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将过去的2021年，疫情时起时落，但生活从未停步。回望解放日报特稿记者这一年的报道，我们更加相信真实而多彩的生活岂是疫情所能遮蔽。因此，我们对生活的书写也很难用一两个主题词来提炼。不过，当几个记者坐在一起，交流这一年的收获和感悟时，又不约而同地发现了众多特稿中那个若隐若现的交集——寻找。
寻找，一方面是我们对新闻真相的探究。如今便利的通信设备让人们可以便捷地获取信息，不会因疫情而分隔。但我们仍然相信抵达现场的力量。寻找到当事人，才能真正让我们回到新闻的原点。孙海洋寻子、白银越野跑事故、郑州特大暴雨、“人民英雄”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张定宇……我们抵达现场，忠实记录这些人和事，如今读来依然回味悠长。
另一方面，寻找也是我们许多主人公这一年的主题。他们有的是寻找自己的孩子，有的是寻找逝去的亲人，有的是寻找身处险境的陌生人……在寻找的过程中，他们表达出的爱和坚持与身份、地域、国籍无关，足以令人动容。
在2021年的尽头，我们重温这些故事，希望把温暖和力量也传递给您——我们的读者。
消失的父亲
本报记者 杨书源
2021年，我们频繁听到孩子被拐的家庭寻回孩子的消息。
孩子失而复得后，这些寻找孩子的父母似乎有一种默契——原本恨不得被全世界看到的他们，忽然隐匿在了人群中：手机关机或总是忙音，偶尔在自媒体上一闪现，道一句感谢后重新沉寂……记者们一边在微信群里守候着这些家庭团圆后的蛛丝马迹，一边假意埋怨曾经最配合的采访对象“变了”。
其实个中缘由，大家也能猜到，这些父母担心寻回孩子的隐私被置于光天化日之下，受到二次伤害。这样的举动，也最牵绊人心。
今年夏天，寻子24年的郭刚堂寻回了儿子。面对已经成家的孩子，这位在寻子圈里几乎是主心骨般存在的父亲淡出了人群。清晨的北京，我和许多拿着“长枪短炮”的媒体人一起守在公安部“团圆”行动的发布会现场门外，等待着这对父子的出现，但他们并未现身。而另一面，郭刚堂又在自媒体上发出恳求“拜托大家不要打扰我的小郭振”。尽管儿子已快到而立之年，郭刚堂依旧还是像在唤一个孩子一样唤他。我联系到郭刚堂已是在父子团圆大半个月以后，郭刚堂小心地讲述着买家、亲生父母家和孩子的关系，目前儿子依旧留在买家所在的城市。
2021年末，孙海洋一家的团圆就更一波三折。与亲生父母分别14年的孙卓对原本的“家”有眷恋，孙海洋默默退让，他向媒体宣布自己要离开孩子生活的阳谷县，之后却又偷偷逗留了几天，隐匿行踪只为了让孩子能在当地安心学业。反转发生在孙海洋夫妇返回深圳一周后：孩子和买家家庭忽然有了裂痕，想要回到亲生父母身边。
孙海洋再次开车折返，匆匆接上孩子后踏上了1700公里的真正归程。这次他们走得很慢，在一路上的景点走走停停，不再避讳众人关注的目光。2022年到来的那一刻，他们或许还在回家的路上。
孙海洋一家在一起坐高铁。 彭高峰摄
不管是孙海洋还是郭刚堂，他们的故事最早都是通过寻子主题电影被传播的。所以两代人团圆后，媒体报道中近乎一致的标题格式是电影原型某某与子团圆。但实际上“电影原型”这几个字，对于这些有着具体而微的喜悦和忧虑的父亲来说，过于符号化了。
对于被拐孩子的家庭而言，隐私的边界一直很难厘清。孩子未归来时，父母情愿把家庭的伤口一次次暴露在众人面前，以求更多关注度。现在孩子归来了，未来这些家庭会走向何方？这又是一个在法律和亲情伦理之间盘桓、缠绕的公众议题。寻找消失的父亲，也是在试图解答世界上最难解的亲情之题。
然而2021年，还有更多在路上的父母不该被人忘记，他们有寻找儿子杜后琪的杜小华、寻找女儿姚丽的父亲姚福吉、寻找女儿李静的母亲李秀华……他们企盼着早日走到寻子路的尽头，不用再经历一次次曝光和千百遍的雷同诉说，至此消失在媒体记忆里。
朱可铭，可以铭记
本报记者 王倩
找到朱可铭的那个下午，他正在自家的苹果园忙着侍弄果树。三天前的“5·22白银越野跑事故”中，牧羊人朱可铭救下6名选手的故事被人发掘，这个普通农民一时成了媒体追逐的对象。
他已经不知道接了多少通采访电话，对于采访请求，朱可铭显得疲惫，但还是耐着性子回答着来自上海、成都、兰州记者的问题。他没有看向任何人的镜头，不时看看地面又望向远方。
“你们这样的采访，让我心里更加遗憾，我觉得是我做得不到位，如果我能及时救助他们，可能就不会这样了。”简单复述了一遍救人的过程，这个脸膛黑红的西北汉子突然说了一句，表情严肃。那个瞬间，有个声音告诉我应该放下正在录像的手机，停止提问。
今年5月，牧羊人朱可铭在自家果园接受采访。 王倩 摄
5月22日，那个风雨交加的中午，牧羊人朱可铭在米家山的窑洞避雨，听到声响，他走出窑洞发现了第一位腿部抽筋的越野赛选手，接着又把包括张小涛在内的五人接进窑洞，帮他们生火取暖。其实，去找张小涛的路上，朱可铭还发现了两名已经失去生命体征的选手。没救下更多人，让朱可铭内疚，记者来得越多，这种内疚越重。
走访朱可铭所在的常生村，我发现不少参与救援的人都流露出这种情绪。
常生村是离事故发生赛道最近的村落，当天有60多位村民上山救人。59岁的杜兆宝为了救人在山上待了20多个小时，回忆起那个夜晚，他突然捂着脸蹲在了地上，无法再说下去。组织村民上山救援的村委会主任王忠，在采访时频频沉默，最后几乎哽咽地说：“我们能做的事情还是太少。”他们从未想过村庄附近会发生如此严重的事故，那些遗憾和痛苦细微而真实。
事故发生的第三天早上，我在白银黄河石林景区一家饭馆老板的指引下找到了一位从越野赛死里逃生的选手。
“我是跑5公里的。”浑身是伤的选手极力否认自己参加了百公里越野赛。为了争取采访机会，我决定跟他一起搭车回机场。两个多小时的车程，我两次试图采访都被拒绝，之后便是一路沉默。
在白银的三天，我一直小心翼翼地靠近采访对象，生怕在这种灾难性报道的采访中给被访者带来情绪上的伤害。完成采访常常仰仗被访者的信任，但那些重复的、残酷的问题让我总觉得心有亏欠。
再次见到朱可铭，是在今年10月底张小涛的抖音直播间里，朱可铭有些磕巴地推荐着自家的苹果。在被朱可铭救起5个月后，张小涛回到了那个村庄，帮救命恩人卖苹果。虽然刚刚收到母亲从家乡寄来的一箱苹果，我还是在直播间里下了单。
从直播间购买的朱可铭家的苹果。 王倩 摄
几天后，我决定写下张小涛报恩的故事，算是对自己的交代。我想让更多人看到这个善良的后续，想让朱可铭的苹果卖得更好。
最初，不知道是谁把朱可铭错写成“朱克铭”，无人查证，以至于不少权威媒体最早的报道中用错了名字。到了常生村，在村干部的强调下我才知道原来前一天报道中写错了。
写对牧羊人的名字，或许也是一种抵达的意义。对我来说，这位新闻人物的名字仿佛自带注解：可铭，可以铭记，铭记那场本不该发生的事故，铭记普通人救下普通人的善良，铭记自己在一场突发报道中的疑惑、不安和反思。
英雄张定宇
本报首席记者 王潇
清晨6点半的武汉东湖边，寒意逼人，我们在公园出口等待张定宇。
前一天，湖北省卫健委副主任张定宇终于同意接受我们的专访，并答应让我们跟拍一段骑行的画面。“只要是晴天，我都会去骑行。”张定宇说。
7点，穿戴着专业骑行装备的张定宇准时出现了，然而约好的电瓶车司机迟迟没有现身。
张定宇语气不悦：“我不会等你们，说好7点就是7点。我先出发了。”等电瓶车司机终于赶来时，张定宇的身影早已消失在路的尽头。
东湖很大。司机只能通过张定宇之前告知的途经地猜测路线。我们一路拍着空镜，无心欣赏风景，只是疯狂搜寻张定宇的身影，并猜测，“会不会，采访就这样黄掉？”
跟着张定宇的两日里，我们见识过他对时间的在意。他会一边理发一边回答提问；会因为学生发言不够简练而批评，“你一个人就占掉会议1/4时间”。
他的同事安慰我们，“他脾气急，说话直，但对事不对人。”终于，在一个路口，我们捕捉到了他的身影，立刻掉转车头追上去。后来，专访如约进行。张定宇果然只字未提早上的插曲。
追上张定宇，我们拍下了这张画面。蒋迪雯 摄
2021年，我们寻访采访对象的画面有很多，但今年3月在武汉东湖寻找张定宇的场景始终留在我的记忆里。有些时候，我们会下意识觉得英雄生而伟大，张定宇留给大众印象深刻的也是佩戴着花环接受勋章的英雄画面。可是在那一天，我们似乎见到了一个普通人张定宇。
他坦陈刚听到自己被诊断渐冻症时，“心理冲击很大”，花了几个星期才调整过来；他提到第一次有人报他的博士生时，“高兴得不得了”，“不是我选他（学生），是他选我”；他喜欢钱钟书和杨绛的书……
他一再地提醒我们感受当下，“现在因为我还能骑自行车，所以我觉得我很幸福，我能够感受到吹的风，感受到阳光，感受到大汗淋漓的感觉。”
……
我们幸运地找到了这些细节。它让我们最后的稿件不是铺陈一些故事短暂地打动读者，而是让读者理解，“英雄”的选择到底是如何发生的。
风里雨里，我们都要找到你
本报记者 雷册渊
7月下旬，一场罕见的特大暴雨席卷郑州，引发全国关注。7月23日上午，一段不到2分钟的视频在多个短视频平台转发：大雨中，一辆黑色SUV车被困路中，就在洪水快要没过车顶、千钧一发之际，众人向汽车游去，大家爬上车顶，砸破车窗，救出祖孙三人，并用水桶将孩子成功运送到了安全地带。
六七个大人在不大的车顶高高低低地站着，把两个孩子围在中间。有人形容这个画面，好像汪洋中的一座孤岛，让人充满力量和希望。 视频截图
这段视频着实震撼。即使那几天我们面对着海量的信息，它也让人过目难忘。作为一名特稿记者，我本能地想找到当事人，还原当时的情况。
然而手里的线索只有这段视频，没有任何文字报道和信息，找人难度不小。
在浏览了几乎所有个人号的转发视频后，我找到了这条视频的首发媒体中国吉林网，又幸运地在它抖音号的评论中找到了原视频的拍摄者@青年。
@青年的本名叫赵朋。他告诉我，7月20日下午他拍下了这段视频，并私信给了他在抖音上关注的一些媒体账号，中国吉林网剪辑并发布了这段视频。他还告诉我，因为他就在事发地附近工作，所以视频中大部分救人者他都认识，而且他们当时就在一起，一家当地媒体的记者正在赶去采访他们的路上。
太好了！我一边兴奋抢到了新闻，一边在微信上向栏目主编报题。选题立刻得到了支持：视频震撼、值得写，并且叮嘱“未必很长”。我们的判断一样，此刻，快速、准确地还原现场是最“解渴”的。
作为最先找到他们的记者，采访非常顺利。2个小时不到，我已经采访完了视频中绝大部分救人者和被救孩子的母亲，故事的原貌和细节都有了。
临发稿时，我突然觉得有什么还没表达清楚，如鲠在喉。记录这样的故事，到底想要传递给读者什么？采访中赵朋的一句话映入脑海。于是，我在键盘上敲下：“六七个大人在不大的车顶高高低低地站着，把两个孩子围在最中间，有人还为孩子撑起了一把大红伞。视频的拍摄者赵朋说：这个画面好像汪洋中的一座孤岛，这座岛却让人充满力量和希望。”
当天下午，《郑州暴雨众人砸窗救人的视频，当事人找到了！其中还有一位上海好心人》一稿发布。很快，解放日报官方微博设置“郑州暴雨砸窗救人当事人”的话题，登上了微博热搜，阅读次数达3600多万；其他媒体也纷纷转载并跟进报道；一些大V和公众号还从不同角度进行解读，如家庭教育、应急救援等，也推动了稿件的二次传播。
报道刊出后，11位舍己救人的好心人相继被找到，当地政府及获救者家属、爱心企业等对他们进行了表彰和感谢，“郑州好人”的故事有了完满的结局。
一场暴雨牵动人心，许多人的人生轨迹就此改变。暴雨中，我们找到了踩下油门投车堵决堤口的卡车司机、找到了被困列车上的乘客、找到了剧本杀馆里那些温情脉脉的故事……每次找寻都是一次挑战，却是身为记者的天职。
生活的勇气
本报记者 张凌云
上海闵行区疏影路1366号泊寓公寓的上空，每隔几分钟便有飞机低空飞过。但在今年7月前，在这里住了许久的童玉妹一家人从来没有注意过头顶上的飞机。
彼时，童玉妹的女儿小怡因为确诊尿毒症，需要靠透析维持生命，一天中的绝大部分时间，一家人都只能待在房间里陪孩子做透析治疗。所以，一间干净的房间，对异地寻医的家庭来说，显得尤为珍贵。
但就是找到一间能容纳一家三口的房间，对于很多异地来沪就医重症患儿家庭来说，都是件难事。很多家长只能在医院外找一个床位，每天有个能歇息的地方，或者只能守在病房外的走廊里。
直到同心圆小家的出现，童玉妹一家终于有了落脚点。这是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和北京同心圆慈善基金会携手，为外地来沪就医重症患儿家庭提供的免费临时公寓。一年间，有400多个家庭在这里找到了临时的落脚点。
我走进这个公寓后，见到了很多与童玉妹家有着相似经历的家庭。令我意外的是，在小家采访的几天里，我从这些家庭身上感受到最多的不是绝望与悲伤，而是遭受过暴击后不埋怨、不放弃、依然乐观的心。
童玉妹一家的房间墙上，贴着一张福字，桌上摆着的是小怡一个月需要吃的药。 张凌云 摄
在小家的厨房里，一位年轻的妈妈告诉我，这一路上，最难的时候，反而是生病的女儿给了他们力量，在重症监护室里，女儿托护士给她送来了一张小纸条，上面写着：“妈妈，你别担心，我要坚持下去，我还有很多事没做，还有很多梦要完成。”
童玉妹给我讲了一个“5分钟”的故事：她接到医院的电话，被告知小怡终于等到肾源、需回答是否接受移植手术的那一刻，喜悦和忧愁一同涌上她的心头。喜悦的是，小怡经过3年的等待，终于等来了肾源；忧愁的是，当时他们手头只有几万元，根本不足以支撑移植手术的费用。她对电话那头撒了个谎：小怡可能感冒发烧了，她得5分钟后才能确定是否能做手术。
实际上，那天小怡根本没有感冒发烧。童玉妹需要这5分钟给自己打气，以及为手术筹钱。
仅仅在5分钟里，当周围的亲戚朋友得知孩子需要做移植手术时，纷纷向他们伸出了援手。一笔笔钱转到了她的账户、微信里，村里的老人攥着仅有的一点积蓄来到她家门口。正是这些好心人的支持，才让这一家人能在当天赶到上海，连夜做完手术。而更让她没想到的是，在上海治病的过程中，他们又找到了小家，一路上收获了数不清的善意。
如今，做完手术的小怡身体正一天天恢复，小姑娘也有了让她欣喜的小事：原本因为透析导致晦暗发黑的皮肤慢慢变白了。童玉妹说，即使在最艰难的时刻，也要找到生活的勇气，只要积极乐观地过，日子里总会有惊喜。
就像那天，他们被邻居从房间拉出来看头顶上的飞机，一家人站在天台上看了许久。
闪耀的忠魂
本报记者 郑子愚
2021年清明前后，我得到一条线索：松江烈士陵园祭奠着新中国成立前后为国捐躯的173位松江籍或在松江牺牲的烈士。1993年，陵园在一块墓碑上统一刻下80位抗美援朝烈士的名字。但直到2011年陵园扩建时，才给每位烈士都立了一块碑。因信息缺失，亲属难以找寻，近一半烈士的墓地无人祭扫。而另一方面，不少烈士亲属也在寻找烈士们的忠骨。
不只在上海松江，在全国多个烈士陵园都存在类似情况。我想要了解，在这些寻找的背后存在着怎样的情感。
顾伯平家住上海松江。他的大哥顾伯琦曾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批海军战士。后来，他为保证学员安全而牺牲，又因当时的通信条件，顾家失去了顾伯琦埋葬地的消息。半个多世纪以来，顾伯平的心头萦绕着一个结：找到自己大哥的埋葬地。近年在相关单位的帮助下，现年70岁的顾伯平先后找到了大哥位于松江烈士陵园的衣冠冢和位于大连的忠骨埋葬地。两次得知线索，他都表现得像一个孩子，兴奋得整夜睡不着，会催促妻子提前出发，哪怕早到一秒都好。
顾伯平和我聊完后，给我发来一段外孙女演讲的视频：上初中的她把外伯公的故事讲给自己的同学们听。她的声音铿锵有力，眼里满是自豪。英雄的故事在她的嘴里流传下去。
历史钩沉，这些双向奔赴里有太多错过。烈士沈辛之曾参加上海救亡工作，并在温州一带做宣传工作。沈辛之牺牲后，以沈辛之兄长为代表的家属们一直在寻找他，另一方面，沈辛之的战友们也在寻找沈辛之的家属，却与沈辛之家属们擦肩而过。一位母亲一直苦寻曾从事地下工作的儿子，当年她只能偶尔从土屋墙缝收到儿子的留言条，错过了与儿子照面的机会，至死未见儿归。一位兄长用尽后半生寻找自己的弟弟，却抱憾而终。
采访结束后，我在松江烈士陵园走了一圈。陵园庄严肃穆，苍松翠柏，郁郁葱葱。转角处的石碑上，一行大字熠熠生辉：“仰望星空，就能看见你闪耀的忠魂。”
永不消逝的信念
本报记者 李楚悦
7月初，我在美琪大戏院里看了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故事是早已熟知的，但我仍被深深打动，演出结束时忍不住掉了眼泪。
那场舞剧之后，我始终在追问：那种震撼人心的力量到底是什么？
李康将。 李楚悦 摄
2021年是建党百年，我在一则新闻里看到李康将老人的故事，当年她身为发报员，身在“永不消逝的电波”的另一端，收到了李白烈士那句“再见”。电视的镜头下，年逾九旬的李康将老人回忆当年，眼里闪着光。
我被她眼里的光吸引，勾起了那天在戏院里看舞剧时的体验。我决定去拜访她，重新串联起电波两端的故事，也为了找到那个问题的答案。
见到李康将老人的时候，是北京最美的时节。老人居住的大院是国家安全部的家属区，大院里阳光明媚，初秋的风也轻柔。领我去的国家安全部老师介绍，这个院子里住了太多“传奇”，在这些小楼里穿行就像走过一段段历史。静谧的院落里回荡着老人们的歌声：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那些坐在轮椅上晒着太阳的老人们，有许多都在半个世纪前参加过隐蔽战线的斗争，参与一个国家的缔造。
却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我在李康将老人家的沙发上听她娓娓道来当年的经历，同她一起翻看那些黑白旧照，回忆在延安窑洞里守在电台边的岁月。李老的房间里放着一架钢琴，那是她的姨妈关露送的。我们又聊起这位打入汪伪特工总部“76号”的女战士……在她的叙述里，我脑海里有一些字眼渐渐清晰起来，但我仍不确定。
我继续采访，也继续寻找。从北京回到上海后，我见到了李白烈士之孙李立立。感谢他的坦诚，与他畅聊的那两个小时里，作为记者，也作为共产党员，我看见了70多年前先辈为了实现理想、践行信念、付出一切的场景。我离那个答案更近一些了。
李白故居。 李楚悦 摄
虹口区黄渡路107弄15号——李白烈士故居，我踏上通往阁楼的木质楼梯，李白烈士正是在那里发出“再见”后被捕的。电台发报的嘀嗒声犹在耳畔，光从窗外照进来，一片明亮。终于，我在那片光亮里找到了寻觅许久的答案。那些不断敲击我心灵的力量，来自共产党人的爱与信念。
我把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海报又翻出来看，上面写着宣传语：时间奔流不息，爱与信念永存。
栏目主编：宰飞 文字编辑：宰飞
来源：作者：原点栏目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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