利昂·费斯廷格（Leon Festinger）在20世纪50年代有一个著名的“社会比较理论”。他认为：我们每个人都有评估自己的需求，而我们对自己的评价往往需要建立在与他人比较的基础之上。
费斯廷格分析，社会比较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向上比较，即与那些比我们好的人相比，这种比较会导致不安全感与卑微感，挫伤自尊，甚至出现抑郁症状。另一种是向下比较，即和比自己差的人比较，这种比较相对能让人们看到自己积极的一面，提升自信。
社交媒体之所以是一个羡慕嫉妒恨的战场，是因为它很容易引发向上比较——别人的生活看起来都那么迷人，宝宝、钻戒、旅行、毕业典礼、体面的工作……
好像全世界的人都在做有趣的事情，在滤镜的微光中，一碗面条都闪耀着诱人的光芒，给我们存在主义式的焦虑和百味杂陈。
于是，你忍不住发出天问：“为什么别人都过得比我好？”
嫉妒是一种古老的社会情绪在《身份的焦虑》中，英国作家阿兰·德波顿（Alain de Botton）写道:“世界从来都不是公平的。我们每天都会体验许多的不平等，但我们并不会因此而嫉妒每一个比我们优越的人，这就是嫉妒的特别之处。有的人生活胜过我们千倍万倍，但我们能心安无事，但另一些人一丁点的成功却能让我们耿耿于怀，寝食不安。”
英国作家阿兰·德波顿
为什么？
美国心理学家理查德·史密斯（Ricllard Smyth）认为，嫉妒（envy）通常源于两种因素的结合。第一是相关性：你羡慕／嫉妒的东西常常对你有着个人意义，就像焦大不会羡慕林妹妹，一位芭蕾舞演员的美妙舞姿也不大可能引发一个律师的嫉妒，除非这位律师也曾经有过芭蕾舞的梦想。第二是相似性，一个被我们嫉妒的人，一定在某种程度上与我们有可比之处。同样以写作为生，但我不会嫉妒海明威。当我们嫉妒某人时，我们可以想象自己在他的位置上。所以，我们最不能忍受的，是与我们最为相似之人的成功。“只有当我们所拥有的，与儿时的朋友、现在的同事、我们看作朋友的人，以及在公众领域与我们身份相当的人一样多，甚至还要略多一点时，我们才会觉得自己是幸运的。”
美国历史学家苏珊·马特（Susan Matt）在《赶上琼斯家：美国消费社会中的嫉妒，1890～1930》一书中追溯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消费社会的兴起与嫉妒作为一种社会情绪之间的关系（当时的报刊专栏上有各种各样的指导，关于如何处理嫉妒的情绪，如何压制，或者拥抱它）。
在美国，琼斯（Jones）是一个常见的姓氏，如今却带讽刺的意味，可以代表任何富有的家庭。“赶上琼斯家”这个俗语的含意是，人一旦变富有，或有点什么钱，就想跟隔壁的琼斯家做比较。比谁手上的钻石大，比谁的香奈儿款式多，比谁的老公有成就，比谁家的房子有气派。比来比去，就像绕圈子赛跑一样，永远没有尽头。
她认为，从1890年到1930年间，美国人的嫉妒经历了一次剧烈的转变——它从一种罪过（“七宗罪”之一）变成一种可以被社会所接受的正常情绪，并成为新的消费社会的驱动力之一。
在这场转型中，大众媒体扮演了关键的角色。在此之前，社会比较大都局限于我们在现实生活中熟悉的人，至少是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曾经遇到过的人，对于这些人，我们能做出相对客观、合理、细节化的判断。我们能看到他们的成就，也能看到他们的缺陷和挣扎，社会比较是相对可接受的。
但大众媒体将家人、朋友、邻里之间朴素的社会比较，变成了与图像、页面和屏幕的较量。报纸、杂志、电影、广告，将一种看似远远优越于普通人的生活摆在人们眼前。
如何应对这种嫉妒呢？消费社会的答案就是——消费。通过消费，你也能过上与广告中一样令人羡慕的生活。或者说，购买了广告所代言的商品，你便可以成为人人艳羡的那一位。其结果是促成了一种社会普遍的“竞争性购买”。即使中产阶级消费者只能买得起立式钢琴而不是三角钢琴，但它仍然是一架钢琴，是令人羡慕的符号。据称一家商店刊登了一则广告，宣称这架钢琴能“让你的女儿成为淑女”，结果在短短的三天内卖出将近300架。
其实，关于消费社会利用广告制造的白日梦，没有人比英国作家约翰·博格（John Berger）更加一针见血：“广告不等于商品本身，也并非旨在颂扬商品本身，广告总是针对潜在的买主，为他塑造一个依靠购买商品就能获得的理想自我，并进一步为他构想这个理想自我能够吸引的别人的羡慕眼光。因此，广告关注的并非物品，而是人，尤其是人际关系，它许诺的也并非物质享受，而是一种精神上的快乐——被外界判定的快乐，被人羡慕的快乐。”
但广告所许诺的快乐毕竟是虚假的，它真正给人们带来的是因不安的野心、仿效和嫉妒而产生的无尽的内心冲突和斗争。一些社会评论家和医学专家认为，这恰恰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出现的“神经衰弱症”的根源。
“神经衰弱症”是19世纪中期美国医生乔治·彼尔德（George Beard）提出来的。彼尔德总结了当时在美国广泛流传的一类原因不明的躯体综合征，将其命名为“神经衰弱症”，即“由过度疲劳引起的神经机能衰竭”，其症状包括全身不适、功能衰弱、食欲不振、长期神经疼痛、失眠、疑病以及其他类似症状。
在1881年出版的《美国式神经紧张：起因与后果》一书中，彼尔德分析了神经衰弱症各种可能的源头，比如宗教、政治、噪声，但首当其冲的是技术。他列举了五项“划时代”的技术变革，包括蒸汽机、定期新闻、电报、科学以及女性的心理活动。尤其是电报，“在莫尔斯先生和他的竞争对手出现之前，商人们的忧虑比现在要少得多，因为那时候的交易更加局部、缓慢，竞争不那么激烈”。
一份同时代的《牧师杂志》的言辞更激烈一些:“很明显，越来越多的人，尤其是大城市里的人，有着心理和神经的衰弱……对兴奋剂的狂热……心灵上的疾病同身体上的疾病一样种类繁多……这种思维上的状况表现为大脑无法正常工作……笼统地说这可以归因于现代生活的匆忙和刺激，通过快速的交通和几乎即时的全球沟通带来的便利。”
一不小心，你还以为，这是某份日薄西山的现代报纸在口诛笔伐Twitter呢。
社交媒体加剧了社会比较100多年后，我们不神经衰弱了，但我们开始FOMO了。
FOMO，fear of missing，害怕失去，指那种总在担心失去或错过什么的焦虑心情，也称“局外人困境”。
FOMO这个词最早出现在2002年，2013年正式收入牛津辞典，定义是“焦虑，因为更有趣更令人兴奋的事情正在某处发生，通常由社交媒体上的帖子引发”。同期收入的词汇还包括“自拍”（selfie）、“数字戒毒”（digital detox，指一个人远离智能手机和电脑等电子设备一段时间，以借此机会为自己减压或将关注点转移到真实世界的社交活动中）等。
一开始，FOMO似乎只是特指担心错过派对之类的社交场合，但后来范围渐渐扩大到一种普遍的焦虑感。你总觉得朋友圈里会有有用的，或者好玩的东西出现，不刷就会错过。或者你觉得别人都比你过得好，玩得比你开心，事业比你成功，人生比你有趣，从而造成一种对自身境况的不满，一种持续的压力，想要做更多的事，花更多的钱，获得更多有趣的体验——未必因为这些事情对你来说很重要，而是它们看起来对别人很重要。
英国《卫报》上有一篇文章这样描述FOMO的症状——“从一种尖锐的嫉妒开始，然后是焦虑、自我怀疑、一种啃噬人心的不足感，最后是强烈的挫败感和愤怒。”
据称FOMO主要影响那些对Facebook、Twitter、Instagram之类的社交媒体上瘾的人。根据美国最近的一项调查，大概有56%的社交媒体用户有这种毛病，而且已经有研究证实它与许多现代心理疾病有关，包括焦虑、抑郁、社交恐惧以及各种心身疾病。
毫无疑问，社交媒体加剧了社会比较。首先，它将社会比较的范围拉得更广。如今，我们要比较的对象，不仅是现实世界里的熟人，也不仅是广告里某个完美的陌生人，还包括越来越多“貌似完美的普通人”。以前你可能永远也不会知道他们生活的细节，但现在你能看到他们美好生活的方方面面，旅行、派对、餐厅、感情……
比如我的朋友P，他从小乡村到大城市打拼，好不容易在大城市挣得一席立足之地。有一次，他无意间与一个小学同桌在网上重逢，从此得以每天在朋友圈里“观看”她的日常生活。他们以前一起坐在小乡村破败的教室里读书，如今这位小学同学嫁到了瑞典。她的房子就在一片大湖边，后面是一座大森林。她几乎每天都在朋友圈里晒自己的生活，春天去看花，夏天去钓鱼，秋天去森林采蘑菇，冬天去滑雪……有一天，P终于受不了了，默默拉黑了他的小学同学，也不再看任何朋友圈。
如果“希望超过自己的邻居”是我们的天性，社交媒体无疑将这场竞争导向了更惨烈、更肤浅、更盲目、更漫无边际的方向。而世上最难忍的，大概就是老同学、旧同事、前男友／女友的成功。因为他们的成功，让你得以瞥到自己错过的机会、未曾实现的心愿，未能拥有的人生。
说到底，我们到底担心错过什么呢？
19世纪浪漫小说主人公可能花费一生的时间纠结于一个错失的机会，但今天社交媒体上信息洪流所经之处，我们需要担心的，似乎是整个世界的可能性。这让你质疑之前所做的一切决定，并对之后要做的每一个决定心存疑虑，甚至陷入一种无法做出任何决定的僵滞状态。因为每一次选择，都意味着消除其他的可能性，只剩下一个。你怎么可能确定，哪个才是最好的选择呢？
我们担心失去人生的可能性，但社交媒体会随时告诉你，你失去了什么，错过了什么。杜克大学的行为学家丹·艾瑞里（Dan Ariely）在分析FOMO现象时说，社交媒体使获取信息变得容易，拉近了你与信息的距离，因此会使你更加恐慌。“与很难获得信息的时代相比，就好像是迟到2分钟的误机和晚到2小时的误机相比，2分钟的错过会令人懊悔得多。因为你会觉得，你和赶上飞机的差距只有那么一点点。”很多时候，在朋友圈里得到的信息带给人的遗憾，就是这种微小而强烈的悔恨之情。
其实，人生而痛苦，这是一个简单而明显的事实。所有的人类，只要不是早夭，都会感觉到来自身体上的和精神上的痛苦。我们都会感觉到悲伤、失落、焦虑、害怕和迷惘。我们都曾有过尴尬、屈辱或者羞耻的感觉。人人都有难以言说的伤痛秘密。但在社交媒体上，你会发现，这些痛苦都是隐形的。
当我们在社交网络上谈论糟糕的或者倒霉的事情时，常常会经过一番反讽的滤镜过滤，表现得举重若轻、云淡风轻。至于悲伤、挫折、自我怀疑，甚至创伤性的经验，你会觉得有一只看不见的手，阻止你在朋友圈里分享。我们更热衷于讨论的，是新的恋情、新的工作、蓝天白云的假期。于是，举目所见，到处是一个个光鲜的，近乎完美的人生。
《纽约客》曾经发表过一篇文章《颜值即正义》，谈到美图秀秀和中国人在社交媒体上的礼节问题。作者引用一位网红的话，“分享一张你没有P过的照片被认为是一种‘失礼’”。
这位作者还表示问了很多中国朋友，在把照片发布到社交媒体上之前，他们会花多长时间来编辑一张照片，大多数人的答案是每张脸约40分钟，而与朋友一起自拍则需要一个多小时的时间。这项工作需要几个应用，每一个都有各自的强项。没有人会考虑上传或发送没有修过的照片。
我有点怀疑这种叙述中的真实性。但毫无疑问，社交媒体是一场特殊的游戏，有它独特的游戏规则。比如只分享你喜爱的，或者与你有共鸣的东西；要有创造性，但不能太假；点赞评论要及时回馈，礼尚往来……
但是，为什么会有这些规则？它们又是怎么形成的呢？
FOMO症候群
Fomo，fear of missing something，害怕错过综合征。
Fobo，fear of better options，害怕有更好选择综合征。
Foda，fear of doing anyting，害怕做任何事情综合征。
Momo，mystery of missing missing out，谜之错过综合征。就是对别人不更新感到疑惑。比如当一个朋友的Facebook有一段时间没有更新，MOMO的人就会担心“他是不是有秘密？”“是不是就我一个看不到？”“我被拉黑了吗？”等不同的怀疑，有妄想的倾向。
社交媒体的虚拟全景监狱有一次，我采访一个法国老画家。他在采访之余，给我画了一幅肖像画，寥寥几笔，但画得很传神。那天回到家，我把那幅画装裱进一个小相框，摆在我家唯一的一张书桌前面。然后，我煮了一杯咖啡，叠了几本书在旁边，把台灯打开，调到暖色调。然后，我拿手机拍了一张照片，用了一点滤镜，一张完美的小清新的照片。
就在我发朋友圈之前，突然停下手，因为我突然意识到其中的表演性。我到底要表达什么呢？
这张照片既真实，又虚假；既完整，又破碎。它让我家看起来是一个整洁、文艺、温暖的地方，但其实画面之外的空间摆满了孩子的玩具、衣服，以及乱七八糟的书架。而我，作为一个发照片的人，不仅在表达，更是在表演。我想象着人们评判的目光——他们会怎么看我？他们会怎么看这张肖像？他们会怎么看我发这张肖像的动机？
心理学上有一个“聚光灯效应”（spot light effects），指一个人不经意地把自己的问题放到无限大，好像自己时刻处在聚光灯之下，但其实是一种幻觉。
社交媒体给我们制造的第一大幻觉，就是我们时刻都在他人的目光关注之下。很显然，我们渴望别人的目光。我们对自己的认识，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别人对我们的看法。我们的自我感觉和自我认同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周围人对我们的评价。如果我们讲的笑话让他们开怀，我们就对自己逗笑的能力充满信心。如果我们写的文章得到别人的称赞，我们就会对自己的见识多一点信心。哪怕是朋友圈里那些看似最肤浅的点赞和转发，似乎也能满足我们灵魂某种深切的渴望：善意、理解与赞同。但是，这些善意、理解与赞同，是否也是一种幻觉？
《群体性孤独》的作者雪莉·特克尔
就像在《群体性孤独》中，美国社会学家雪莉·特克尔（Sherry Turkle）所揭示的，我们既缺乏安全感却又渴望亲密关系，因此才求助于科技，以寻找一种既可以让我们处于某种人际关系中又可以自我保护的方法。其结果却是，我们一方面与远隔千里的人紧密相连，另一方面却与近在咫尺的人越来越疏远。
雪莉·特克尔曾经将社交媒体的哲学总结为——“我分享，故我在”。分享，是社交媒体最基本的运作机制。但我们在社交媒体上分享内容并不仅仅是信息的中立的交换，更是直接关系到我们的激情、价值与梦想。而且，大部分时候，我们分享内容的时候是透明的、可见的，也就是说，是在众目睽睽之下。从这个角度来说，分享的行为本身是一种表演。演员在舞台上表演，知道自己被观看，就会根据观众的反应调整自己的行为，以达到最好的效果。社交媒体也一样。被观看和评判的自觉意识，会导致我们下意识地想要取悦，或者打动观众。
在一篇《社交媒体与福柯》的文章中，悉尼大学的哲学教授蒂姆·雷纳（Tim Rayner）详细分析了如何用福柯的理论来分析社交媒体对我们心理层面的影响。
福柯曾经以英国哲学家边沁设计的“全景监狱”模型论述时刻被观看的状态，如何影响人类的心理状态。“全景监狱”的设计很简单：四周是被分成许多小囚室的环形建筑，中心是一座瞭望塔。监视者只需要站在瞭望塔上“观看”，便可以监视囚犯的一举一动。但囚犯自己却无法看到塔内的情形，因此也无法确认自己是否正在被观看。从18世纪以来，这种模型被广泛应用在各种建筑之中，包括监狱、学校、医院、工厂、都市空间等。
福柯认为，这是一种特殊的权力化的空间构形，“每个人在这种目光的压力之下，都会逐渐自觉地变成自己的监视者，这样就可以实现自我监禁。这个办法真是妙极了：权力可以如水银泻地般地得到具体而微的实施，而又只需花费最小的代价”。
蒂姆·雷纳认为，从这个角度来看，虽然是虚拟的，但社交媒体也制造了一种高效的全景式监狱效应——不仅仅是因为我们的言论和行为时刻被社交媒体公司监控、记录，以生成他们的市场分析或广告利润（大部分时候我们无视这样的数据收割），真正影响我们行为的，是我们与之分享的那些人。
“社交媒体的虚拟全景式监狱里没有囚徒与看守。我们每个人既是囚徒，也是看守，在分享内容的同时，隐蔽的观看和评判彼此。”
除非是匿名分享，我们分享的每一段文字，每一张图片，每一个视频，每一篇文章，都刻着存在主义式的标记——“这是我发的，是我的作品之一，通过它你可以理解我”。
我把自己的一张肖像画发到朋友圈，希望别人看到这张照片，领略到背后透露的我的忙乱人生中难得的一点从容与诗意。
你在朋友圈晒孩子的照片，希望别人竖起大拇指点赞，让别人看到，你繁衍了后代，养育了一个健康可爱的孩子。
这些未必是谎言、炫耀或者自我中心主义，而只是在生命中找到一些特别的瞬间，为之赋予形式和意义，是一种创造的形式。
当我们得到回应的时候，我们感到兴奋。这种兴奋也并不可耻，它是一种隐秘的愿望的达成：原来我们内在的孤独可以被刺破，我们的烦恼与喜悦可以被理解，我们希望向世界传递的信息可以被接收到，至少被部分人。
但是，创造与虚拟的界限在哪里？自爱与自恋的边界在哪里？从哪里开始，我们的表演开始与真实的自我脱节？又从哪里开始，理想的自我取代了真实的自我？我们真正想要的，不再是被理解，而是按我们希望被理解的样子被理解。
关于这个问题，雪莉·特克尔在《群体性孤独》里这样写道：“在Twitter或者Facebook上，你努力表达某些关于你自己的真实的东西，但因为你同时也在为别人的消费而创作，所以你发现自己越来越多地在想象和对你的观众表演。在你本该展示真实自我的瞬间，变成了表演。你的心理变成了表演。”
无论财富、权力、美貌，甚至情感，一切都是相对的，与一个人的欲望相关。每次你渴望一些你无法得到的东西，你就变得更匮乏一些。既然我们如此需要在与他人的对比中确认自己的价值，那么，关于世界的问题，最终都会变成自我的问题。在对别人的嫉妒中，真正引发的是对自我的深切怀疑。
由此，我们大概可以看清楚，FOMO其实是两种情绪的结合，是在关于外部世界的焦虑中包裹着一层关于内在自我的恐惧。表面看上去，它是关于错过享受人生各种快乐的可能性，但更重要的是，它是关于错过了那个我本来可以成为的人。我没有成为那个想象中最好版本的自己。
年轻的时候，你觉得人生像草原一样开放，可以信步漫游，成为任何你想成为的人。但如今你回顾自己的一生，那些大大小小所有曾经做过的选择，在当时看来都那么正确，甚至不可避免，如今回想起来，却是一个个无可救药地缩小了人生的可能性。现在你30岁了，或者40岁了，或者50岁了，某天早上醒来，你发现自己不是那个你想成为的人。
于是，你努力在社交网络上虚构一个理想的自我，一个足以令人羡慕的人生样本。但这种表演导致一种双重的恶性循环，第一，是对自我的深切的怀疑；第二，造成了他人的FOMO。其结果，也是FOMO现象中最诡异的一点，你不仅没法实现别人的理想投射，也没能实现自己的理想投射。
如何改变这种状况？
牛津大学社会科学家安德鲁·皮兹布斯基（Andrew Przybylski）做了关于FOMO的第一次实证研究，结果发表在2013年的《人类行为学中的计算机》上。结论之一是，FOMO焦虑水平在年轻人中最高，尤其是年轻男性。第二，FOMO焦虑水平越高，使用社交媒体的频率越高；第三，也是更具有启示性的一点是，FOMO焦虑水平高的人，通常在现实生活中有未满足的心理需求，比如爱、尊敬、自立与安全感。也就是说，现实生活中爱、尊敬、自立与安全感的匮乏，直接导致了FOMO式的焦虑症。
其实，在皮兹布斯基的设计中，这几种心理需求直接对应人类三个最根本的动机：自主感（自我主导）、胜任感（自我效能）以及连接感（与他人的情感连接、归属感）。
两位美国心理学家爱德华·德西（Edward L.Deci）与理查德·瑞恩（Richard Ryan）在1970年就提出了“自我决定理论”（self-determination theory），这套理论从人性心理需求的角度分析，总结出人如果持续有动机做一件事情，必须同时满足三大心理诉求：自主感（autonomy）、胜任感（competence）以及连接感（relatedness）。
比如，对胜任感的需求，是指一个人在与环境的互动过程中能有效地掌控环境，并推动自己向重要的目标前进。但同样的需求也有可能驱使我们的完美主义倾向，以及以他人的尺度来判断自我的价值。
对社会连接的需求，也就是与他人建立情感的需求。我们都是社会性的动物，我们都害怕孤独，渴望温暖和归属。毫无疑问，社交媒体为我们提供了高效的连接手段，让人们连接得更紧密；但另一方面，正如特克尔在《群体性孤独》一书中所说的，它也破坏了人类关系的本质（包括夫妻之间、子女之间、朋友之间……），强化了人与人之间的疏离感。
至于自主的需求，是促使我们根据自己的个人利益和价值行事，但这也可能导致我们的自我中心和自恋倾向。我们花费大把的时间和热情，搜集一切“有趣”的经验，以证明自己是一个有趣、独特、自主的人。
其实，我们在社交媒体所感受到的各种负面情绪，嫉妒也好，遗憾也好，失落也好，最根本的问题在于，时时刻刻与世界保持连接，时时刻刻与人际相连接，外面世界的精彩都在眼前，别人的美好生活都在眼前，是一种我们并不熟悉，也不知道如何去应对的人类情境。
比如英国记者威尔·斯托（Will Storr）认为，当我们抱怨技术导致了自我中心主义时，其实是我们怪错了对象。“我们都以为是那些技术，是Twitter、Facebook，iPhone导致了这些自我迷恋，但事实并非如此。根本性的问题不在我们的设备，也不在我们的社交媒体，而在于我们本身。或者说，我们建造的文明本身，一代代鼓励了越来越膨胀的自我。”
威尔·斯托去年写了一本书《自拍》，书中第一章写的就是自杀。自杀在美国和英国的流行让他感到不安，他认为罪魁祸首是满足不了对自己过高的期待带来的恐惧和耻辱。他引用的调查说，少女们对自己的身体越来越不满意，越来越多的男性患上了肌肉上瘾综合征，现在大学生中有一种流行病，跟“完美主义者的呈现”现象有关，就是在社交媒体上让自己的生活看上去像是一系列令人嫉妒的胜利。人们因为未能成为想象中的自己而受到折磨。
“我们应该对于人之为人有更准确的认识。我们的超级个人主义文化是这一切问题的核心——我们可以成为我们想成为的任何人，可以实现我们想实现的梦想，只要我们的梦想够大，只要我们付出足够的努力。但事实是，我们只是有限的生物性的存在，带着这种存在的所有限制。我们是有限的，这一点无可改变。”
在《未曾度过的人生》中，英国心理学家亚当·菲利普斯（Adam Philips）对所谓理想自我、理想人生提出了另外一种方案。
他认为，人类最大的幻想（fantasy）是那些“未曾度过的人生”（unlived life）——那些我们觉得自己应该，或者本来可以拥有却因为种种原因错过的人生。无论你怎样努力地要活在当下，“未曾度过的人生”就像一个个无可逃避的存在和阴影，关于失去的机会，被牺牲掉的欲望，是对未曾实现的心愿的一首挽歌。它们像幽灵一样纠缠我们，因为它们有着某些重要的意义。
与威尔·斯托不同，亚当·菲利普斯对于“未曾度过的人生”是持肯定态度的，但它也有风险，可能会让人沉溺在大脑中并不存在的那部分记忆里。你总觉得那会是更美好的一种人生，但事实并非如此。另一个真相是，人的一生中选择和牺牲无可避免，没有人能拥有所有可能的人生，如何带着这些选择和牺牲继续生活才是最难的。
所以，他认为，我们或许应该过一种互相映照的“双重人生”——一种现实的，一种幻想的；一种正在发生的，一种从未发生的。通过省察你的幻想，可以省察现实；而通过检阅未曾度过的人生，可以帮你指向更有意义的人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