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你们的高翻们几乎天天跟着我，是我另一张不可缺的“嘴”。如果没有这张“嘴”，我在人家外国人面前就成了个“哑巴”。”
陈老总有一次视察外交部教育司翻译处，曾深情地对翻译们说了这样一句话。深刻地诠释了外事工作中，翻译的重要性。
尤其是在新中国建立初期，面对西方国家对中国的莫名敌意，我们在夹缝中前行，到如今的朋友遍天下，除了一代又一代的外交家不断的努力外，翻译的作用也不可忽视。
施燕华就是中国近代翻译史上的佼佼者，她从事外事工作40余年，担纲过周恩来、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翻译，在她的身上也发生过很多有趣的事情。
更为关键的是，施燕华长期作为邓小平的翻译，她与邓小平之间也有许多难忘的事情。
“这女孩子发音、念稿子还不错”“在我的眼中，小平既像一个大将军，也是一位严肃而又亲切的老人。”
施燕华1939年出生于上海，他的父母一共生育了9个子女，在众多的兄弟姐妹中，施燕华排行老六。
也许是家庭情况还算不错，施燕华接受了很好的教育。
1946年，施燕华进入万竹小学，该小学因教育质量高而享有“上海小学首推万竹”的美誉。1958年施燕华和另外一名女同学被推荐报考了外交部下属的北京外国语学院。
当年的北京外国语学院，是专门为外交部培养人才的摇篮。
六七十年代，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学院的王海容、唐闻生等，作为毛主席和周总理的翻译，一度炙手可热。
施燕华比王海容还要小一岁，可考入北京外国语学院却比王海容要早，1958年的王海容才刚刚高考失利，她是1960年才又参加的高考，在北京师范学院俄语系毕业以后，才被选入外交部（1964年），到北京外国语学院学习。1965年毕业
而施燕华比唐闻生就要7岁，所以唐闻生考入北京外国语学院，自然比施燕华要晚一些（1962年），1965年毕业。
施燕华考入北京外国语学院英语系时，一个班就只有十来名学生。施燕华5年制大学毕业以后，又考取了研究生进一步深造。
不过，无论是王海容、唐闻生，还是施燕华，都是在1965年进入外交部工作的。
施燕华是被外交部从高教部以接收实习生的名义“抢去”的。
当时外交部人才奇缺，尤其是在外事工作频繁的年代里面，周总理始终关注人才的培养，于是在60年代中期，周总理未雨绸缪，挑选了一大部分从北外毕业的外语人才充实到外交部。
施燕华第一次当翻译，就是给周总理。
有一天周六，周总理要会见美国黑人运动领袖杜波依斯的夫人，安排施燕华去做翻译。这也是施燕华第一次出现在外交场合，心里十分紧张。
尤其是施燕华听说，周总理对翻译要求很严格，如果是他认为不行，就会要求换一个翻译，就更紧张了，旁边的工作人员赶紧劝：“你别怕，总理对男的很严厉，对小姑娘很宽容。”
这次会面并不是一次政治性的会谈，而是简单的朋友见面，加上施燕华事先准备很充分，所以这次基本上没遇到什么问题。
送走外宾以后，周总理关切的问施燕华：“你是哪儿的呀？”
“我是外交部的。”
“什么地方的人呐？”
“我祖籍浙江。”
“外交部浙江一带的人很多，你翻得还不错嘛，将来好好努力改进。”
周总理勉励了一番施燕华。对于一个初出茅庐的人来说，是一个巨大的鼓励。
施燕华并非是没有缺点，有一次跟随周总理与陈老总一起出席亚非拉国家的国庆招待会，陈毅外长致辞，英文翻译稿由施燕华读。念完以后，旁边周总理就对自己的翻译冀朝铸说：
“这个女孩子发音、念稿子还不错，就是语调平淡了一点。你们好好辅导她。”
施燕华知道周总理的建议后，更加努力地揣摩学习。
只不过，即便如此施燕华刚到外交部工作时，也有很多不适应。
1965年，巴基斯坦总统访问中国，国宴上施燕华负责翻译工作。
一道“焖罐鸭子”的菜端上来以后，施燕华情急之下不知道该如何翻译，最后用了一句“受伤的鸭子”表示。巴基斯坦总统即便是涵养很好，也忍不住笑了笑。
后来被老师知道后，就批评她：“为什么这个鸭子受伤了？”
施燕华有些惭愧，后来她回忆称：
“我的一位前辈说他搞了一辈子的外交翻译，常常为了是逗号还是句号而苦恼，所以外交翻译要求非常的精确，所有的字都是要经过斟酌的。”
1971年，施燕华随中国代表团访美，由于当时中国尚未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对于美国人而言，中国人到美国是一件新鲜的事儿，各大媒体都进行了追踪报道。
出国之前，访问团就有纪律，成员未经允许不能随便接受记者采访，美国媒体没有采访到访问团的领导，只好到经济舱拍照，看到前排坐了几个中国人，美国记者举起相机“咔嚓、咔嚓”拍了几张。
随团的代表都没觉得有什么问题，结果看了第二天的报纸，一个个笑得肚子疼。
美国报纸头版头条上刊载这中国访问团到美的消息，配图上两个身材高大的中国人，是随团的厨子。
总而言之，1971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中国在这一年11月的联合国大会上，恢复了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作为一个亲历者，施燕华的内心感到无比的激动。
这一年，施燕华与丈夫吴建民一起都被选为驻联合国代表团成员。一个担纲英文翻译，一个担纲法语翻译。
有关领导调侃两人：“你们是英法联军打到联合国了。”
一个令施燕华印象深刻的是，有一次在联合国，偶然看到了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布什（老布什，1989年当选美国总统）与一些官员在聊天。
原本施燕华想绕过他们走开，哪知道布什忽然伸手拍了拍她的肩膀，施燕华当时就被“吓了一跳”。
布什主动伸手想与施燕华握手，还说了一句：“Welcome（欢迎）.”
“其实当时美国对中国去联合国是相当不欢迎的。”对于布什的表现，施燕华是这么来看。
不过确实也是如此，当时中美关系虽然因乒乓外交有所转圜，可毕竟还没有建交，就连基辛格访华时，也觉得中国想要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要看中美建交以后。
哪知道还没等中美关系的变化，中国就先一步进入联合国。
美国即便是有所“不爽”，也不能无视中国的存在。
“他走进门，就像是一位大将军一样的出现”对于施燕华来说，或许唯一的遗憾是，她没当过毛主席的翻译。
随着王海容、唐闻生陆续离开外交工作后，施燕华则承担了越来越多的工作，尤其是70年代中后期，作为邓小平的翻译，施燕华开始真正的展露头角。
回忆起在外交场合邓小平的风采，施燕华印象很深刻：
“会见外国政要时，只要他一走进门，就像一个大将军的出现，那股气势让在场的人顿时生出敬畏之心。外国客人对邓小平都非常尊敬，有时刚一坐下来还会紧张得找不到合适的客套话来说。”
按照惯例，中央首长在会见外宾时，都需要提前准备，外交部和接待单位，都要汇报一些客人的情况以及一些可能涉及的问题，唯独邓小平不需要，他会见客人时往往已经成竹在胸，所以每次只需要提前十到十五分钟感到，问一两个问题即可。
施燕华一开始面临的小问题，是领导人的口音问题。施燕华坦言：“当时对于翻译来说，不管是中国的地方口音还是外国的英语，两边都要翻，还是很困难的。”
她曾给周恩来、李先念、叶剑英、华国锋等领导人都当过翻译，对于他们几个人的风格特点都很熟悉。
“周总理倒没有什么，他说话有逻辑，而且口音不难懂。李先念是湖北话，开始的时候我感到有一点困难，后来慢慢就熟了，所以他很长一段时间点名要我翻译。华国锋的话很难懂，他是山西话带一点河南话，有的时候就完全要靠别人帮忙。还有叶剑英，他的普通话不是普通话，而是广东话。”
相比来看，施燕华觉得邓小平的四川话还是比较好懂的，唯一分不清的只有“四”和“十”的区别。
“每次必须打手势确认，确认之后才敢翻译。”
有一次，邓小平与里根总统会面，直截了当地批评美国对台湾的政策：
“你们总是把台湾当做美国四艘‘不沉的航空母舰’。”
里根一开始根本就没听懂，于是回了一句：“美国的航母不是四艘，是九艘。”
旁边美国大使赶紧给里根递了条子，里根这才明白。
话有些时候虽然容易懂，可邓小平谈话时，总爱引用一些四川谚语。
可这么一来，却苦了翻译。
有一次，邓小平会见外宾，谈到了美国的中东政策，邓小平引用了一句四川谚语“驴驹子推磨”。
施燕华一开始没听懂，不知道该怎么翻译。
有一位司长在旁边提：“就是小驴子推磨的意思”，施燕华这才明白，原来邓小平是在说，美国的中东政策一直在“原地打转”。
邓小平同外宾谈话，也很少客套，讲话一针见血，而且极富有生活气息，而且每次还都有些新意，这无疑也更加考验一个翻译的素质。
邓小平同美国来的外宾会晤，谈到的问题有很多，大部分都是和台湾有关。
1982年，中美两国就对台军售的问题发表了《八一七联合公报》。
该公报旨在解决中美关系中的台湾问题，中方重申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美方则重申无意干涉中国内政。并提到了一个最核心的问题是，美方要逐步削减对台军售。
有一次，邓小平会见美国大使，又重新谈到了《八一七联合公报》，为敦促美方守信用，邓小平幽默的对美国大使说：
“让你们逐年减少，但总不能一年减少一美元呦。”
美国大使在一旁也笑了，连声说：“不会的，不会的。”
施燕华评邓小平：他说话幽默风趣，极富人情味要说起来，邓小平寻常时候十分严肃，毛主席就曾评价邓小平：是个开钢铁公司的。
在邓小平身边工作过的施燕华却不这么看，
“小平看起来很严肃，不苟言笑，其实既幽默风趣，又极富人情味。外交会见中，很多时候都是他来打破紧张气氛。”
邓小平对身边的人都很关心，尤其是他身边的这些翻译们。
“记得访问泰国和马来西亚时，我的位置是在三十几桌，领导的位子在第一桌，我只好坐在后面。看我没法吃东西，邓小平一会儿给我一个面包，一会儿给我一个苹果，搞得我很不好意思。”
不过在国内的时候，无论多高级别的宴会，翻译总是坐在主宾的旁边，邓小平有时候经常利用这个机会和外宾交流。翻译一忙起来就顾不上吃饭。
邓小平经常记得他们这些翻译还没有吃饭，聊到一半的时候，就要对外宾做个手势：“我们现在暂停一下，让翻译吃点东西。”
轮到上甜食的时候，邓小平总是把自己的哪一份给施燕华，还对她说：“女娃子爱吃甜的，让她吃双份。”
施燕华记得，邓小平很尊重对方的习惯，有一次到新加坡访问李光耀，新加坡反馈说李光耀对烟草敏感，而邓小平又是习惯烟不离手。
虽然我们已经答应不抽烟，可新加坡还是十分担心，特意装了一个抽油烟机。
结果访问当天，邓小平忍了三个小时，一颗烟也没有抽。
1986年9月2日，邓小平在中南海接受华莱士采访，在等待架设机器开拍的瞬间，会场的气氛有些紧张。
邓小平见状，熟练的从旁边“熊猫牌”香烟抽了一支烟出来问华莱士：“我可以抽烟吧。”
华莱士自己在节目里也时常抽烟，这一次居然也忘了，为了缓解紧张，华莱士提出：“可以，能不能给我也来一支。”
邓小平毫不犹豫地递给他一支，华莱士发现这支烟有些不一样。邓小平笑着说：“这是他们搞的，特制的香烟，滤嘴特长。”
说着还用手比划，引得众人哄堂大笑。现场的气氛登时轻松了不少。
华莱士也对邓小平这一举动印象很深，邓小平平易近人的风格，一下子就拉进了两人之间的距离。
施燕华记得，还有一次，邓小平接受美国电视台的采访，需要在他的中山装上别一个话筒，由于记者紧张，话筒别了半天也没有别上去。
当时国内还没有这种新式的话筒，所以感到很新奇，邓小平见记者有些紧张，于是开玩笑地说：
“这是秘密武器啊。”
一句话把大家都逗笑了，记者紧张的情绪大减，很快就把话筒别好了。
邓小平的风趣幽默，施燕华平常的体会最多，更为关键的是，她还能时时刻刻体会到，邓小平对他们这些年轻人的关怀。
1980年8月21日，意大利著名的记者法拉奇采访邓小平，施燕华全程作为翻译出席。
法拉奇一向以问题犀利而著称，这一次自然也不例外，两人谈话间，法拉奇说了一个令整个大厅都紧张的话来：
“我有一句话，希望您听了不要介意，西方有人说您是中国的赫鲁晓夫。”
施燕华当时翻译这句话的时候，很担心邓小平很生气。却没想到他听了这句话，哈哈一笑：
“在西方，他们怎么称呼我都可以，但是我对赫鲁晓夫是了解的，我直接同他打了十年交道。把我比作赫鲁晓夫是愚蠢的。”
事后法拉奇给邓小平写信称：“采访您是我的夙愿，我曾担心语言障碍会妨碍这一愿望的实现，现在看来，这一担心是多余的。”
这一切都离不开施燕华的努力，通过她的翻译，邓小平与法拉奇的交流非常顺畅，邓小平想要表达的信息也得以在全世界传播。
邓小平与法拉奇，激烈的言辞交锋，也给她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施燕华从事外交工作有40年，见证了中国外交的变迁，这一切都离不开施燕华等老一辈儿外交官的努力。
作为一个外交官，有时不仅仅要熟练的掌握一门语言，更需要灵活的头脑和丰富的知识储备，这是施燕华用过去经验，告诉我们一个最深刻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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